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我辍学在家，给生产队放牛，成了一名正式的牛倌。正规的学校读书生活正式结束了，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读书生活开始了。
　　 那时，我对书并无特别的嗜好，并没有认识到书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内容，导致后来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是一个纯粹偶然的原因。
　　 文革深入到农村以后，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人们非常盲目，认识也极为混乱。红卫兵把文革前所有出的书籍（除开马列毛泽东著作），都当作了四旧中的“旧文化”加以围剿。凡属家里有一两本书的都要交给红卫兵造反派，成分不好的人家要通过抄家查验。在我们大队，这些收缴来的书籍便交给了当时的大队妇联主任保管，这个妇联主任便是我的五婶。
　　 有一天下雨，我们孩子们玩捉迷藏的游戏，从新堂屋的跑马楼玩到旧堂屋，从旧堂屋又玩到五婶的家里，我们有几个孩子就爬到五婶家的楼上藏起来。五婶家的楼上黑咕隆咚，只有屋面上几片玻璃瓦透下一点光来，我们藏在扬尘火炕的楼上，当视力适应那里的环境之后，便发现那楼板上堆放了一大堆书籍，我们都非常好奇地在里面翻捡着，忘记了捉迷藏的那套把戏。我们不知道什么书好，什么书不好，一个人拣了一本八成新的厚厚的书，贴肚夹在裤腰带上用上衣盖着，偷偷地下了楼，溜出了五婶的家。
　　 我偷来的那本书是一本小说，叫做《战斗的青春》。里面有个战斗英雄叫李铁，有个叛徒叫做胡文玉，还有三个女杰，我深深地被书里的抗日故事和抗日英雄所吸引。
　　 我是坐在牛背上读完这本小说的。
　　 那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六七条牛，配一名牛倌。这名牛倌一般是老幼病残者担任。我们铜盆冲有五个生产小队，上庄生产小队是一个是一个独立的牛伴（系牛的山坡叫做牛伴），自然生产小队、大塘生产小队和我所在的福兴生产小队共用一个牛伴，这是一个大牛伴，一般系有二十来条耕牛，茶盘庄生产小队独立于屋场之南二华里，他们有一个独立的牧场。我们铜盆冲大屋场有一条宽阔的牛路，有两处宽阔的牧场，一处是董家坡，一处是五嘴四坡，两个牧场是连续在一起的。当我们大牛伴的群牛走上牧路进入第一个牧场之后，就会遇到上庄生产小队那一群牛，这时，牧场上就有了四个牛倌。
　　 四个牛倌中，只有我是一个小孩。上庄生产小队的牛倌叫其言伯，他有轻微的支气管炎；自然生产小队的牛倌叫铜脑壳，他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大塘生产小队的牛倌叫顺四爹，他是一个健康的人，那时大概是六十几岁，他同时也是我们这群牛倌的总管。我们把牛圈在牧场上，顺四爹便给大家分任务，各人把守一方。我背一个小凳子，头戴一顶破草帽，手握一支小竹鞭，还拿了一本《战斗的青春》。
　　 在我的家乡，这种牧牛法叫做看伴牛，它使人轻松悠闲，非常适宜读书。我就这样交换着读了从五婶家楼上偷来的三本小说。看得入迷时，牛翻山越岭走远了，顺四爹便吆喝着我换一个位子。
　　 有一天下雨，我和屋场里一个叫幸哥的同庚去他的姐夫家借书。幸哥说，他的姐夫家有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叫做《林海雪原》。我们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一个叫做罗文庙的屋场。说明来意后，他的姐夫无论如何都不肯将书借人，只答应在他的家里将书给我看一看。主人把书给我，我一眼就看出了主人是一个爱书之人。他为了防止书页的散落，便在装订线上打穿几个洞眼，一边用一片密节的老竹片夹住，将书重新订了起来。读这样子的书，你只能一双手并用摊开读，人很费劲，书却是保管好了。我和幸哥死缠活磨，终于磨来了这本书。他的姐夫提出一个条件，我不能拿回家去读，只能在幸哥的家里读。
　　 幸哥姐夫的谨慎是很有道理的，他怕这本书遭到红卫兵的没收。幸哥的父亲是老共产党员，土改根子，又是大队支部副书记。虽然文革来了，副书记没当了，没有人会把他怎么样，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我们家庭就不同，造反派去抄家，革委会也去抄家。
　　 第二天还是下雨，我一早就到牛栏去放草放水。早饭后便到幸哥的家里去读《林海雪原》。读一个上午，我没有挪窝。他们家吃中饭了，我还是没有挪窝。下午又看了一个下午，我紧赶慢赶就把这本小说给看完了。幸哥的父亲从此就叫我书呆子，他的兄长叫我书憨子。我的这股韧劲感动了幸哥的父亲，他问我这本书都讲了些什么？我告诉他，这是一本小说，也就是一本讲故事的书。它讲的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剿匪小分队，在东北的林海雪原剿灭五股顽匪的事情。幸哥的父亲说，这本书应该不是毒草，你就拿去多读几遍吧！
　　 得到了特许，我便将《林海雪原》带回了家。后一边放牛又一边读了三遍，真是读得滚瓜烂熟了。我熟到了什么地步呢？我可以一字不差地从头到尾按顺序说出小说三十八章的标题；可以一个不错地说出每个人物的名字和他们的性格特征；可以按顺序讲出一个一个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讲匪徒对老百姓的残害，有的是讲解放军的剿匪战斗，还有一些生活片段。
　　 《林海雪原》这部小说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从没有忘记小说扉页的题词：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敬爱的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同志。少剑波年轻时偷吃外甥的饼干，这种生活细节的描写既妙趣横生又是学写作的一个范例。我向往杨子荣的传奇经历，渴望少剑波的机智果断，我幻想着能像高波一样警卫首长的安全，甚至对异性产生好感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因为小说还写了少剑波和白茹之间的神秘恋情，我还有了许多东北地理的概念，如：长白山，牡丹江，哈尔滨，夹皮沟，奶头山，威虎山等等。
　　 就是这本《林海雪原》全面挖出了我的读书瘾，并且初步确定做一个怎么样的人的志向。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八九年，我从新华书店买来一本新版的《林海雪原》，原想重新读一遍。可是，我读不下去了。为什么读不下去呢？大体上是觉得它浅了一些。但是，你叫我去真正说清读不下去的原委，我估计自己还是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的。
　　 读书一上瘾，就会千方百计去弄书来读。那时候，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许玉华。他是许胜屋场里的人，他的父亲在岳阳中医院做院长，他的母亲是我们铜盆冲的姑娘。许玉华喜欢到我们铜盆冲他的外婆家来玩，一来就要住上好多天不走。我们俩在一起玩的时间多，他见我读书有这么大的瘾，就说他家里有好多书，可以借给我看。
　　 许玉华经常往城市里跑，就变得很调皮。
　　 有一天，我同他走了十几里羊肠小路，来到许胜屋。在他的家里，我挑了三本小说，也就是当时正在批判的“三红”，即《红岩》《红日》《红旗谱》。下午，我们又步行到荣家湾。那时的荣家湾，还是一个极为破败的小镇，由于第一次来，便觉得很新鲜，四处去转去看。忽然，在火车站的一个小屋子外边，我透过窗棂看见屋里的书桌边有一个书架，书架上码了几十本书。我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其中有一套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让我反复琢磨：我们有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还有“史”？这套书该藏有多么高深的知识。我站在窗台下一动也不动，心里一次次闪过这样的念头：将这套书偷回家去读一下如何？我在心里比试着，我的手够不着书；用棍子挑呢，书又巴不住；另外，我一点都不晓得这屋子里头有不有人。我这样呆呆地站着不肯走开，往南开的火车过来了，许玉华拉着就往南跑。我们没有钱买票上不了火车，许玉华说，别慌，我有办法。那时，客车的上车梯道是凹进去的。等到火车启动的时候，他就拉着我走进那个梯道，用一根从许胜屋带过来的铁棍拦住梯道的把手，我们就这样坐火车到了秀水车站，我当时吓了个半死。这是我第一次去荣家湾，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许玉华说，他经常这样子坐车。
　　 带回来的这套“三红”小说，我最喜爱的是《红岩》。这本小说我也看了几遍，从看第一遍起，江姐和许云峰的形象就在我的心里扎了根，几十年来再也没有拔起来过。读这本小说，我又进一步扩大了视野，让我知道了许多铜盆冲之外的世界。比如有一座山城，很大很大，它就叫重庆，重庆有条街，它叫沙坪坝，还有一所大学，就叫重庆大学。重庆有两座监狱，一座叫渣滓洞，一座叫白公馆。重庆之外有座山叫华蓥山，山上有支共产党的游击队，游击队里有名威风凛凛的双枪老太婆。我还知道了重庆地下党，知道地下党办有一份报纸叫做《挺进报》，成岗和刘思扬就是《挺进报》的骨干。我还知道了什么叫做叛徒，什么叫做甫志高。看到后面，还知道了共产党的刘邓大军。我把江姐许云峰蔑视敌人酷刑的高大形象印在脑子里，当敌人用竹签子把江姐的钉在墙上的时候，江姐说：竹签子是用竹子做成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铸成的。这是何等的豪迈和坚强，又是多么的潇洒！我一边读《红岩》就一边想，要是我也是当年重庆庆地下党的一员，我也会像江姐许云峰一样的。
　　 我对共产党最初的认识就是从这虚幻的小说中得来的，我却不知道这些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是塑造的，是共产党的作家塑造的。
　　 后来一件非常的事情给我这个幼稚的想法来了一个无情的嘲弄。
　　 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福兴生产小队政治学习室毛泽东肖像下，出现了一条“反标”，反标上面写着：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最先发现这条反标的也是我们这群孩子，我一眼就看出了那是谁写的，因为我认识这种字体，它也是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但是，我不能说，这在当时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案子，要斗死人的。上级一而再再而三地限期破案，案子却毫无进展。一直拖到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一天，我从费家河的治湖工地上回家，那天晚上，让公等几位大队干部将我叫到一间紧靠后墈的民房里，他们吹灭油灯，在黑暗的夜晚和我谈话，动员我承认那条反标是我写的。他们进行诱供和威胁，我没有做这种事情当然是不能承认的。这时，我也想起了江姐和许云峰的形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江姐和许云峰面对的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是做了某件事打死也不说。我面对的是共产党的两个小干部，我是没有做某件事坚持不承认。后来，纠缠了几小时，他们又叫我说出是谁写的，说我一定知道。我说我不知道。这两名共产党的小干部把我没办法也就放我回去了。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这件政治案子也就一直没破。今天想起来这也确实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小孩子知道什么，有小孩子这么做，纯粹是一种逆反心理在作怪，闹着玩而已。如果有意为之，他就会写：打倒毛泽东，保卫刘主席。没这样写，可见就是孩子们的闹剧。
　　 其实，这一类孩子们的闹剧早就出现过。还在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大家都会唱一支叫做《东方红》的歌了。歌词开头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名叫五仔的孩子就把歌词给改了，他改成“东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毛邓拓”。五仔那年十六岁，比较懂事一点，他把这改了的歌词教给十岁左右的孩子们唱。这群细伢仔就满屋场去唱，终于闯了祸。一天晚上，造反派将全屋场的细伢仔集中到小学校去开会，追查唱这支歌的人。查出来之后，就叫他们跪下，再把他们的家长找来教训自己的子女。家长们气得抖抖索索，一人拿手里拿一根棍子，当着造反派的面将自己的孩子痛打一顿。
　　 就在我非常爱读小说的同时，我也开始喜爱读毛泽东的书了。
　　 最早接触到毛泽东的书，那是读高小的第二年，我们每个学生发了一套《毛泽东著作》乙种本。当时，没有做课上，自己也没有读过，但是，毛泽东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里是渐渐地树立起来了。文革来后，先是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破了四旧，就要树立四新。这四新如何立，在全国也成了一个难题。给这个课题做出答案的是林彪，他早在军队中就有一个题词，叫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中，将“读毛主席的书”摆到第一位是很有道理的，你不读毛主席的书，就不知道毛主席说了什么。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怎么可以听他的话？你不读毛主席的书，就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指示，你不知道他有什么指示，怎么按他的指示去办事？只有读了毛主席的书，才能按照毛主席说的话去做，才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有人反对过林彪的这个题词，似乎从这个题词的本身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在六十年代，我们军队中也是英雄辈出，出过雷锋，王杰，欧阳海。那时候，共产党有一个词，叫做树立英雄，塑造英雄。既然是“树立”和“塑造”，就一定不是真的。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雷锋、王杰、欧阳海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那时候小，对这个说法没有怀疑，他们三个人本身就是军中战士嘛。后来又出了一个焦裕禄，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当时我对这个说法却是大惑不解。我那时候就想：毛主席当过老师吗，毛主席教过焦裕禄吗，他们认识吗？许多年后，我长大了才明白，那是说焦裕禄是读了毛主席书，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比如毛主席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焦裕禄便雪夜访贫问苦，带领兰考人治风治沙，累死在兰考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这样，他就成了毛主席的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