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如何，在“说”的方面表现得最为敏感。
　　 读书期间，自己正赶上十年“文革”。1966年跨入小学校门，1976年高中毕业（当时是“九年一贯制”）。这十年里，不少人“说”的权利曾被剥夺了。有的是被别人强迫剥夺的，有的则迫于形势，可以算是“自我”剥夺的。对“民主”一词，因不接触，颇感陌生。
　　 记得上小学的头一天，家里人就千叮咛，万嘱咐：别乱说。我虽只八岁，但自己也深知其中的含义，那就是——不该说的别说；该说的，也别说，一旦“走了嘴”，惹出事端来，那就麻烦了。因家庭出身不好，在这方面就可得留神。这十年间，名曰“上学”，但真正坐下来读书的“机会”却很少。有时学工，有时学农，有时学军。背上小行李卷，到农户家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春天浇水种地，夏天间苗锄草，秋天割高粱拉黄豆。冬天也闲不着，不是野外拾柴，就是起早捡粪，还得送到几里之外的学校。
　　 闲着无聊，除了练字，还想学着写点啥，也就是想学着“说”点啥。小学五年级时开始练笔，开始投稿，到初一结束，仍“颗粒未收”。
　　 父亲发现我往省里投稿后，心里就发慌。说是出了政治问题，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避免其阻拦，就偷着写，在同学家里写，在亲属家里写，然后，偷偷寄出。
　　 1975年读高一时（相当于现在的初三），第一篇言论稿《谈“比”》，终于在《黑龙江教育》第6期发表。自己高兴极了，收到样刊的那天，彻夜未眠。那时，父亲在外县出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当身边的队友手捧杂志问他时，他也高兴地笑了。几百字的“豆腐块”被刊用，本不值一提，但这里高兴的是，在“说”的权利上，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民主程度的真正扩大，还得算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20多年间。1999年7月的一天，诗人李凤岐拿着我的拙作杂文集《灯下漫笔》说：“这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是民主法治的结果。”两句话的行为主体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是指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
　　 凤岐老师的话，既说得我心里暖烘烘的，也着实令我冷静地思索一番。从不许说到可劲说，由不敢说到放胆说，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变化啊！
　　 为了“说”，人们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古往今来，有的招出杀身之祸，有的被逼得妻离子散，有的遭到非人的折磨，甚至喉管被割。
　　 今天，民主的程度真正扩大了。各级各类的学会、协会、研究会之类，就是为人们充分发表意见而拓宽的渠道。各党政机关内部，也经常召开议政会、座谈会、研讨会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激发起人们“说”的热情，动员大家把心里话全都说出来。
　　 “说”虽是人的基本权利，但由于政治背景的作用，有的时期，人们不得不进行自我阉割。现今，人们终于有了“说”的环境，“说”的氛围，“说”的热情，一句话，就是“说”的权利，终于可以得到充分享用了。
　　 事情总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由过去的“不许说”，到现在的“动员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目前尚存“说也白说”的弊端，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制度的完善，还是大有希望的，因为，总算有了“听”的前提。倘若不让“说”，势必就不敢“说”，不能“说”，连“听”的内容都没有，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