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的龚娘总是卑微地观察着四周的反应，这就是我最初对龚娘的印象。
　　 第一次见到龚娘，是透过后院的门缝，我瞧见了一张很丑的脸，在我的想象中只能用猩猩来形容，因为那张脸，很符合猩猩的描述，干枯黑瘦的长脸，突出的额头，大嘴龅牙，塌鼻，唯一没有的就是猩猩那灵活的眼睛，因为她的目光总是低垂的，她小心翼翼地走过人们的身边，快速的逃离后面议论她的长舌。
　　 龚娘不是本地人，她的姓在我们那里是很稀缺的，口音也明显与我们不同，夹杂着很多我们听不懂的字音，没有具体打听过她到底来自于哪里，反正是长舌们口里的“外来婆”。后来听说，她其实是外县的一个寡妇，因为丑，也因为穷，就改嫁到这里来了。龚娘改嫁的这户人家，就住在我家后院的一个偏房里，那是一个很乱的大杂院，大部分都是搭建的用来遮风挡雨的小房子，挤着一家好几口人的，各户的职业、身份、经济条件都不相同，龚娘的那户人家，就更加不像个样了。龚娘的丈夫，天生的残疾，下肢根本不能直立，平时只能用双手撑着两个小木方在地上挪移，好在他还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就是在我们当地的蔬菜公司卖菜。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才有人还愿意嫁给他，他在龚娘之前也有一段婚姻，还留下了一个儿子，至于怎么走了，别人也没有再议论，因为他住在这个大杂院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只是龚娘了，带着一大群儿女，挤在两间小木屋里，终年的烟熏火燎，木板都是黑的，看不到哪里有光亮。龚娘的生活，我也看不到哪里有光亮，青布衣还是老式的对襟，已经洗的泛白，袖子、领口、手肘部位都是补丁，包裹着鼓鼓囊囊的身体，因为没有办法平整，里面的衣服都是长短不一从别人那里拣来的旧衣裳，勉强遮住身体，挡住刺骨的寒风。龚娘的那两间房，也是歪歪斜斜的，没有厕所，也没有正经的厨房。厕所就在旁边挖了一个坑，搭了木板，他家的丈夫是不方便上厕所的，只能用一个陶罐接了再去倒掉。厨房就搭在一个房间的角落，另一个角落就是他们夫妻的床，连一个帷幔都没有，床上的被子，也是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床边勉强还有一个小木窗，透着一点点光亮，也挤进来一点点外面的气息，空出来的地方，只是可以让大家落一下脚钻到里面的房间，不时还可能踢到了躺在地上的小东西，那可能是龚娘在外面捡来的柴火或别的东西，里面的那间小房子，倒是用布隔开了成两间，男孩子一间，女孩子一间。我估计应该是女孩子大了后自己隔开的，那块布也是黑不溜秋了，还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女孩子的房子是放在外面的，因为可以借外面的光亮照照镜子；男孩子隔在那黑布的后面与世隔绝的样，我是从来都不敢往里瞄一眼的，总觉得黑布后面就是聊斋。
　　 龚娘是他们家的顶梁柱，因为男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们家所有的活都是龚娘带着孩子们做的，脏活、累活、杂活，柴米油盐的生计都是龚娘操心，她丈夫除了上班，就是在蹲在巷口等着别人来陪他下几盘简易的围棋，一直到天黑，等着龚娘来喊他吃饭，才骂骂咧咧撑着木方往家里挪，龚娘或前或后的陪着，也不去回丈夫的话，幽幽的长巷留着他们一高一矮的身影，在暮色中显得无比的苍凉。我不知道龚娘的心里有没有过欢畅，因为我没有看到过她的笑，没有在她的眼里看到过希望的光，五十岁左右的人，皱纹却似一道道的沟壑，留着深深岁月的痕迹。她难得的笑也是在邻里善意问候时的苦笑，那样子也是哭比笑好。她常常从山上去砍了柴火，顺便还要挖一点野菜，挑过大街小巷，还要再捡点东西回去，一天忙忙碌碌，但是家里还是经常揭不开锅，隔三岔五带着最小的女儿到邻居家去借钱借米，声音卑微到只有自己听得见。好在邻居都还和善，没有怎么去为难他们，我母亲就经常借给他们，从来都没有去计较，也有个别的邻居叨叨几句的，她就会慌乱地退出别人的家门，或许他们那天的晚上就会煮一大碗稀稀的面条搭一点烂菜叶子每人分一碗，昏暗的灯光下，没有表情，只有窸窸窣窣的喝面汤的声音，偶尔还有孩子们忍不住用舌头舔碗的声音和那不争气的肚子发出地“咕咕”声。
　　 龚娘的孩子们也不是很争气，身板子倒是都很高大，却没有一个有出息。孩子们因为都不会读书，早早就辍学，大一点的孩子顶了父亲的职，勉强有了一个工作，与郊外菜户的女儿结婚独立出去了，后面小一点的孩子就这么拉拉扯扯好不容易大一点就在社会上打零工了。其中一个男孩子，因为对饥饿和贫穷的恐惧，养成了顺手牵羊小偷小摸的习惯。那个年代，是对小偷小摸严厉打击的年代，时常有派出所的片警或所长到他家门口喊话，要他的父母去派出所领人。我们那时候对派出所所长也是恐惧的，听到所长的高嗓门吓得都躲起来的，那男孩子小小年纪却变成了派出所的常客，在我那个年龄想象是有限的，无法想象出关在派出所是什么样，脑海只有电影里的画面，多想一下就只剩下哆嗦了，也无法想象他怎么能承受多次的被抓被放，反正想起来就是颤惊惊的，我也远远躲着那个男孩，没有沟通，连眼光都是躲过去的。他的父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找人打了一副铁链把他的双脚都铐了起来不让他出去，他整日在院子里，戴着那叮叮哐哐响的铁链蹦来蹦去，更增加我的恐惧感。有一天他父母稍有疏忽，他又逃脱，没有再回这个家。因为这个儿子，龚娘在人群中更抬不起头，一九八三年“严打”那一年，这个儿子又落网被抓。我是在放学的路上看到他五花大绑被武警战士押着游行示众的，我们还有短暂的目光交流，我是因为恐惧和惊愕，他可能是因为好久没有看到熟悉的脸，我也看到他那种目光是可怜和卑微的，我不敢多看，默默走过。从此再无他的任何消息，龚娘也视同没有这个儿子，没有悲伤，没有哭泣，是真的没有吗？我不知道……
　　 龚娘在这个家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在她的残疾丈夫去世几年后她也走了，她像熬干了的灯芯似地躺在棺材里，瘦骨嶙峋，穿了几层寿衣也撑不起她的身子。她终于可以穿着整齐干净的衣裳走了，龚娘在那边是否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