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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在他看来，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的情形是不存在的，也毫无意义。人们总是把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兴趣和观念，像袈裟一样披在历史事实的身上。为了现实的价值意义，我们对曾经发生的过往以及人事，做出全新的诠释。他的角度一定区别于以往，其目的也仅仅是服务于今天。
　　 那么周非先生《重叙历史》三部曲之二——《非议历史》，又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角度、方法和结论呢，有多少是我们所期待的呢？
　　 这个周日天气晴好，我在自己的北边开有窗户的屋子里点燃一支烟，开始阅读一种新的历史观。
　　 该书对这部新作做如此介绍说：
　　 本书用健康的心态和理性的方法，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历史按文化发展的脉络分为十个时代，揭示了“智谋文化”、和“大一统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发展，解决了三大问题：为什么中国会从“大汉”“盛唐”的辉煌灿烂走向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究竟是什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到底应该“复兴”什么？
　　 也许这就是周非先生传输给我们的其关于历史的新信息。
　　 如果说《拷问历史》是列举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做出不同凡响的个案分析，以期以点带面，辐射开去的话，那么《非议历史》则从时间脉络上一路走来，按照作者梳理出的十个时代，逐一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当然，这个历史是周非的历史，就像作者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他们当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掘出属于自己、验证自己的历史。这是有理由的，也足以说服读者。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完全摆脱了过去做历史只采信信史的习惯套路，这就更像是社会发展史、文化史。因为我们的历史往往是有预谋的，也往往为尊者讳，所以秘而不宣的很多。
　　 把我们的文明史截成十个片段，每个切面都有一些特点，各个切面之间也有似是而非的关联，这比过去以朝代顺序，做平面描述和数据分析要不知高明几许。这种架构是全新的，叙述语言也颇似房龙的笔法，深入浅出，涉笔成趣。还因为作者是自然科学的班底,又多年来浸淫于哲学思维，故而，他总是能读出历史背后的东西。而这是一般的历史学专业所无法完成，甚至涉猎的。
　　 关于为什么叫《非议历史》，周先生如是说：第一，我笔名叫周非，议论历史，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叫“非议”；第二，我的历史观，有许多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就连整书的结构章法，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名之为“非”，不亦可乎！
　　 他还说，有个大家提醒他，一本书不可有太多的新观点，一两个即可，关键是能说透，使人信服。无奈，我做不到，因为我的目标是梳理清中国文化，角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意迭出，且自成体系。
　　 黄昏适时来临，是很适合我现在话题的。只是因为天气转了多云，没能见到夕阳，而且窗外的天空，以及天空下的高楼和树木，多了一些肃穆和凝重。思绪于是辽远而深沉阔大。
　　 泱泱五千年，华夏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可是在周先生眼里，就是这样十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神话时代。当然这是指的上古时候，当人类认知能力和与自然地融合能力还欠缺时，先人们就期望神话可以解决问题。事实是，我们今天不能理解那时，所以称之为神话。假如当时就是那么个样，又能如何？我们只是猜测罢了。在人类造文字前，我们只能凭借口耳相传的神话和传说，权且当做芝麻开门，来回溯以往，以今知古。
　　 在神话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先民们充满了智慧、勇敢、想象力和思辨力，对宇宙、生命本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超越时空，人的情感的归宿等一系列终极问题都有自己的关怀和探索、思考。
　　 我们的想象力在日渐萎缩。我们的“创世纪”故事，依然不能脱离阴阳五行的学说。神话故事关于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战争则是人类氏族、部落之间适者生存和不屈服于大自然的曲折反映，牛郎织女的意义在于农耕时代，人们对农业、粮食、勤劳、孝悌的赞美。
　　 而到了三皇五帝的时候，人类则进入了第二个时代，即理想时代。理想时代是一个“大同社会”，周先生说：这是后来的圣贤们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和理想而杜撰的。其实从字缝里可以看到，这时候胜者为王，弱肉强食，所谓的禅让制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彼时有两大贡献。其一是仓颉造字，整合和传承了人类的智慧。其二是农业水利有了长足发展。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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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古希腊斯巴达人还在崇尚英雄主义的时候，中国却进入到文治时代。文治秉承了敬天的原始宗教思想，以人法天，制订人间秩序，后人称之为礼。它其实就是一套行为规范。礼强调教化作用，也有自己的理想乐土，更促成了“官本位”。周先生说，官本位有三条要义：一是官是辅助、代表天子治理天下的；二是天下事，无不以官治之，官受命于天子；三是一切知识分子皆为官府所用，基本散失自己的独立性。只有到了第四个竞争时代，知识分子里面的一部分成为策士，讲求变通的智谋，才部分获得选择的权利。智谋文化产生于礼乐崩坏和失信，变通则是以智补信。礼被破坏，规则被戏弄，民主未得，而强权崭露。知识分子不能一门心思做学问，而是为了基本的生存权利，追求智谋机变，并由此奠定了以智谋为主线的中国知识史。
　　 第五个帝国时代就是智谋打造的。在这个期间产生了传统价值核心之最高体现者：大一统。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里，我们可以发现大一统的很多方面：如疆域、思想、学术、政体、思维方式、成人方式、民族一统、家国同构、三教合一等。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史记》产生后，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此后，信仰危机时代也随之来临。儒的地位得以空前提升。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后，儒术发展为儒教。把儒说成教，必须区别董仲舒之儒和孔子之儒。孔子是从救世的立场出发，大力倡导被理想化了的西周王朝的社会秩序——礼，他关心的重点是建设一个太平盛世；而董仲舒则是从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立场出发，拿儒学做工具，神话皇权，构建一套以“天威”为核心的人间秩序和绝对真理，因此成为“天理”。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汉王朝的分崩离析，更可怕的信仰危机来了。知识分子开始了自觉的思考。建安风骨和魏晋风流是截然不同的人生风向标。至隋唐开始复兴，这是第七个时代。
　　 隋唐的创建经历相似，只是李唐更幸运一些。因为立下无字碑的女皇帝武则天实在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李隆基推波助澜而造其极。开元盛世带来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带来诗歌等文学的繁荣。之所以文艺能够复兴，除了盛世需要文艺外，科举制度功不可没。
　　 宋代以降八百年，当权者为了稳坐龙椅，江山永固，基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敌当前却“崇文抑武”，工商兴盛如清明上河图，却重农轻商，变法改革下的国有制，儒学复兴却杀出一彪“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文官制度下，一边是中央集权，一边还大兴文字狱，科举制度异化成半部论语治天下，好多活生生的汉子恁是给八股文弄得疯不疯癫不癫的，海洋时代既能郑和下西洋，也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直使得万马齐喑究可哀，遂惊诧于西人的船坚炮利，只得割地求和，呜呼哀哉。
　　 中国历史从大唐盛世到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是文化的力量让统治者选择了“逆动”的大政方针所致。其肇始于黄袍加身、又杯酒释兵权的北宋。赵氏家族开创文人带兵的国策，继而宰相失位、政教合一、王安石好心办坏事，外来文化两度入主中原，却又良莠不分，尽往刺窝里钻。在启蒙时代，李贽第一个开始启蒙，洋务运动也确实有那么个意思，刚刚有点民主、科学的萌芽，可是皇帝那儿不答应，明朝大财主沈万三、以及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影子，从兴盛到衰落，已经见证了此路不通。因为西方列强的鸦片战争，人们也只好救亡图存，与近代文明擦肩而过。
　　 “五四运动”是最近的觉醒，当前是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需要率先复兴，而复兴文化，要在大汉盛唐找根本。第十个时代无疑是我们的超越时代。
　　 机会在我们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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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是准备今天到市里去拜见某个领导的，可是胃病又犯了，疼得厉害，就没去成。大约我的胃是出了问题的，往往受点凉，就疼。而事实上，我又特别贪凉。于是，常常为胃病困扰。
　　 就这样，我在家继续读《非议历史》。在前面，我已经将该书的大致内容做了一个梳理。细心的读者自然可以发现，《非议历史》确是很多非议，迥异于传统的历史读物，也不像百家讲坛那样做普及性的工作。它首先有一种很理性和客观的眼光，不受业成定论或者权威版本、说法的羁绊，以现有的更丰富的资料为依据，对中国历史做全新观照。还有就是，它的角度也是多维的，这可能得益于作者长期从事过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经历，论点新颖来源于论据充分，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能用数据说话。最重要的当然是，全书有很多闪光的点，像珍珠一样串起来，形成一个缜密系统的体系。我很愿意就这样的一些点说说话。也许这是读者最愿意看到的。
　　 中国人的爱情很早就出了问题。在创世纪里面，抟土造人的女娲，是因为与伏羲兄妹交合才生产出人类的。嫦娥奔月，是不是与后羿的移情别恋有关联呢？在很多民间故事里面，爱情往往不伦不类。如牛郎织女鹊桥会、白娘子与许仙都是异类之恋，孟姜女哭倒长城，也是人间悲剧，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更惨了，梁祝化蝶说明神话都是人类诉求的曲折反映。在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不是也有点不正常？
　　 中国没有独立的文人。在诸子百家时代，文人很是风光过。可是，他们总是走学而优则仕的套路，孔夫子周游列国，何其惨也；屈原去国怀沙，至自沉汨罗江。像风光一些的苏秦、张仪，也只是打工一族。文化人为了给自己谋出路，不做正经的学问，却种瓜得豆，演绎产生一种智谋文化。这种文化的实质其实是学得屠龙术，卖于帝王家。“斗酒纵观廿四史；炉香静对十三经”，皓首穷经、博古通今的文化人即便如何出色，经天纬地，也只能给地痞流氓皇帝当打手。甚至还可能有兔死狗烹的下场。
　　 再说说几个历史人物和事件，都是《非议历史》慧眼独具的创见。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他说，后世对此有两种误解：一是将“焚书坑儒”两件事情杂糅。焚书是文化人李斯为统一思想，向始皇帝献的计谋；而坑儒只是坑的一些号称儒生的方士，该方式欺骗始皇帝弄不死之药以求长生，最后骗局败露，始皇愤怒而坑杀之。只是涉案方士460人。秦立博士宫，很多博士健在，甚至为汉王朝所用。二是误解始皇帝不重视知识，焚书坑儒是一场文化浩劫。其实这种观点也失之偏颇。始皇帝焚书，也只是焚的不利于朝廷、反对大一统的言论思想。有关国家政权法令、历史、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还是大量保存下来。评价历史事件，作者以为不能以偏概全，一概而论。
　　 明君暴君原是一步之遥。这说的是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的事迹一般比较清楚。还是说隋炀帝为主。隋与秦相似，多数以为朝代短命，而且还都有一个暴君。前面说过焚书坑儒，这里再说“暴君”杨广。周先生说：史书上记载杨广弑父奸母并不可信，因为那个史书是他的冤家对头唐人写的，不客观。杨广身居老二，被册立太子，如果不是温良恭俭让，不可能得到颇有儒风的父皇信任。而李世民杀死兄弟，逼退父亲，确是史实。还有关于开挖大运河和大建洛阳城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隋炀帝如此这般只是继承父业，也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大发展。如果说隋炀帝为了所谓的观赏琼花而劳民伤财，其实是小说家言，因为他没必要非得走水路不可啊。至于伐高丽的事，那和汉武帝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杨氏父子和李氏父子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叛军之将，自立为王，很快就被子之辈逼退。只是李家很幸运，也接受了隋王朝很快盛极而衰的前车之鉴，所以成就了既汉以来的大唐盛世。
　　 宋王朝的黄袍情结造就文学艺术的复兴。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一个叛国之将，如果按照过去小说里面常说的一句话，那也是反臣贼子。他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皇上的，所以他一直担心这件黄袍被别人也加在身上。
　　 有一次，赵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密谈。
　　 赵问：自唐以来，五朝更迭，战争频仍，死伤无数，是何原因？
　　 普答：藩镇权力太大造成的，如果权力收归朝廷可避免。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兵权过大，还是调离为妥。
　　 赵说：这二人是我兄弟，值得信任。
　　 普说：他二人其实并不具备帅才，如果手下作乱，很难控制。
　　 于是，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又主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戏。不仅如此，他后来对出主意的赵普也不能放心了。谋反的皇帝总是担心上行下效的，于是崇文抑武成了宋的基本国策。部队不是将军在带着，而是文人带兵成为惯例。所以，文人生在宋代一直是幸运的，不但可以建立功名，还可以过过带兵打仗的瘾。只是这样积弱积贫，最终防了家贼却不能抵御外寇，江山到底还是丢了。
　　 最后还得说说汉文化包容性的功过。
　　 汉文化的包容性是有目共睹的，如对于各种学术能够兼容并蓄，佛教那么厉害，最终还是妥协不少。在宋至清之间，汉民族曾经两度政权旁落，一次元，一次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胜利者总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可是，在这段历史里，胜利者往往接受了很多失败者的东西，而这些并不是汉文化的精华。相反，元清两朝把自己的好东西还给丢了。第一是积极进取和尚武的英雄主义，清末的八旗子弟更是丢尽了他们老祖宗的脸。第二是集体决策的民主政治被落后的皇权所取代，回到汉族人家天下的格局中。这是否是历史的悖论呢！
　　 按照天地灵气论的观点，游牧民族是要优于农耕民族的。也许优越的环境总是能够腐蚀一个民族的斗志。正像江南水土出不来超拔的人物一样，可是芜湖出来个周先生，并且值得期待。
　　 通过《非议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走出芜湖，面向全国的第一个大文化人非他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