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长河中，能走到功成名就的一天，机遇是不可否定的，努力更是不可缺少的，就看你怎么去把握，怎么去对待。有时，别人一句话兴许能给你引出一段好机遇；别人一个举动，或许就是你进入幸运之门，走上成功之路的开端。这个他或她，用感激的话来说应该就是你命中的“贵人”。
　　 我常常勉励自己要做别人命中的贵人，遇到别人有困难时，能帮就帮一把；遇到别人陷入迷茫时，能指点就指点一下。哪怕是一个细小的举动，说不定也能给人一股战胜困难的力量；哪怕是一句微不足道的话语，也可能让人醒悟，给人带来一生好运。
　　 小时候母亲请人给我算“八字”，八字先生说我“八字”好，命好，一生荣华富贵，吃穿不愁，遇事有贵人相助，顺顺当当。那时，我并不懂得其中的含义，几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知足地说，还确实是那么回事。作为一名退休警察，荣华富贵且不说，拿自己与身边的那些同辈人来比，比上虽不足，比下，用一些老同学的夸赞话来说，那是“绰绰有余”。
　　 目睹当下的优越生活，回忆走过的坎坷人生，我永远难忘那些曾经引导我步入幸福之门的“贵人”。
　　 我属于厂矿子弟，城镇人口。上世纪70年代初，我毕业于当地一所县办高中。那时，高考制度还没恢复，各企事业单位的招工指标又寥寥无几，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等待的仍然是上山下乡的命运。我作为一个普高毕业生，能在第一时间内被一个地区工厂物色，招去当了其子弟学校的代课老师，这在大多数等待就业的人眼里不能不说是一种奢望。
　　 我本是一个央企单位下属的矿务局子弟，父亲在其属下的一个工厂工作。由于单位名气大，效益好，一些大学毕业的和部队转业的都是想法往里钻，而我这个土生土长的矿务局子弟却要被分出去到一个地区工厂工作，这虽然不是我的所愿，但当时工作指标难求，又面临下放农村的窘境，你还有什么资格去挑剔工作单位。
　　 记得当时，我和局里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在当地矿务局知青办的组织下，每天都要到局属各厂去搞义务劳动。其实，我们身虽在劳动，心却在祈盼，祈盼着上级能有招工指标下来。就这样，我们苦苦劳动了三个多月，眼巴巴盼望了三个多月，双眼望穿了仍未闻到半点招工指标的气息。眼看我们这批生龙活虎的所谓“高材生”，面临的可能又将是下放农村的结局，局领导也只有“望洋兴叹”，一筹莫展。
　　 我家有六个兄弟姊妹，我是老大，母亲没有工作，大弟刚进厂不久，全家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那点微薄的工资维持。我能熬到高中毕业，那全是父母辛勤劳动的血汗换来的。毕业后，我满怀希望能拥有一份工作自食其力，同时还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然而，没有招工指标，哪有工作可言？连自食其力的能力都达不到，何谈报答父母？一系列现实情况让我悲观失望，自叹前途渺茫。正当我闷闷不乐，惆怅不安时，一天，我大弟下班回家告诉我，说他们单位来了一批招工指标，负责招工的李科长曾经看过我几次到他们单位的文艺演出，夸我会唱会跳普通话又讲得好，很想把我招到他们厂子弟学校去当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同时，大弟还跟我说：“姐，我们李科长对这次招工非常重视，他还到你们学校去了解过你的情况，说你们班主任老师对你的评价很高，特别夸你的作文写得好，是块当老师的好料子。”我大弟所在的这个工厂与父亲的矿务局机关隔壁，也在当地，只不过是隶属地区管辖。大弟初中毕业后，经过了农村的几个月锻炼才被招进那个厂的。
　　 听到这个消息，父母亲非常高兴，他们生怕我不愿意，马上怂恿我说：“可以可以，到哪里工作都是一样，虽说没在本系统，但总比那些下放农村的要强得多。更何况这个厂子又好，你又是去当老师的，工作又轻松，单位离家又近，这样的好机会还有什么可挑剔呢？”因为，那时这个工厂是地区的一面红旗，一块“肥肉”，无论是生产效益还是工人福利都远远名列其他地区工厂的前茅。听了父母跟我说的那几个“又……又……”，我二话没说，很高兴地进了那个工厂。
　　 我是一个普高毕业生，一没经过教师专业培训，更没搭过师范院校的边，但自那以后，我却步入了为人之师的大门，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
　　 我懵懂地走进了那扇教师的大门，在那个工厂的子弟学校不知不觉一干就是九年。在这九年代课老师的生涯中，我教过小学，也教过中学。由于在校时所学到的基础知识扎实，说话口齿伶俐，且普通话又标准，再加上自己为感谢招工领导的知遇之恩，不愿辜负他们的厚望，一直注重加强教师素质的培养，教学水平的提高。在单位多次对教师素质的考试和考核中，我获得了厂领导和大多数老师们的连连好评，也博得了家长们一致的好口碑。
　　 成绩的取得源自于辛苦的磨砺。有时，虽觉得当老师劳心劳神，精神压力太大，但比起身边那些在一线辛苦工作的“三班倒”工人兄弟姐妹们来说，我觉得我是最幸运的，因为我不用经常上晚班熬夜；我的心身是最愉悦的，因为我工作的同时也是对自身素质提高的过程；我的职业是最自豪的，因为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付出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我是在为祖国的未来造就有作为的人才……
　　 上世纪80年代初，为照顾夫妻关系，我随军调到了驻广东某部的丈夫身边，被安排在部队旁边一个公社学校任教。那是一所建校久远的老学校，还有新建的中学部，此时，我仍是一个代课老师的身份。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地方学校还不曾强调用普通话教学，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当地老师们讲的都是一口地道的广东方言，即使一些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出来的小青年老师能偶尔夹杂着几句广东普通话，那也是“换汤不换药”，基本都是一些方言的变调。对于我这个外乡人通过拼音“锤炼”出来的普通话，很多孩子不仅听不懂，更不懂其意，因此，这使我的教学质量大打折扣，让我面临着一场艰难尴尬的教学困境。无论我课内怎样口干舌燥精心讲授，课外敦敦善诱耐心辅导，但一些孩子的考试成绩仍是不如人愿，这让我这个原本在家乡被很多家长夸赞甚至被高捧的老师顿时失去了教学信心，不得不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我心想，自己反正是个代课老师，诸多的事可以干，何必要在这一条道上硬撑！于是，我就跟丈夫说我要改行，请求他帮我另找工作，并说哪怕是到部队服务社去卖东西也要比当老师强得多。丈夫那时是团后勤处处长，虽然团里随军家属的工作安排他有权过问，但那都是属于临时工，我的工作却由不得他来管。丈夫见我铁了心不想当老师，也只有依着我，便四处找朋友帮忙为我到地方联系工作单位。
　　 一天，丈夫到师政治部去办事，遇到专管干部工作的老乡王科长，闲聊中，丈夫顺便提了一下我想要求改行的事。此时，王科长马上惊讶地说：“哎呀，你家属当老师是个很好的职业，怎么要改行啊！再说这次已经有文件下来，说凡是连续教龄四年以上的代课老师通过考试考核就可以转为正式教师，你家属当了这么久的老师了还是不要改行吧，转了正就属于国家干部了，多好啊！”丈夫回来把王科长的话告诉我，并极力劝我说：“有转正的机会还是不要改行好，你看，我们部队的战士们哪个不是想努力混出个干部来啊！”丈夫说的虽然很在理，但并没由此让我改变初衷。那时，在我心里似乎对干部、工人的概念模糊不清，觉得反正都是一样工作，一样做事，有什么区别的。再说我主要的心理问题并不是转正不转正，而是想尽快脱离教师岗位。这件事后来让我所在学校的校长知道了，他也苦口婆心极力劝了我很久，并说了很多夸赞我的话，同时，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说：“如果你真改行了那太可惜了。”就这样，在部队王科长和学校校长以及丈夫的耐心劝导下，我静下心来想了想，觉得他们说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我调整了心态，走出了迷茫，认真参加了考试，转为了正式教师，成了王科长所说的“国家干部”。
　　 多年后，我带着儿女随丈夫转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被安排在省司法系统属下的一个单位的子弟学校任教，与丈夫并肩同行进入了警察行列。此时，丈夫无不感慨地对我说：“老婆啊，当年你如果执意真的改了行就转不了干，没转干今天哪有资格跟我同进这个警察队伍呀！”进了警察队伍，我享受着警察的一切待遇。那时，根据上面的指示精神，子弟学校的教师虽然不让“着装”，但当别人发服装时，我们却可以补发一些服装费，这在大部分老师的眼中似乎觉得当老师还要比那些着装的警察实惠。此时，我才真正理解到“干部”的重要含义，深深体会到当年部队王科长以及学校校长和丈夫那些肺腑之言的珍贵。我在心里不仅暗暗庆幸自己当年“悬崖勒马”的明智之举。
　　 自跨进教学大门那天起，我在教育战线上连续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通过二十多年教学路上的磨砺，我不仅巩固了在校学过的基础知识，还获得了在校学不到的实践经验，一系列教师工作的优越性让我更加爱上了教师职业。后因单位子弟学校停办，我被调到本单位机关办公室，改行负责文书机要管理工作。
　　 如今，我儿孙满堂，他们有的在警察行列工作，有的在教师岗位任教。每当我穿上那套儿时曾经羡慕不已的警服；每当我看到幸福美满的大家庭生活，在感到满心自豪和无限荣耀的同时，我更感激人生路上曾经扶我“上马”的命中“贵人”。是他们，助我走出困境；是他们，引我冲出迷茫；是他们，激励我走向成功之路，迈进幸福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