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湖山左近有几所小的寺庙庵堂，因此，你会经常看到和尚尼姑们在山野市衢中行走。峰顶寺被毁后，原属庙产的大片山林，划归附近的人民公社，并建起一个规模不大的林场。寺中僧人除远遁他乡者外，大部分不愿还俗的僧伽便就地“转业”，成了林场工人。当时还有四近几处庵堂的尼姑，因不愿还俗也被遣上山来。僧尼杂处日久，居然无事，也足见“槛外人”的心性坚贞。一日来了一位和尚，俗姓郑，原是本地人；出家多年，此时被“文革”烈火灼得焦头烂额，蒲团坐不住了，便由外地逃回故乡，也在鹅湖山林场劳动。谁知几个月过后，竟生出一桩风流孽案；和尚与尼姑六根已染，不得已还俗结婚，不久生下一女，今已20岁矣。他的这个婚结得非常精练，没等孩子出世，又云游四方去了；留下尼姑含辛茹苦养大孩子，直到她上了初中，老尼才又重返禅林。
　　 1979年，宗教政策逐步落实，统战部门将鹅湖山林场那10余间破草房送给佛协，挂了一块牌子，算是劫后余生的峰顶寺，其址距原峰顶寺遗迹亦不远。我上山时，寺里有大小和尚10名，主持僧德海法师是县政协委员、县佛教协会理事。他有60多岁，气色还健朗，略微有些清瘦；这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儒生，书卷气很重。他的脸就像一卷打开来的线装书，上面有许多措辞含糊的原文，以及辛勤不已的圈点。他已经习惯于这样展览自己的平静了。不过我看他显然营养不良，皮肤因缺乏必要的滋润而干燥削薄，像贴上去的一张油纸；里面筋脉毕露，流动的血液，使他的血管总是处于一种危急的状态中。他给我沏了一盅茶，并介绍说，这就是有名的鹅湖山云雾罗汉茶，茶之精品。每年清明前三日采摘，着意烘焙，可得三五斤；一部分送给统战部，寺里留下有限，寻常是难得拿出来的。峰顶寺在极盛时，罗汉茶曾是天圣皇帝（宋仁宗赵祯）指定的贡品，那时的产量也比现在大得多。文化大革命中破寺毁林，罗汉茶被砍伐大半，至今也没有回过元气来。
　　 我捧着茶盅走进后面的伙房，发现一个和尚在大案板上切番薯丝，切了一大堆，看样子正在准备晚餐。一个小沙弥在灶下烧火，火光的红亮与西窗斜射进来的阳光的金黄，瓜分了小沙弥一颗毛茸茸的小脑袋。这里的和尚生活相当清苦，一切用具也都十分简陋，显示出佛门弟子节欲守贫的本色。大铁锅里开始熬粥，加进了大量的山芋干；刚才和尚切好的一堆山芋丝，是准备炒来做蔬菜吃的。我猜想他们可能一年四季都是如此。林场改作寺庙后，山林却未发还，也就是说，和尚们在这山上，跨出“庙”门一步，那地面都是俗世的了。他们引泉入寮作为生活用水，仅有一点少得可怜的土地种点蔬菜，粮食和柴禾严重短缺。有时远途的善信居士来拜，会适量接济一点，但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我已听到过多起峰顶寺和尚受当地山民虐待的事。一个和尚在山中挖笋，被山民捉住吊打了半日；另一和尚在山上斫柴，被当地人打得吐血，两月不能下床。和尚讲究忍让，但居士们却很愤然，僧俗关系这几年来一直很紧张。
　　 我再上鹅湖山时，正赶上一场大械斗即将爆发。峰顶寺僧人在多方帮助下，有意恢复大庙的旧观，庙基就定在原址上。这件事，江西省委统战部和中国佛协原则上是同意的，但却拿不出经费；因此议了几年，也不见一点动静。峰顶寺当年剃度了不少和尚，散居各地，美国、台湾、新加坡、泰国都有原“籍”该寺的僧人，多已成为一方宗主，也很有钱；他们打来电报，表示愿意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但这一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当地人民的既得利益。原为庙产的大片山林，早已划分到各乡村，每年收益可观；一旦重建大庙，他们以为山林就要易主，重归僧寺管理（这个猜疑是没有根据的。就我所知，现存的南北各大寺庙，除收入一些香火费外，并无山林庙产）。前文说过，峰顶寺放生池在寺庙被毁以后，变成了一座小型水库，泄洪口修了一座水泥涵闸以调节水位，早年可以灌溉附近千余亩的良田。当地山民为了阻挠重建峰顶寺，便蓄意将泄洪口水平线抬高；这样，如果水库水位升到平闸线时，原庙基早已一片汪洋。附近数百里的居士们闻讯而来，与山民对峙数日；一方要拆毁重修后的水闸，另一方则武装保卫，两方各带农具家伙，准备大打出手。那天下午，我自永平镇经峰顶寺到北麓的鹅湖书院去，走上山时正逢他们情绪激烈、摩拳擦掌的紧要关头。几个和尚在林子里哀声叹气，一筹莫展；居士们七嘴八舌，乱成一团。一个老尼正在大声说话，不时带出几句对主持僧德海软弱无能的指责，说他：“还政协委员啊，一点用也没得……”她个头不高，约有60余岁，穿黑色袍子；光光的脑壳上，生出一圈浅草似的茸发。我询问事由，有人介绍我认识这位老尼姑；她法号灵月，居士们呼之为“灵月师太”，很尊敬的样子。我向灵月说，打架是不可取的，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建议她还是找找上级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她似乎警醒了，也许误以为我是“上面”来的人吧，总之态度缓和下来，但还是激愤得很，历数当地人民的种种“恶劣行径”，赞美重建大庙的无量功德；最后又力邀我陪她一道去找县委统战部长。我再三推辞不过，只得应允下来。
　　 这种僧俗冲突，主要的乃是居士与当地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从居士这方面说，结缘于一所香火鼎盛的大寺庙，那不仅是脸面上的光彩，多少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实惠可沾；至于和尚，原是有津贴的，并且相对说来态度要懦弱得多。他们固然很希望有一座大庙供其修行存身，但却更看重平静无事的日子，为修庙而刀杖相见，是既不愿意且也不敢的。我本来完全可以置诸事外，之所以牵连进来，首先是希望平息事态，避免发生武力冲突；其次也是灵月的一再敦请，使我觉得拒绝她是于心不安的。
　　 那时已是下午4点多，我与灵月师太以及另一位男性居士一道下山，赶到永平镇去乘车进县城。到达铅山县城河口镇，约在傍晚6点左右。我们走进县委统战部，部长避而不见；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部长出差了，灵月认为是部长不肯帮她的忙。她和部长熟识，抱怨部长，就像在山上抱怨德海长老一样的不受拘束。
　　 于是，我们住进距县政府不远的信江岸旁的九狮庵。九狮庵得名，源出于信江北岸的九座巨大的石峰，光秃秃的，表面铁褐色，如九只铁狮饮于江畔。我们进庵时，晚功课正要开场；尼姑们集齐到大殿来，短裰外系一条玄青色的袈裟，在如来座前一字排开，敲起铜磬和木鱼。“叮——叮——梆”的敲击声，伴和着尼姑们的唱经声萦绕在庙里，融入越来越浓的暮色，和那呛人的檀香烟云，给这萧瑟的冬日的庵堂，罩上一层哀婉的况味。那经声时而急促，时而平缓；急促时，显得辗转的痛苦，平缓时，又饱含人生无定的凄凉，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音韵颤栗，在这晚日的江岸，听来令人伤情。我走出庵房，来到江边，清澈的江水掀起寒漪，从我脚下一直伸展到苍茫的远处。
　　 晚功课做了40多分钟，尼姑们脱下袈裟，收拾桌凳准备吃晚斋。我被安排在一张小桌上，与灵月同席；其他尼姑吃大锅粥，给我们盛来的却是“索粉”。索粉为武夷山特产；采来新鲜蕨根，舂出乳白色的浆汁，用棕皮一滤，所得的就是蕨粉。吃“索粉”时，拿一团蕨粉和水，放进铁筛里，巴掌一拍，粉条就落下来；在沸水里打个滚，捞出来拌上茶油、细盐、酱油、米醋、香菜和辣椒，吃起来香辣爽口，柔韧有筋。这种风味奇特的小吃，在其他地方是无法吃到的。九狮庵的尼姑说：“索粉算不上待客的好斋食，阿伲只是请施主尝一点风味哉。”
　　 晚上我随灵月再次走进县委大院。转了半天，总算见到一位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这副书记大约对峰顶寺问题早已心中有数，因此，并没有多少兴趣听灵月的颇为啰嗦的说明和解释。他相当机灵地避开了问题的焦点，闭口不谈小水库的涵闸究竟应否加高，反而指责那些居士们聚众闹事。这位副书记向我说，他们得到消息，居士闹事的领头人，乃是永平镇有名的光棍（意谓流氓头子），对这种“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司法机关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我有点恼火，认为县委不去实地疏导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坐在办公室里威胁几句，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当然，我并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来；我只是陪送灵月的过客，出于与人为善的美意，才参与到这个事件中来。我没有必要将自己摆在与对方对等的谈判桌上。灵月被副书记指桑骂槐地说了一顿，也就不了了之。坐了一会，她和我又回到九狮庵来。
　　 她再三地称赞我心地厚道，有慧根，将来必有善果，不断地说了多次。起先我只道是对于我热心相助的感谢，要不就是企图度我进入空门；便客气几句，也不以为意。回到庵中，灵月提起了她的一个女儿，姓名这里就不提了，今年20岁，在县农行的一个储蓄所里上班。“她非常想去城市，”灵月向我说：“我看你人很好，阿带你见见她，你们谈谈。”我吓了一跳，连忙谢绝，然而，灵月却很执着。当晚这事也讨论不出什么眉目，老尼送来两碗热面条，我和灵月各自吃下，于是寻铺安歇。
　　 清晨，我在阁楼上又被大殿里传来的早课声唤醒。睁眼一看，昨日同来的那位居士已经起身，说是今天得赶回家去。我问：“怎么还没听到钟响？”他答道：“钟打过了哉。”看看表，时间是早晨5点；冬日天迟，现在还没亮呢。
　　 吃早斋时，灵月再次当众力邀我去见她的女儿。见我不肯去，她就转移了话题。上午，我和灵月去汽车站乘车返回永平，过站前广场时，她独自去了农行储蓄所；幸而她女儿不在，到上饶学习去了，10天后才能回来。灵月失望而返，我倒觉得轻松不少。
　　 此后，我去武夷山腹地继续我既定的工作。约两星期后，我回到寄居的陈家寨乡政府，人们告诉我，灵月来找我两次。为了不失礼节，我便去永平镇回拜了她一次。与当地耆老李新培先生谈起灵月，李先生是颇有微词的。他认为灵月不守佛门清规，对世俗利益热衷太过。她的女儿原是没有工作的，因为乃叔现在美国，两年前那趟回来，县里以他是“爱国华侨”，隆重接待，宠礼尤渥；灵月见这是个好机会，便紧逼着这位“华侨叔叔”为其侄女奔走，那神态，那心情，绝不是一位修炼多年的老尼的样子。我想她在那一刻里，也一定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做母亲的那份焦灼，使她有点儿不顾一切了。后来似乎也没费什么事，女孩子就迁出户口，到县城来上班了。李先生说，那女孩子倒很懂事，不像乃母；且长得白白净净，很是招人喜爱，她的父亲现在韶关一座大寺里做教师，专为初遁空门的佛徒们讲授佛理。
　　 这位曾一度还俗的佛学教师，他的祖上在当地是有名的乡绅。他父亲是国民党江西省铅山县党部委员，县教育局局长，一位颇有见识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他任上，久荒已废的鹅湖书院，被改建为省立第四师范学堂，曾培养出如方志敏、邵式平、黄道、桂永清等一批在近代革命史上呼风唤雨、声名不俗的人物；当时“四师”的校长叫毛簇，那还是20年代南方革命前夕的事。郑家长子郑天章，原本是同济大学的学生；我对他后来之成为一名佛教徒很觉惊奇。一位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程不可限量的书香门第子弟，为什么突然放弃了尘世功名，甘愿遁迹山林，黄卷青灯了此一生？这就要追溯到他当时的家境，以及个人思想发展的历史。
　　 郑家三代主妇都是茹素的信徒；到郑天章母亲，更是礼拜频繁，宝香常绕。在这一环境中出生、长大，这位少年公子的心中，可能早就播下了佛的种子。17岁那年，郑天章随几位堂、表兄弟去山上游玩，他一时兴起，爬上树头采樱桃，树枝折断，他坠丸似地跌下来，不意竟跌在一口深不见底的山洞里。山洞在半山之上，洞口朝天，上面封满了藤萝蔓葛；郑天章跌进去，幸而为藤葛兜住，落入洞内二丈多深，却还能毫发未损。被救上来后，他认定这是佛力的庇护，否则必死无疑；此前他曾读过几本佛经，但主要为了好玩，为了消遣，从此却虔诚认真起来。进入大学后，他对学校附设的一门宗教课情有独钟，因为那恰恰是讲授禅宗哲学的；有时逐字解析《金刚经》《菠萝般若经》，他不久就把这些当作了自己的必修课。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时局动荡不宁，国凋民敝，时薄代促；于是，他“弃官舍缘，去依远师”，遍游佛教名山大刹，最终在东林寺落发，成为一名佛门弟子。
　　 他本来有可能在社会上建功立业，至少活得不会太乏味——那时，大学生为数有限，不仅要有相应的真才实学，并且也要有稳固的经济后盾；而他在这两方面，显然都是令人艳羡的。他遁入空门后，以他的佛学修养与诸多见识，本也不难登峰造极，成为一方宗主；可是也没能够。他似乎根本无意于什么进取，无论是俗世的功业，还是禅林的名位；连结婚——在禅和子来说，这不啻是罪不容赦的叛教，他也根本不当回事。他回到故乡，那时已经59岁；突然爱上了一位年过40的尼姑，这尼姑就是灵月。于是，他圣人的皱纹消隐了，凡夫的和善舒展开来。但不久，他又重新发现了生命的真谛，他厌倦了这种味同嚼蜡的夫妻生活，于是再次翩然离去。20年过去了，他没有再来看一眼他的妻子、女儿；他和灵月的联系，仅限于寥寥数封言简意赅的通信上。在永平镇灵月家中，我见到了身为法师的郑天章的照片；那是广东某寺院举行大典时照的一张集体合影。
　　 郑天章的胞弟郑诚章，现居美国，以经营图书古玩为业。80年代中期，他两次回到故乡，并在河口镇捐建了一所“诚章书屋”。我二到河口时，曾在那里买过两本书，其一是《美国名家书信选集》，至今仍是我所有藏书中最为珍爱的一本。
　　 我在鹅湖山下住了近三个月，始终未去见灵月的女儿。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我知道我并不能满足灵月师太的热望。我与她不过是萍水相逢，根本没有缔结姻亲的思想准备；说句玩笑话罢，我虽然对佛学未始没有一点哲学上的兴趣，可却从未有志于找一位尼姑作丈母娘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