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讲话，调查报告，典型经验，工作研究等，大都分三段，按三条，论三层。三三见九。
　　 这种写法，这种说法，倒没有什么不好。然而，只要稍留心，人们就会发现这些“应该”、“必须”、“坚决”、“强调”等等，都是要求别人做到的种种之“三”，姑且称之“他人之‘三’”吧。而对于自身方面的东西，应该做到哪些，依照怎样的标准，达到怎样的程度，在某些本该公开表白的场合，或某些本该公开表白的内容上，却讲得不多，或根本没提。这就令人失望了。
　　 也许人家认为“语言代替不了行动，行动是最好的语言”的缘故，对自己而言，是想用行动代替语言，给百姓一个惊喜吧。然而，冷静观察之后，难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某些人并没有用行动将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怎么样，恐怕其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自己之‘三’”，或许原来有的而现在彻底忘掉了吧？
　　 事实上，不忘“自己之‘三’”者大有人在，也正因如此，才令百姓们忘记不得。
　　 报载：山西省安泽县司法局原局长党中奎，１１年来始终坚持不坐公车，不吃公餐，不住宾馆。他无论刮风下雨，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从不让公车接送；接待上级来客陪餐，从不白吃白喝，严格按规定交费；到外地出差，从不进大宾馆，专找小旅店。
　　 山西省还有一姓郝的原土地局长，在金钱贿赂面前自立“三不”原则：一是不贪。若收入不义之财，就成了贪官污吏。二是不忍。送钱送物者大多是不如我的老百姓或小干部，他们送来的很可能是孩子上学的伙食费或老人过冬的棉衣钱。三是不敢。以权谋私终究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人民的惩罚。他不但说到，且坚决做到。
　　 时年８１岁高龄的著名作家巴金谈到他１９８６年的写作计划时说，为了奋力写作，从今年开始将坚决实行“三不”：一、不再兼任一切荣誉、名誉职务；二、不再为别人题词、写字；三、不会亲访友。从１９７９年起，巴金几乎以每年写一本的速度，完成了前五集《随想录》的写作。他正是以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务虚名，不讲排场，多干实事，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长长的深深的足迹。
　　 当然，在我国历史上也不乏不忘“自己之‘三’”的人。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典型的一例。在统治２３年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怕”字当头。贞观八年间，他曾对侍臣说过：“人言作天子则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对于一个拥有万乘之尊、操生杀大权的君王，又有什么可惧、可怕的呢？太宗如是说：“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可见，太宗有“三怕”：一怕违天意，二怕负群臣，三怕逆民心。正是有了这“三怕”，才使得唐太宗李世民能深自警戒，纳谏如流，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也才创造出了“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
　　 可见，小至一个单位，大至一个国家，无论对哪位领导者而言，不忘“自己之‘三’”都是至关重要的。其益处是明摆着的，因只有对“自己之‘三’”时时不忘，且坚持做到了，才能具有提出要求、指导和带动他人实现“他人之‘三’”的资本。否则，某些“三三见九”，某些“应该”、“必须”、“坚决”、“强调”等，就十分苍白无力了，在听者面前很难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
　　 不忘“自己之‘三’”与实现“他人之‘三’”的关系人人都懂，只是现在强调后者而忽略前者的人较多，造成了“马列电棒头朝外”。因而，极有必要提醒一下某些人：勿忘“自己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