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十分重情重义的人。亲友在他的眼里只看中两个人。其中一位便是父亲的小表弟“德”。我们管“德”叫“德叔”。据说，他是姨奶奶一族以及父亲这一辈里唯一从“泥巴腿子”混到县城当工人的人。当然也是父亲常挂在嘴边念叨着的有出息的“公家人”。
　　 父亲的姨老表有三个，都住在镇子的西边，父亲称之为“西上”。
　　 父亲童年时代就在那里度过。所以，“西上”对父亲而言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感。以至于每个大年初一去“西上”拜年成了我们家的规矩。
　　 去“西上”，父亲必带我去。因为我是家里最小也是唯一健壮的男丁，是为父亲支撑门户的人。我去几次“西上”后才知道父亲原来还有个乳名叫“照”。父亲年届五十，大表叔们仍叫着父亲的乳名，这让父亲感到自己十分的年轻，也十分的亲切。
　　 父亲与表哥们一见面必有酒局，常喝得找不着北，而且总有说不完的话。不过每次酒过三巡，便会重复一句话：姆妈与姨母就生了我们这几个。我们要相互照应，不管老辈子（当时奶奶已去世，姨奶奶身体状况也不好）以后如何？这条路（指亲戚关系）要走下去。不能像酒一样洒了。边说边把酒杯倾斜着，欲做向下翻转的动作。
　　 表叔们连连拱手回应:“一母生两女，血浓于水，不能，不能！”
　　 “一定不能忘了本。”
　　 这后一句话是父亲朝着德叔讲的。
　　 姨奶奶是由表叔中排行最小的德叔抚养的，因此我们去“西上”拜年时就常在德叔家落脚，一去就是多日。我与蓉表姐要好，也颇讨姨奶奶的喜。
　　 我念高一年那年秋，姨奶奶去世。父亲特地赶到学校告知我这个丧讯，只上过三个月私塾的父亲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我，便立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中央，站了一节课。我下课时才发现他。他低着头，腰间缠着白布，脸上满布凄色。父亲希望我放学后去一趟“西上”，送姨奶奶上山。
　　 从小学到高中，记忆中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出现在我就读的校园。
　　 姨奶奶去后不久，大表叔也去世了。德叔将全家搬到了县里，只留下了空落落的老屋。
　　 德叔不时从县里托人送些药品、紧缺的食品回来给我父亲。还常给我在镇上念高中的二姐寄去钢笔与复习资料。父亲便用笔记本记着，告诉我们说，以后长大了要报恩，要懂得还礼。
　　 再去“西上”拜年时，父亲到三表叔家只呆半日，当晚便会回。但每次必带上物什到山上祭拜大表叔，我照例跟着父亲后面。但见父亲路过德叔家老屋时，头扭向一边，步子也加快了。我想，父亲是不忍看到上了锁的那两扇门，不忍看到人去屋空的场景，不忍忆及在德叔家留下的太多回忆。
　　 父亲生重病时，是德叔与二姐夫陪着去省城看的病。在父亲的心里，许是担心自己这样没见过世面的人，头回去省城恐闹出笑话来，有德叔这个常在外跑的“公家人”保驾踏实；又或许父亲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如果自己在省城医院手术中走了，还有二姐夫这个读书人与德叔在，这下一代的关系算上接上了。
　　 父亲重视的另一位亲人是他的堂兄。我们管它叫二爷。二爷有只眼盲了，但二爷的拳脚功夫不错，身上有股虎气。二爷家的三个儿子从小也都跟二爷练过拳。我们家孩子虽多，但排行靠前的都是姐姐，不免在村里受欺侮。而二爷便是我们家最大的靠山。每每遇到“谁家的牛吃了谁家几口庄稼”、“谁的板车占了谁家的道”类似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欺侮到我们家时，父亲第一句话便是——“去新湾叫二爷去”……
　　 二爷也待父亲不错。家里做个木匠活什么的，也会叫父亲去喝盅小酒，每次父亲都会醉着回来。他们每次酒后也都反复确认着一件事：虽然是叔伯兄弟，可同一祖宗假不了，况且村子又隔得这么近，两家关系比亲兄弟还亲，这亲情不能变。
　　 若干年后，二爷病重，临终前，特地把父亲请去交待后事。父亲得讯，在家里徘徊了好久。
　　 父亲打二爷家回来没几天便生了病。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原来二爷遗言是：老三，各自的儿女大了，子孙多了，孩子们负担重了，我们说话不管用了，我走后，就…就不要再来往了吧……
　　 那句话或许在二爷心里埋藏了很久，每次想说却被父亲一张热络的笑脸给挡了回去。或许那根本就不是二爷的意思，只是迫于压力，转达了儿女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二爷的话像把刀戳到了父亲痛处。
　　 让父亲痛心的或许不是今后在村里没了保护伞（因为那时我们都渐渐大了），而是在他看来世上情如手足的兄弟，几十年来往，鞋底都不知磨破了多少双，可还没走完第二代，这说没就没了。
　　 父亲也终究没能挨过次年的雨季。父亲去世后，我的姐姐们先后都出了嫁，家里开始返贫。期间德叔来我们家看望过母亲一两次。还给我们抓来了一对种兔，建议我母亲养兔致富。兔子终究是没养起来，我们自然也没能迅速致富。
　　 后来，我们与德叔及另外两个表叔的下一代往来越来越少，“西上”人家都搬迁殆尽。父亲穷尽一生努力建立起来的血脉亲情，也走到了尽头。
　　 那年，我去县城办事，在路边坐上一辆双人座电摩，车主是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戴着我熟悉的瓜皮帽，帽沿有点低，弯着腰，背对着我。我一坐下来他就启动了电摩，且迅速加足油门，一副急切的样子。
　　 “去哪？”。
　　 那时我心里记挂着要办的事，张嘴说了地名后沉默着。到目的地时，他转了下头，示意我付钱。
　　 我心里一紧——德叔？我低低地叫了声，我怕认错人，但我想他已经听见。他的背抖动了一下，尔后仍保持着驾驶的姿势，眼睛木然地望着前方。我想他应该不难认出我的，可是他始终没有再回头。那段路本就不长，应该是三元钱的费用，我给了他一张五元的钞票，让他不用找了。他笑着点了点头，把帽沿再低了低，绝尘而去。
　　 我更加认定他就是德叔，或许他单位经济效益不好下岗了，或许是有了空闲出来赚点外块。他一辈子习惯地扮演着强者角色，没想到到头来还要接受乡下穷亲戚且还是晚辈子的帮助。
　　 他没认我，是不好意思？还是……
　　 那是我最后一直见到德叔。此后，我再也没能打听出关于他的消息。
　　 前年春节回家，与大堂兄一起到去祭祖。回来的路上，大堂兄走得很慢，我陪着他掉在队伍的后面。蓦地，他叹了口气对我说，“我们的父母都入土为安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已过花甲之年，模竖也快躺进去了。他们走得早，很多话来不及说，我又是个泥巴腿子，种了一辈子地，也不懂啥道理。你们几年才回乡一次，平日里连个讯息都没，你说如果我走了，这条路还……”
　　 大堂兄哽咽着，几行浑浊的泪水从深陷的眼窝边滚落下来。
　　 后面的话大堂兄没再往下说。父母仙逝，长兄为父，我不知如何作答。
　　 我一直认为我们还年轻，身后的事还有很多时间来安排来处理。可是，我却没有替大堂兄去想，更没有想到父亲那一辈纠结着的难以割舍的亲情休止符如此快速地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曾经牢不可破，血浓于水的亲情，走着走着就断了，走着走着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