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渭庄处于深山之中。两条山溪在庄前汩汩流淌。一溪从高高的关山之巅飞泻而下，气势磅礴，狂涌的山溪夹裹着松软的泥沙，把河水揽合得混浊而又放荡。另一溪从幽远的山谷源远流长而来，情景截然不同，水流平缓、波平浪静，途经山谷之中，历经沙石的一再澄清，一再过滤，水清如镜，游鱼可数，即便是在暴雨山洪的季节也能独自的保持着那份清幽与纯净。两川溪流经过无数年的沉淀，各自的秉性更加明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渭庄前狭窄的沟谷强行地揽合在一起，互不融洽的秉性经历了数千年的磨合方才无可奈何地汇成一江激流。这时那放浪的声响恰似浊者的狂啸，又如清者的哀嚎。
　　 渭庄主人原来的住宅离此有十数里之遥，那已经算得上是一处华贵的豪宅，四合天井，曲径通幽，亭台楼廓，无处不体现主人的殷实富有，是许多人向往而又望尘莫及的所在。主人早年从江西迁移而来，过惯了流亡生活，对突然拥有的安定居所自然十分珍惜。节衣缩食，勤巴苦挣，几年下来也小有积蓄。由此，主人更是勤勤恳恳，开山垦荒，购置田地，很快富甲一方。可主人毕竟是外来户，无根基可言，屡屡受当地土著人的欺压。主人深知自己势单力薄，强龙难压地头蛇，要想立足不在地方上建树些势力日久天长将无立锥之地，于是他一边忍气吞声与当地土著人周旋，一边遍访名师，企图把自己初晓世事的儿子调教成才，将来谋得一官半职，以光耀门庭。
　　 受聘执教的张先生系平越府余庆司龙家坝人氏。早年师从江阴书院黄老先生，对《四书》、《五经》颇有研究，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张先生却秉性孤傲，深居简出，不好招摇。庄主初顾庐舍，张先生避而不与其相见，只让家人告之自己早已外走他乡。庄主为子求师心切，随后又携子数度往先生府上相邀，精诚所至，张先生终于应允了。
　　 张先生为其弟子起名“旭”，取旭日东升之意。实则是他真正的看重了旭的聪慧与睿智，认定是可树之才。旭自幼职慧过人，才思敏捷，先生教导课目，过目不忘，恰逢当此时时兴新学运动，张先生倾其己之所能，不仅教授国文，也附带教授其算术、音乐、美术之类的课程。旭刚过十岁，便学完了小学全部课程，后由张先生保举并陪读于县立中学堂。旭在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张先生不负老庄主之托，始终不离左右，兼顾旭的饮食起居，兼督德行修为，因而，先生与旭情同父子。旭中学毕业之时已介一十五岁，出落得眉清目秀，修行也斯斯文文，好一介儒雅后生，真是人见人爱，县国立中学的校长十分器重他，又举荐他到省立黄齐琛先生的达德学堂深造。旭果不负厚望，在达德学堂读书期间，专心致志，全心全意钻研书本，学习成绩始终居于同年级之首，还与当时的王若飞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达德学堂不仅传授学生知识，同时也向学生传播新思想，旭在与王若飞等一批进步学生的相濡以沫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主义怀着无比的敬仰之情。
　　 可旭最终未能走上革命之路，北伐革命斗争进行到艰苦卓绝的时候，旭也曾立下了投笔从戎投身革命的志向，岂知他的这种思想与其父一心光耀门庭的想法背道而驰，于是老庄主千里迢迢差人前往省城把他招回罗卜汝家中，以自己年迈为由，硬把若大的家业交附与他执管。旭的心中苦不堪言，本想求救于教父张先生，岂知张先生原本就崇尚中庸之道，对新的思潮也大加抨击。旭见报国无望，心灰意冷。被动地从父亲手中接管了那方圆数十里的田产和家业。
　　 旭二十岁那年，凭媒妁之言，与当时全县颇具名气的白老爷的千金联姻，并仰仗白老爷与县长郭天爷的特殊交情，为旭谋得了区长之职位。可旭志不在仕途，自然对区长一职不当回事，被动地应酬于其中，虽在其位却少谋其政，与官府之内的那些勾当更是格格不入，当郭天爷下野为民，他的区长之职自然也就不了了之。旭并不沮丧，反庆幸无官一身轻，那时老庄主已然撒手人寰，于是他自作主张大兴土木，新建华宅于两溪交汇处的开阔地带，起名曰“小渭庄”。渭庄之意原本不与人知晓，后是张先生看出了其中端倪，悄悄与人言说，那时张先生年势已高，经过对旭前前后后所经历世事的思考，也为当初没有随旭的意愿而悔恨不已，今日旭的行为显然有归隐山中，自享清闲，以待天时之意。
　　 张先生好引经据典，他说当年姜子牙垂钓于渭水之滨，最终得武王重用，助其成就一番霸业。而关山、石笋二溪交汇之地，虽非泾渭，却又情似泾渭，两条奔流的山溪，一清一浊，泾渭分明。旭退隐山中一隅，闭门休客，等待明主垂青，与当年姜子牙之志无异，目的自然是施展一腔宏才大志。起名小渭庄，足以见其志向之明晰，清者自清，大有不与混浊世风同流合污的深刻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