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留言板上的一句“重阳节快乐！”让我梦中甜蜜地神游了一趟远在东北的故乡，梦境毕竟不是现实，一觉醒来反倒比往日多了几分愁绪。菊花开六载，我却他乡飘。尽管故乡的习俗中对重阳节是非常淡泊的，而远离故园“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我依旧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健在的父母毕竟临近耄耋之年了，“父母在子不远游”可我无法做到啊！
　　
　　 由于长期生活在东北，受其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骨子里对重阳节就没有太多的印象，至于那些重阳节的饮菊花酒、登高望远、头插茱萸以及文人笔下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三载重阳节，开时不在家”、“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还有一些从记忆里渐行渐远的有关重阳节的故事，都是在年龄的递进过程中，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下的肢离破碎，体无完肤的印象。然而“九月九大撒手”这句在北方民间流传久远的民谣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刻入记忆的时间不是童年时代也不是知天命的现在，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暮秋，那时我的年轮刚刚拓展到人生的不惑。“九月九大撒手”第一次闯进我的双声道是在一个极其严肃而特殊的场所，声音源自一位年近古稀的蒙古族老人声嘶力竭的叫喊中，令我终生难忘！给了我很多人生启迪！
　　
　　 事情虽然爬过了人间的十几个重阳节，可我记忆犹新！
　　
　　 那是暮秋时节的一个双休日中午，午饭后，在家里阅读着大仲马的作品。刚用不到一年的“波导V10”彩铃响起，打来电话的是我的发小，更是直到如今都情同手足的高中阶段的同学斌哥。电话中大哥急切地问我在哪里干啥呢？当大哥获悉我无事在家休闲时，简短地交代了一下情况，令我在家等候前来接我的车。恭敬不如从命，况且是亲如兄弟的同学哥。我撂下手里的书，往背包里放进一支笔几张信纸一盒香烟。大约半个小时的光景，大门外几声喇叭响过，大约也是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来到了旗（县）人民法院。
　　
　　 法院还没到下午上班的时间，斌哥和三个当事人在法院审判大厅的走廊里静候下午的开庭。斌哥向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本案的经过以及上午庭审过程中的情况。我从斌哥没有头绪的介绍中得知，原来斌哥是本案三名原告的民事诉讼代理人，在上午的庭审中由于斌哥对法律的丝毫不晓，对法律术语的形同陌路，导致庭审中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无法对本案按着法律程序进行审理。审判长宣布休庭，下午继续开庭。休庭期间，不知因为何故，平日里能说会道的斌哥失去了代理的勇气，征得三名原告当事人的同意，委托我来接打这场官司，（其实三名原告对我非常了解，我对他们也并不陌生。）
　　
　　 下午开庭前，我和三名原告履行了代理程序，三名原告分别向法院给我出具了本案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权限，我顺理成章地坐到了原告代理人的位置，斌哥则成了与本案无关的旁听人。好在被告人以及被告代理人没有向法庭提出斌哥回避，否则斌哥连旁听的资格也不具备了。审判按照庭审程序开始重新审理本案，在双方委托代理人陈述完必要的介绍后，审判长要求原告代理人向法庭宣读起诉书。陈述本案的诉讼请求事项以及事实理由。我猛吸了几口烟，做了一下深呼吸，调整了一下情绪，尽量控制住紧张的情绪，开始向法庭宣读起诉状，由于接案时间仓促，对案件细节缺乏必要的了解，起诉书又不是出自我的笔下，心中难免恐惧，怕把握不住案件的要点，导致败诉。因此在宣读起诉书的时候，语速缓慢，对起诉书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好在起诉书是出自专业人员之手，格式正确，叙事简洁，请求于法有据于情有理。一份标准的起诉书便于我短时间内对案情的把握，也便于记忆，更便于庭审过程中的答辩。
　　
　　 本案的经过大致是：三名男性原告分别是一家国有农垦企业的中青年职工，他们在春天将自家的牛送到百余里外的牧区，由牧区专门从事放牧的人员给饲养，饲养费按牛的头数计算，不分大小，放牧费相等，放牧费提前一次性付清。放牧期间由放牧人负责对牛的饮水和防盗管理。放牧期限是从送去开始，到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因为这里的民间有个惯例，“九月九大撒手”。意思是到了农历九月九已经过了时令秋分，民间向来有“秋分不剩田”的说法。农田里既然没有了农作物，牛羊自然也就毋须管理了，这就是所谓的“九月九大撒手”。入乡随俗，三名原告在送去自家牛的时候也就没有同被告人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提出其他要求，就这样原被告之间的雇佣关系就稀里糊涂地形成了。
　　
　　 在被告放牧期间，三名原告都去看过自己的牛，由于水草丰美，牛的膘情很好，对被告还基本认可。
　　
　　 转眼间九月九就到了，三名原告准备好了答谢被告的礼品，准备九月九那天去赶回自己的牛。
　　
　　 世事难料啊！九月九的早晨，还没等三名原告动身。被告就打来电话，告知原告的牛被人盗走十多头，盗贼是将牛圈的泥巴墙扒开一个豁子，从豁口处把牛盗走的，被告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对现场勘验后未给出明确答案，案件成了悬案。
　　
　　 后来被告以埋怨原告不及时赶回自家的牛导致被盗拒绝赔偿，理由是“九月九大撒手”了。原告几经与被告协商赔偿未果，原告只好把被告送上法庭。这就是本案的由来。
　　
　　 在紧张激烈的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蒙古族老人虽然年近古稀，却非常野蛮，用十分笨拙的汉话声嘶力竭地叫喊，坚决不赔，理由就是“九月九大撒手”。
　　
　　 事实胜过雄辩，终因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虽然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事实雇佣关系成立，过错方不是原告，而是被告没有尽到看护责任，导致牛被盗。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法院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依据原告方向法庭提供的物价部门对牛市场价格的评估报告，判决结果是原告胜诉。由本案引起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被告在接到判决书后15日内一次性赔付三名原告的全部牛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15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法庭上气焰嚣张的被告，庭下表示愿意赔付三名原告的全部牛款，他的代理人没有表态，他的儿子也没有表态。
　　
　　 三名原告在接到一审胜诉的判决书后非常高兴。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被盗的十几头牛都是膘肥体壮的牛，那个掩人耳目的泥巴墙豁口的宽度根本通不过牛的躯体，显然是有预谋的给私下卖掉了，然后制造被盗假象，以此耍无赖不予赔付。三名原告心知肚明牛被盗的机密，苦于想主张权利又无法举证，真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尽管赔付的数额不尽人意，总算没有白折腾这么多天，官司总算赢了！
　　
　　 官司赢了，还没有等法院执行庭去执行，一审的原告就成了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我和三名原告坐在了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
　　
　　 不知道是什么高人在被告人背后支招，被告人请来了市政法委的秘书长做代理人。
　　
　　 开庭前，审判室里，原告代理人，身穿米黄色风衣，从价格不菲的拎包里拿出高级水杯，泡上价格昂贵的茶叶，点燃相当于我五倍价格的香烟，油光崭亮的背头，苏东坡似的脸上泛着油腻的光芒，微笑无法掩饰眼角半百人生的沟壑。像似自言自语又像似对我和室内所有人而言，“昨天给小孙子买了个生日礼物花了两千多元”。室内静悄悄的，他的话清晰地传入我们每个人的耳朵，我无法知道其他人的感想。可我明白那是对我的挑衅和威胁，试图在精神上先把我打败。小孙子的生日礼物两千多元，天啊！相当于那时我两个月的薪水。他是达官显贵，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学教师。我的猜测一点没错，接下来他就单刀直入，说我只有法律的书本知识，缺乏司法实践，对程序法和法院的判决依据知之甚少，尤其是对法院采信证人证言这方面了解的太少……他的话看似柔软，实则比刀子还锋芒。我自从学完三年半的律师专业，民事诉讼代理了若干次，除了一次败诉以外还真的都是胜诉在握，没想到会碰到如此盛气凌人的代理人。说真话，当时我的心里也没底了，不是担心官司败诉在庭审中，而是担心官司败诉在权势中。在权大于法的社会中，我的力量是何等单薄啊！
　　
　　 带着对社会现实的恐惧，和我的三个当事人坐在了被告席上。庭审按照惯例开始了。当我听了原告代理人的自我介绍后，心里有了一丝喜悦，眼前这个道貌岸然的蒙古族代理人竟然没有多少文化，头上的法学会秘书长桂冠是命运的施舍，并非他的能力所得。我吸着白盒“蝴蝶泉”过滤嘴烟，他吸着我没有见过的烟，他的烟雾不像我的那样黑，味道还比我的要好不知道多少倍。我的表情严肃，他的表情没有间断过胜利者的微笑。
　　
　　 庭审的过程中，他拿出几十份写有蒙古族名字的证明材料，鲜红的画押非常醒目。证明材料上蓝色的钢笔字就像复制一样。格式相同，证明内容基本都是牛的确被盗，还协助寻找了。还同时出具了一份当地派出所的证明材料，笔体和其他证明人的如出一辙，只是这份材料用的是红格子信纸，派出所鲜红的印章显然是事先盖上去的，钢笔字掩埋了一些红色。我悄悄地记下派出所这份证明材料的时间。我兴奋的差点跳起来。生来急性子的我，那天装的是那么沉稳。我都不敢相信，那是脾气暴躁的我。我又点燃了一支烟，开始放慢吸烟的速度，让砰砰剧跳的心律平稳下来。
　　
　　 在质证的过程中，我这个最初是“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历的人又开始装斯文。我首先向法庭提出证明材料不予采信，理由是笔迹相同，均系一人所为，证明人均不到庭。有作弊可能。说到这里，我看看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原告蒙古族老人，原告代理人、我的当事人。表情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原告代理人，脸上依旧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我接着说道：“原告代理人，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还有我，咱们都是国家干部身份，都是吃皇粮的，与其挣这么点有数的工资，不如去和原告这位老人一样，每年到乡下放牧一群牛，到了九月九的前一个晚上就卖掉，然后制造被盗假象，通过关系搞到貌似合法的证明材料，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又能逃避法律的惩罚。”这时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被告代理人严肃，请讲与本案有关的”。
　　 当我说到派出所的证明材料不予采信，整个法庭上的人眼皮都到了南北极。不，包括我的当事人，眼神里都充满了迷惑，以为我神经错乱了。
　　
　　 我说这是一个比神探福尔摩斯还精明的派出所，能在案发前7天就准确地出具了牛被盗的证明材料。真是想人民所想的好警察啊！！我有些激动，赞美声有些颤抖。我拿着那份具有法律意义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请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原告代理人和其他人来看落款时间。
　　
　　 庭上的气氛一下子变了，就像海南的天，娃娃的脸，变得突然。我举着手里的证明材料，要挟法官，如果这份材料丢失或者有更改就申诉到检察院。
　　
　　 原告代理人脸上的微笑不见了，宽阔的额头上浸满细密的汗珠，烟雾不见了，香气闻不到了。端着茶杯的手颤抖了。审判长走到我的身边，握住我的手。连声称我鸿律师，其实那个“鸿”字并不是我的姓氏，是名字中间的字。
　　
　　 庭审结束的时候，外面已经华灯璀璨。那个道貌岸然的秘书长和审判长执意要请我吃饭，被我婉言拒绝。
　　
　　 那晚，我和三个当事人还有斌哥。还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事人（牛是她的，但他是政府官员，不便参与诉讼，故由其亲属代为诉讼），六个人喝了一顿彻底胜诉的酒！
　　
　　 回顾以往出入法院，替当事人讨回公道的那一刻心里感觉特舒服！一次中院的败诉案件令我终生难忘！也让我真正感悟到亲情的可贵！当我和当事人去取证时，那位女士的反悔令我的当事人非常尴尬。那位女士称当事人为叔叔，很认真地说，叔叔我知道你冤枉，那辆车的确是我丈夫公司买的，你做为公司的副经理签字也是我丈夫许可的，你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我和丈夫离婚时。那辆车给了我，我已经卖掉了。欠车主的那八千元钱让你偿还的确是不应该的。可是看在我和丈夫生活了19年的份上，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实在不忍心给你出证，让孩子的爸爸败诉。叔叔，别着急，等将来我发了大财，一定还给您。
　　
　　 没等开庭。我就知道了结果。可是当事人没有一丝的责怪，反倒认为我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位女士不会为其出证的。
　　
　　 由于我的性格所致，过去我在接手案子的时候，绝不沾边那种没理辩三分企图讹诈他人钱财的案子。由于健康原因加之移居他乡，我已经和法庭挥手道别了！
　　
　　 为了尊重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我没有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我知道这篇文字很快就会被其中一位当事人的爱人获悉。但我别无他意，这毕竟是我亲历的一件事！
　　
　　 不知该怎样结束本文，但我知道：法律旨在惩治当事人，警醒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