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寒假，我就天天盼着过年。
　　 生于黄土高原人家的我，早已吃腻了萝卜白菜土豆这老三样，尤其是一年中青黄不接的二、三月间，简直是噩梦般的日子，盘子里只有黑黑的泡咸菜和一小碟盐，时间一长，让我和弟弟们看着都感到反胃，为此没少挨母亲的责备。于是天天盼着能有点好吃的东西，就特别希望过年，一年中，也只有在过年的那天，才会吃点好的。而且整年都在外打石头箍窑洞的父亲也会回家来，偶尔还能带回一两件好玩的东西。
　　 事实上，一进腊月母亲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忙忙碌碌的压米面做油糕，做豆腐，生豆芽，炸面疙瘩等等。弟弟们都问我啥时候过年，我也支支吾吾说不大清楚。我们几个就都跑去不厌其烦地问母亲什么时候过年，母亲总是回答：“等你爸回家了，去城里买些东西就该过年了。”
　　 腊月二十五的傍晚，我和三个弟弟早早地就在村口望着那条回村的小路，望眼欲穿的等着父亲回来。直到身后的村子里袅袅炊烟升起，放羊的羊倌哼唱着野味十足的信天游赶着羊群回来了，晚霞映红了半边天，天色很快便暗了下来。
　　 远处传来了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几个弟弟带着哭腔问我：“哥，爸爸今天是不是不回来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带着满身心的惆怅，我们怏怏不乐地回家吃饭，怎么吃都觉得饭菜没有味道。
　　 晚上，就在我跟弟弟们昏昏欲睡的时候，疲惫不堪的父亲才回到了家。
　　 本来将要睡着的我们顿时欢呼起来，睡意荡然无存，几个弟弟急忙翻看父亲的工具包，希望能找出来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好玩的，谁知全是一堆打石头用的凿子和铁锤之类的工具。母亲说：“你爸是打工回来的，又不是去城里赶集了，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年幼的三弟和四弟伤心地哭了起来，父亲不无歉意地哄着他们：“我明天就去城里，多给你们买好吃的和好玩的。”
　　 两个弟弟终于止住了哭声，哽咽着说：“我要吃糖，吃罐头。”
　　 “我要吃面包。”
　　 “好，买，都买。”父亲全都应了下来，“要啥都给你们买，再多买点炮仗让你们好好玩。”
　　 见父亲什么都答应了，我和弟弟们都兴奋的跳了起来。那个晚上，我们家偏僻的窑洞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第二天父亲要去城里赶集，母亲早早地就起来生火做饭了。父亲匆匆吃了饭带上我就要动身，几个弟弟却哭闹着也要一同去城里。父亲无奈地好言相劝：“你们太小了，去城里太累了，你哥多少能帮着拿点东西，等你们长大点就带你们去。”可弟弟们始终不肯听，坚持要同去。母亲生气地呵斥起了弟弟们，让父亲不用理他们，径直走就行了。父亲却仍旧平和地哄着他们：“你们听话我就买糖和饮料回来，要是不听话，我就不买了。”这么一说，弟弟们马上就不哭了，只是让父亲说话算数。
　　 我和父亲出了村子，顺着下山的羊肠小道一路步行。山路崎岖陡峭，还要避开山坡上冻结着的暗冰，我们只能略曲小腿小心翼翼的慢慢挨下了山。在那段二十余米长，半边悬崖的窄小通道提心吊胆的挪过去，又踩着小河流冻结着的厚实冰层才来到山下的村庄，时间已过去了约摸两个小时。在这大冬天里，我和父亲都累得满身出汗，头上蒸腾腾的冒着白气。
　　 父亲在一户人家里取出来寄存的自行车，推上崎岖不平的川道路面，几分钟便来到了延河上临时搭建的木质小桥上。踏着木椽上盖着的石板，不平整的石板晃悠悠的发出碰撞着木椽的声响，桥下的延河中央仍未结冰的一股流水夹着冰碴子缓缓地流动着。我的头晕乎乎的，觉得自己也随着水流向下游流走。父亲赶紧说：“别看脚下，抬头看对岸，抓紧自行车的后座跟着我慢慢走。”我急忙照做，眩晕的感觉好了很多，但心里仍是惴惴不安的。直到上了对岸的结实地面才如释重负。
　　 去往县城的石子公路上，同样有许多骑自行车和坐驴车甚至步行的人们，或急或缓地行走在去往城里买年货的路上。每个人都被冻得鼻子脸通红，面上却难掩节日的喜庆劲头儿。父亲带着我艰难地踏着自行车，坐在自行车硬硬的后座上，被石子颠得浑身不适，偶尔路过的吉普车一阵风般疾驰而过，扬起路面上厚厚的尘埃，得有几分钟的时间才能慢慢回转过来。临近发电站有一段很陡的上坡路，父亲用尽全力蹬着自行车往前冲了一段路，最终还是吃力的停在了坡下，我赶紧跳下车帮着父亲把自行车推上了坡。
　　 临年的小县城里人头攒动，街道两边摆满了卖各种物品的摊位，街面上仍旧残存着少许没有融化的坚冰碴子，一不小心就会把人滑倒。犹如蜗牛爬行一般的小汽车夹杂在密集的人群中，急迫地按着刺耳的喇叭艰难地蠕动着。本就不怎么宽敞的街道显得更加的拥挤不堪。
　　 父亲带着我随着人流慢吞吞地来到了自行车摊子，花了两毛钱寄存了自行车，找了个稍微宽敞点的角落蹲下来歇息了一阵子。此时已近中午时分，我们早就累坏了。待到呼吸渐渐的平稳下来，父亲带着我随着人流转着买了三斤猪肉和一点蔬菜，又在摊位上买了饮料和一些炮仗，还有几样弟弟们吵着要吃的东西。我和父亲的手里都提着东西，在人潮中颇费了周折，很快就把手勒得疼了起来。
　　 父亲在百货公司里买了五毛钱的一把糖果，我小心地把糖果尽数放到父亲背着的黄布包里，生怕弄丢了一颗。在买了两瓶罐头正欲离开的时候，父亲看到放在柜台上的一瓶酒问售货员：“那酒是多少钱？”
　　 “那酒太贵了，不是你能买的。”脸上抹着层厚厚白粉的女售货员吐了一口瓜子皮，头也没抬地说。
　　 父亲还想问什么，张了张嘴却没有问出来。
　　 一位认识父亲的叔叔过来了，对父亲说：“那是五粮液，一瓶就他娘的一百一十多块钱呢，你就没听过？”
　　 父亲热情地跟熟人打了招呼，脸上舒展了许多，一听价格后连声说：“我听过，就是没见过。咱们打半个来月的石头，才够这么一瓶酒，那也太不划算了。”
　　 父亲和那位认识的叔叔并排骑着自行车缓缓地行驶在石子公路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父亲还悠闲地吹着口哨，黄昏时刻的夕阳把我们的身影在路面上映照得很长，很长，又很短很短。
　　 跟那位叔叔分了道不一会儿，我们也到了小木桥上。小心翼翼地过了延河，父亲又在那户人家里寄存了自行车，和我拎着一堆沉甸甸的年货，迈着沉重的双腿开始上山。父亲背上了最大的两个袋子，把最轻的一个袋子和轻巧的黄布包让给我背，可是刚开始上了那个小山卯，我就开始大气直喘，怎么都提不动两条腿了。抬头看父亲已经超出我两丈开外了，弯着腰同样气喘吁吁举步维艰。他回头看我慢了那么多，就说：“再坚持坚持，等到了那个平台上咱们就歇歇。”顺着父亲指着的方向，我看到了高处的平台，那是村里人上山经常歇息的地方，此刻近乎到了“手可摘星辰”的程度。我一遍遍地在心中念叨着“上平台歇，上平台歇”，使出了全身仅有的一丝力气，一步一步艰难地挨到平台上，两腿一软就坐了下去。
　　 父亲也坐下来平息了一下呼吸，摸出一支烟点着抽了起来。我抬头望了望天空，亮晶晶的小星星布满了天空，再看山下漆黑一片的山沟和身后几乎笔直的羊肠小道，村里的人们恐怕早已回家吃过了晚饭，一家人在一起平静地说起了话。
　　 “孩子，你给咱算算，今天买了多少钱的东西？”父亲指头缝里的烟头火光亮了一下，放下后对我说。
　　 我把所有的东西价格都重新理了一遍，加起来总共花了一百零四块钱。
　　 父亲抽完了烟，自言自语地说：“挣点钱多难啊，花起来怎么就这么不经花呢?”想来想去也不明白，干脆就不再想了。回到家里，把三个弟弟可给激动坏了，嘴里吃着糖闹腾了很晚才去睡觉了。
　　 爷爷在得知我们家买年货花了一百多块钱后，狠狠地把父亲给训斥了一顿。村里人却说：“看人家的日子过的多好，都成了村里的万元户了，过年买了那么多的好东西。”爷爷不以为然的说：“能过一辈子好日子才是好日子，就好个过年有什么用？那么多孩子还不知道节省着点，能过个什么像样的光景？”
　　 父亲说：“孩子们都稀罕吃好东西，买点回来他们就不哭闹了。”
　　 “你就好好惯着这些败家子吧，有你的好日子哩。”爷爷白了父亲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
　　 剩下的几天里父亲和母亲继续忙碌着过年的准备，我则带着弟弟们在村里到处玩耍，偶尔还放几个炮仗玩。回到自家院里时兜里还有一个炮。我放到地上点着了引信立即跑开了，看着引信呲呲地冒着烟燃烧到了尽头，我捂着耳朵就等着它炸了，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炸。我壮着胆子走上前去看，发现引信并没有完全燃尽，在炮仗眼里还有短短的一小点引信没着。我赶紧到家里灶膛里拿了一根烧红的木棍子出来，用力吹了吹棍子上没有燃尽的红火星子，在炮仗上点了几次都没有点着。我没有多想就拿起炮仗来对准火星子和引信来点，想着一点着就扔出去。可令我始料未及的是，短短的引信一着立刻就“蹦”的一声炸了，我感觉手上瞬间钻心的剧痛起来，不禁嚎啕大哭。听到我的哭声，父亲母亲和弟弟们都跑了过来，看我的手被炸的黄黄的，父亲赶紧按着我的手揉了起来，直到我停下来不哭了，他才离开。
　　 大年夜里，父亲剁着饺子馅，母亲则忙着切菜炒菜，我和弟弟们在院子里奔跑着放着烟花炮仗，坐在炕上吃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好吃的，快乐鲜活的气氛充斥着家里那偏僻的三孔窑洞。
　　 可是好景不长，在大年初三，父亲就又背起他的工具包，踏上了出门打工的行程。我们问父亲什么时间回家来，他说，几天就回来。可我们，却只能在过年的几天里，能把他盼回来。我们常常问母亲啥时候再过年，母亲说，快了。
　　 我们每次问，母亲总是那句话：“快了。”
　　 说不清是从哪一年开始，我们不用再等到过年才见到父亲。
　　 多年的打工生涯，让父亲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再也无法远出家门去干活了。他留在了家里，不甘寂寞地跟村里人学着操持起了几亩苹果树。过年再也不是我和弟弟们盼望的事情，也对那些好吃的彻底失去了兴趣。为了缓解父亲腿疼的毛病，三弟特意买给他一个理疗灯，让他没事就烤烤腿。每次一烤完，他就说：“这东西真管用，我觉得好多了。”
　　 刚觉得自己腿不疼了，闲不住的父亲又去地里摆弄那些苹果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