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时节，微风拂面。周末闲来无事，便开着车带着妻儿颠簸在回故乡的蜿蜒山路上。
　　 早春的群山还在沉睡，只有一年一度的山桃花在坚硬的岩石后、任意滋生的荆棘丛中倔强地探出头来绽开笑脸，给绵延横亘荒芜一片的大山点缀了星星点点的生机；清新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花蕾绽放出阵阵幽香。难得悠闲自在回一趟老家，可离家越近，心思越沉重，沉重的包裹里带着悸动、带着期盼、带着欣喜、带的更多的是残存的记忆……
　　 我出生的那个年月，我们村和全国一样还是集体化，那时叫农业社，生产队的大队部就设在村中心的真武庙，庙东有一棵十个人手拉手都围抱不住的老槐树，树心早空了，里面有一块不知何年何月哪位先辈放置的一块光溜溜的大石板，小时候午睡时间，年少的我们哪里能老老实实躺在炕上睡觉，一个个从家里溜出来，不约而同地来到老槐树底，把乘凉的鸡群赶走，藏在里面打扑克。老槐树盘根错节，遇到大块青石便转折而下，就形成了天然的太师椅，一般都是上了岁数的长辈稳稳地坐在上面，树根就被粗布衣服磨得光亮光亮的。那时候，老槐树下是村里的中心，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在人们你一句我一句的闲聊中解决了。
　　 小时候，村里没有电，大部分人家住的都是土坯瓦房，大白粉粉刷的泥墙上张贴着年画，对一个大胖小子抱着鲤鱼的年画最有印象。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细心地镶进镜框，并排挂在墙上；油漆箱子上摆个半导体收音机，煤油灯放在窗台上。一到晚上，村里漆黑一片，全家休息都是一铺火炕，被窝挨着被窝，大人小孩一通炕。那时的衣服大人穿旧了就改改给孩子穿，哥哥姐姐穿小了弟弟妹妹接着穿，实在破的不行就打补丁，有的衣服上补丁摞着补丁，卫生条件自然不好，虱子滋生也是正常现象，尤其是摞着补丁的地方，那是虱子的乐园。一到晚上，全家人脱下衣服就着昏暗的煤油灯比赛抓虱子，淘气的孩子把抓到的虱子放到灯芯上，就发出了“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和一股难闻的焦臭味，每个人的大拇指甲上都弄得血迹斑斑的才去睡觉。
　　 平时吃不上白面、大米、肉，只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一点，一年四季碗里就是小米、山药蛋、炒面、包皮皮、窝窝头之类的。饭时，村里人一般都习惯端着碗到老槐树底下，大人小孩坐着小石板、小石礅，老年人一个挨一个靠在槐树根上边吃边唠嗑，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家长里短，稀奇古怪的琐事无所不谈，大家无所顾忌地说笑着。当然，有时也会有人说了不好听的话，就会有人急红了脸扯着嗓门争辩的，大家便又两下相劝，过不了几天便又和好如初。大槐树上挂着一面大锣，生产队长每天敲锣出工，后来村里通了电，大槐树上绑了两个大喇叭，村主任一呼叫，全村都能听到。农忙时，土地离村远的时候，大家就不回家吃饭，队上做好了派人挑着桶送。有时，派专人烧山药蛋，到了中午人们就着煮得软软的咬着像老牛肉的老咸菜，吃得满嘴满脸全是黑，你笑他他笑你，前仰后合的，这也算一顿快乐又“丰盛”的午餐了。
　　 村子里绿树成荫，杨柳树居多，房前屋后点缀着一些枣树、苹果树、梨树、桃树、花椒树，不时有鸡鸣狗叫传来，日上三竿，牛羊成群放牧，大街上冒着热气的牛粪羊粪蛋满道打滚，就有专人分段扫粪聚成堆，再用马车拉到地里施肥。下雨天东沟里发大河，大家打着油布伞站在高堎处看黄浊的洪水滚滚而下，溅起层层雪浪，惊涛响亮，那就是我们村的“壶口瀑布”了。雨后，道路泥泞难走，雨鞋经常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上学还得大人接送，哥哥弟弟一间教室上课，那时一个老师上三个年级的课，有个专用名词叫复式教学，脑瓜子好点的，一年级就记住了三年级的课文，上了高年级学习一点都不发愁。演练算术听写生字没有练习本，一块石板一根石笔就办了事了。周末兴趣班比现在的孩子丰富多彩，完全根据个人喜好自由选择，没有家长逼迫，而且场地交换灵活，不受时空限制，滚铁环、自制洋火枪、弹弓打瓦瓦、顶牛牛、滚玻璃球，样样在行，无师自通。放学上山割羊草，闲时上房掏鸟窝，上树捉“知了”，夏天热了到南沟四方潭里耍水，对面的山梁上谁家的父母一叫，大家都光着屁股抱着衣服往两岸的树丛里跑。
　　 那个年代的交通运输主要靠背驮肩挑，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去，后来好了点，村里吱吱扭扭引进了牛车、马车，原来的羊肠小路走不开了，全村人齐心协力一锹一䦆头挖掘开拓出山里人的希望，打通了通向山下的十几里盘山路。没多久，二十八拖拉机就开进村了，下山的时候，后面拖挂车兜里必须站着一个精壮后生配合司机拉刹车，人像簸箕里的豆子，随着山路颠簸起伏，到了目的地，骨头就快散架了。
　　 记忆中最早磨面、碾米用的是南沟的“水磨”和村里的两个石磨，逢年过节就得排号轮流，经常就有婆姨们因为谁先谁后拌起了嘴，后来用上了柴油发动机带着的磨面机、推谷机，半夜三更磨面的情况才有改观。那时村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两口水井，挑水的人们把井道磨得发亮。雨水充足的时候还好，不管舀了多少，井水总是满的，而且不溢，遇到天旱的时候，井水就像滴油，庄户人家半夜起来就捏着手电筒把水桶排好，如果前边的人家不多，大家就坐下来谈论闲话，坐等水桶一瓢一瓢舀满。要是人家排得很多，那就记住水桶的前后顺序，回家打个盹儿，一觉醒来，水桶已被后来的人家帮忙舀满了。
　　 那时物质很贫乏，生活很艰苦，可那时人们忧愁很少，快乐颇多。冬闲时，村上组织一个戏曲文艺班，每天晚上排练节目，山西梆子“打金枝”划破夜空，响彻全村。村上一年放一两场电影，只要放电影，孩子们早早搬上凳子占个好位置等着放映员发动发电机，听“轰隆隆”一响，霎时两盏电灯同时闪亮，用惯了煤油灯的我们顿时欢呼雀跃、手舞足蹈。偶尔一年也一两次盲人说书的，全村男女老少挤满大队部，听着岳飞传，津津有味的。“再来一段！”掌声不断，甚是热闹。
　　 那时年轻人抽的是无嘴香烟，两三毛一盒，有的几分钱一盒，年老的脖子里吊的是五六寸甚至更长的木杆旱烟锅，烟杆上系个小布袋，装着自制烟叶，挖满一锅，火镰打着，悠闲自在地抽几口，淡淡的青烟就从须髯中喷吐出来，袅袅散去，后来，点灯、点烟、生火用的是火柴，人们管它叫“洋火”，烧柴做饭，烟熏火燎，厨房里的墙壁和锅底是一样的颜色。人们攒了钱，首先就是买一辆“永久”或“飞鸽”二八式自行车。冬天时，大人们载着二百多斤山药蛋到城里集市出售，给孩子们带回一些稀罕吃食，每天傍晚等待大人回来成了最幸福的一件事。平时大人们忙于农活，孩子们就骑着车子满街跑，炫耀自己的车技，你追我赶，乐此不疲，往往就有顶了大梁折了椅架掉了车座的，被大人发现了满院追着打。
　　 这就是我童年的生活，虽然很贫困，但很充实，也很快乐。
　　 新修的道路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打通了人们对城市的向往，人心逐渐野了，不甘心一辈子守着穷山沟，先是年轻的后生外出打工，接着，有手艺的也在山下找到了营生。
　　 而我离开故乡是因为踏上了求学之路，想家的感觉从此便在我心中定格，任时光荏苒，那份乡恋，那份酸楚，永不淡去。
　　 今日又一次踏上回家之路，仰望群山，感慨万千。几十分钟的颠簸，家乡终于展现在眼前：破败的村落，荒芜的土地，坍塌的房舍，没有了人气，没有了生机，凋零残破，一片苍凉。
　　 拐过金牛山，又见那棵大槐树。经过风吹雨打，它已显老态龙钟，灰黑粗糙的老树皮疙疙瘩瘩缠绵着粗壮的树干，躯体已被无情的岁月撕裂，它是小山村的缩影，见证着历史的延续、世故的变迁。
　　 带着妻儿立在早已荒废的学校大门口，抚摸着日本友人捐资办学的碑文，给他们讲了一段日本伤兵感恩的故事。抗战期间我的外婆冒着风险救治了一个日本伤兵，那时候，这伤兵看起来也就十几岁，娃娃兵，很可怜，村里人都说应该杀了他，太可恶，外婆竭力苦劝大家留了他一条命，没想到病愈后他竟然不辞而别，时隔五十多年以后，他又找回了小山村，要报答外婆，外婆坚持不受他的钱财，村长出面，把这笔资金捐资修建了学校。
　　 学校虽然很漂亮，但是学生数却与日俱减，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一家看一家，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了，上学的孩子寥寥无几，每间教室里可怜巴巴就坐着那么几个人。教育局为了整合教学资源，这所学校就被撤并了，山村没有了学校，有孩子的人家只好想办法到山下营生，进一步加剧了山村的败落。站在空落落的校园，杂草丛生没膝高，教室窗户破烂顶棚塌陷，给我一种苍凉之感，不觉悲从心起……
　　 刚出校门，就见几个年轻晚辈风尘仆仆驱车回来，在学校门口叮叮当当挂起了一块“金牛山合作社”的金色招牌，他们正在讨论着“绿色农业、自然生态、转型发展”的话题，他们的计划很浪漫，要把小山村构建成可持续发展的有机农业生态园和山村观光旅游园，营造“天蓝、水清、地绿、景美”的生态环境。他们计划集资与引进外资相结合，串通田间小路，实现机械耕作，解决长期以来地表土壤瘠薄、土地生产力严重衰退局面，实现农牧交错、种养结合，形成网状循环生态。倾听他们的宏伟蓝图，我心中释然了很多，抬头仰望村口的金牛山，那伟岸的脊梁依然挺拔，白云悠悠蓝天间，春天的气息已经迎面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