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是悲悯，而是一种本能的折射，我看不得一切的受难者，无论人或动物乃至植物。母亲在的时候，常说我泪窝子浅，不适合做贼，不适合做官，心不硬。
　　 有一次，我到一个新开发的小区看望朋友。小区楼宇俨然，在无数的水泥森林挤压里，突然就发现在小区的中心处假山旁，一棵可环抱的柿子树，被挂着吊瓶如垂死的病人在输液，而树冠的枝条大多被砍去，光秃秃地吓人，像受了古代的髡刑。
　　 这是一棵远离故土的树，“被”进城的古树。她的四周都是坚硬的钢筋水泥，没有了乡间的那些依靠与乡亲，没有了鸟鸣，就如被发配一样，如沧州道上的林冲。是的，她们也是五花大绑进城的，来的时候，是坐囚车一般。人犯罪是被发配到荒凉，树却被发配到喧嚣，城市的喧嚣，她们陌生的喧嚣。
　　 这棵树才进城不久，如苍颜的农民工，还未能适应城市里的伦理，手足无措。她孤独地立在那里，当旁边有儿童的滑板呼啸而过时，她无动于衷；当有口红的浓艳抱着宠物走过时，她还是无动于衷。
　　 我理解的这树，是有尊严的，她不愿在这钢筋的森林里俯就。她的皲裂的皮层，她的隆起的疙瘩和纹理，是乡村筑出来的铁一样的外表和品质，她的浓荫是给乡下的农人的，她的枝条是为那些鸟儿预设的。
　　 但是如今的她作为一个乡间的土著，离开了为之服侍的泥土，根离了土，土离了乡，树斩了根，她怎能不死？她是坚守家园的农夫，很少有农夫背叛土地，也很少有树木从土地上逃亡，无论是风的扑打还是雨的狂躁，她在乡间的土地上站立着。但后来电锯来了，斧头来了，囚车来了，城里的男人来了，于是屠杀也来了。乡村的泥土上，留下电锯撒下的白惨的骨粉，她被肢解，被搬运，头颅被砍了，胳膊被砍了，手脚残疾了，发梢残疾了，她的动脉静脉都裸露开来，她进城了。
　　 但她注定水土不服，她注定患了思乡的病痛。在高楼的阴影里，她如何张望，也看不到乡间的黄昏，她即使能和偶尔路过的麻雀搭话，喉咙也是嘶哑的，声带早已毁坏。
　　 看到受刑的柿子树，我的心一阵抽搐。我想到了我母亲在城里的不适，母亲害怕高楼，她在楼里生活就如牛羊被圈养。记得有一年，母亲在我家住，我从外面回来，看到母亲趴在窗台向外张望，苍老的脸在玻璃上如枯萎的萝卜，当时我的泪就下来了。
　　 今天看到这棵柿子树，我默默在心里说：对不起。但我确实无能为力，一棵树也是一个人，但树们又总是弱势群体，时时处在被杀戮被践踏的位置。在我的老家，我曾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故乡无数村庄的村头昼夜不息的电锯轰鸣声，在公路边上的木材加工厂和木器制造厂一家挨着一家；那些每天都往城市运输的汽车机动三轮车大车小车毛驴车上的三合板五合板和胶合板，如山如丘，如云如怒；那些路边一年四季都赫然竖着的出树收购树的联系人电话和QQ的广告牌歪歪扭扭。于是，我想到了目前故乡的荒芜，甚至连祖坟的树木都逃脱不掉被砍伐的命运的缘由了。绿树村边合，只有到孟浩然的诗里去找了。
　　 傍百年树，读万卷书，是我的理想。想孔夫子曾在满是杏树的林中筑坛讲学，那是何等的景色！我要是在一棵树下能与树一起听夫子的布道多好，过一种傍树而居的生活，过一种树下弦歌不辍的生活，那是幸福的。我猜夫子是爱树的人，他死后，他的学生把家乡的树都带来，一棵一棵都栽种到老师墓地的四周来拱卫夫子，如一个个垂手侍立的学生，等待夫子的耳提面命。有姓李的李树，有姓白的白杜，有姓杜的杜仲，这些树如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
　　 在我的老家，过去是把有些年岁的树当作有神灵存在的象征。有的树被缠绕上红的绸布，摆上香案，谁家有了病灾都会到树下祷告，一年四季树下香火不断。我想：那是供奉的神么？毋宁供奉的是绿，是对树的敬畏与崇拜，入骨入髓。
　　 不轻易毁掉一株树，不轻易折断树上的一根枝条，这不是迷信，是一种道德的高坡。
　　 多年前我曾读到一个树的故事，我感到另一种文化的高度如烙铁镌刻在我的内心，时时让我反顾。那是一株红杉树，红杉树是跟恐龙一个时代的植物。那是一株十八层高的红杉树，长在美国，人们为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月亮。然而一家叫作太平洋木材公司的却决定,为了经济利益，砍掉她。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朱丽娅·希尔的少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止：她要把这棵已经有一千岁的红杉当作自己的家。她爬上去，在这棵树的顶端搭了一个离地60米的平台，那就是家了。在两年的时间里，女孩风餐露宿，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树人”有巢氏。人们给她取了诗意的名字——“月亮上的蝴蝶”。但是诗意的背后却是长达738天的守望与抗争。木材公司的冷漠，使得这个美丽的女孩被搁置在大树上两年，吃住在树上，拉撒在树上，洗漱在树上，即使冬季，即使炎暑，最恐怖的是飓风来临，她经常是用安全绳把自己牢牢地拴在树上。人们为女孩的举动所感动，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声援她，支持她，人们为女孩的举动所震撼。但我有时就环顾自己的周遭，我们有这样的女子吗？有这样的举止吗？我们也有很多的勇士，多的是到珠峰到沙漠的死亡地带，但很少就为了身边的一棵树、一座建筑，拼却了身家性命。如果是有人用自己的身躯去挡一棵树的被砍伐，一座老屋的被扒去，很可能被看作疯子，被看成异类。
　　 其实，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呼应，对生命的呵护，对我们人类早已犯下的错误的救赎。树对我们是有恩的，我们往往忘却掉了，正如我们不再记得乳汁的味道。如果没有了树，那大地上还能有什么存留呢？树没了，水怎么能涵养土地？没有了树，鸟怎能筑巢？氧气怎能孵出？没有了绿色，没有了水流，我们的脚下还有什么？
　　 树是一种生命，也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我知道桓温北征的时候，对树的感慨中的怆然：“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时空错置，人树俱老，青壮与白发，这巨大的反差都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里袒露无遗。《诗经》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不是诗句，是心头的滴血。
　　 晋太和四年（369年），大司马桓温率五万兵马，第三次北伐。大军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途经金城（今江苏江乘县附近）。这一年，距他出任琅琊内史（晋朝北方领土丧失后，在南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以示恢复之志。琅琊就是侨郡之一，治所金城）的时候已经整整三十七年，距他离开金城，升任徐州刺史的时候也已经二十多年了。岁月无情，当年的豪侠不禁泫然。我知道，辛弃疾泪有上游，这上游就是桓大司马眼窝里的英雄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我们看到的是这跃然纸上的真性情，是壮志未酬的落寞，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不甘。千载而下，这泪仍是热的，我知道有这样的一句诗：我是流浪许久的一行泪，老找不到一副脸颊来安置，那就找一株柳树吧。
　　 二
　　 树是有记忆的，树的年轮，是我们情感的储存器。我知道日本九州福冈市准备拓宽一条道路，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此事需要砍伐一排樱树，一棵含苞待放的樱树已被锯倒。第二天，附近一棵樱树上出现了一首诗：好花堪惜，但希宽限二旬；容得花开，艳此最后一春。诗，迅速成了街谈巷议的焦点。不久，樱树上又出现了一首诗：惜花心情，正是大和至性；但愿仁魄长存，柔情永在。落款是市长进滕一马。最后，道路拓宽了，而那排樱树也保全了下来。
　　 没有树，也就没有水源，没有氧气，没有小鸟，没有蝴蝶。如果这些都没有了，我们还会存在么？即使我们还存在，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个人类都孤独，没有伴侣，没有动物植物，没有河流，没有花草，是这些物质养活了我们，繁衍了我们，我们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敬畏，我们只知道攫取掠夺，只知道贪婪。
　　 我非常喜欢以色列的一部电影《柠檬树》。这是人与国家对峙的故事，这更是柠檬树和国家对峙的故事，一个寡妇捍卫自己的柠檬园，就是捍卫一种记忆，捍卫一种价值。
　　 寡妇萨玛，这个巴勒斯坦普通的妇人，她丈夫十多年前去世，靠着从父亲处继承的柠檬园为生，辛勤劳作把儿女抚养大，儿女离家后与长工胡升老头一同经营果园，日子艰难但也简单平静。
　　 直到搬来了新邻居——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部长，这一份平静才被打破。先是邻居家架起瞭望台、设立感应器、围起栅栏、派驻军队，然后是一个大雨天，一份要求砍掉柠檬树的通知被送到了萨玛手中。为了守护脑海深处与父亲有关的树的记忆，萨玛在律师齐哈德的帮助下踏上了艰辛而漫长的起诉之路，就如秋菊打官司。
　　 影片中，柠檬树不只是萨玛的生命，最使我感动的是长工胡升老头在法庭作证的证词：“40年来，日出，日落，萨玛和我种植这片土地与柠檬树。不仅是浇水、施肥，树同人一样，它们有灵魂，有感情，需要人跟它们讲话，需要温柔的照顾。我不用耕作机，仅以我的双手。这片土地是这里最肥沃的，不，不只是这里，是全世界最肥沃的。”
　　 老人的这证词感动了所有的人，是树的灵魂感动了所有的人，也感动了银幕前的我，最后法院最终的判决是萨玛不必砍去所有的树，但必须将一半的树修剪至三十厘米高。
　　 萨玛在法庭上站了起来：“你的提议羞辱了我，羞辱了先父和我的亡夫。我的树是真实的，我的生命是真实的。你们已经在四周筑了围墙，还不够吗？”
　　 是啊，树是真实的，如亲戚如友朋，砍掉头颅的树还是树吗？
　　 影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萨玛偷偷翻过围栏去给柠檬树浇水时，守卫的士兵发现了，好心地叫萨玛快回去，但是萨玛听不懂希伯来语。士兵用仅知的阿拉伯语问萨玛的名字，萨玛也用他能听得懂的话说起幼时往事：“小的时候，我父亲曾经带我到以色列的集市上卖柠檬。”
　　 这是冷酷中的温暖，是种族冲突下良善的人的美好的愿望，战争真的能把人性隔绝吗？树是有记忆的，砍树是可耻的，砍寡妇的树更可耻。
　　 呵护一株树吧。我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浪潮席卷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当时的市政当局如我们现在的拆迁办，雄心勃勃地推行旧城改造。当时有一项“百万工程”的计划,每年要建成十万套现代住宅。在城市郊区，一排排新的火柴盒式的房子拔地而起，一个个新的居民区出现，改善着人们的居住环境。
　　 这本是一件受人欢迎的大好事，但市政当局在此鼓舞下，进而要对城市进行全面改建，现代化高唱凯歌如横行的螃蟹一路向东推进,从中心火车站到达了国王花园。
　　 斯德哥尔摩人也逐渐生出怀疑，这样下去，斯德哥尔摩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是人们所熟悉的斯德哥尔摩吗？人们开始议论，在各种场合发表批评意见，但还是在忍耐着。这种忍耐终于在1971年得到总爆发。这一年，斯德哥尔摩市政当局作出决定，要在国王花园里建成一个地铁站。这件事成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群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称为“城市的选择”的活动。人们上街游行示威，认为他们的城市已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要求市政当局收回成命，市政当局认为示威者是胡闹。这年的五月，当局不由分说，派了一队工人到国王花园来锯树，做开工前的准备。
　　 隆隆的电锯声成了最后的动员令。人们向着隆隆的电锯声聚拢过来，高喊着保卫家园的口号，来阻挡那些钢铁飞牙齿。市政当局也被激怒了，他们派出骑着高头大马、拿着警棍的警察去为工人开路，要强行锯树。示威者见此，就立刻相互通知，人越集越多。就此，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
　　 市政当局中谁也不敢下死命令让警察前进了，最后只好命令工人和警察先退下，再作计议。为了防止当局再把工人派来，特别是晚上乘无人时偷偷地把树锯掉，造成既成事实，示威者们日夜坚守在花园里。有些人还搭起帐篷，拉起吊床，住在树上。五月里，处于北纬六十度的斯德哥尔摩才是初春，夜里的气温冷得让人牙齿直打战。但这些年轻的示威者裹着冬衣，弹着吉他，挂起了“拯救斯德歌尔摩”的横幅，誓与那些老树共存亡。发生在1971年5月的这个事件正如这些活动者所说，救了斯德哥尔摩。它给处于现代化疯狂中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当局当头一个棒喝，使他们清醒过来。
　　 今天，这些保护国王花园古树的人成了瑞典人心目中的英雄。很多历史书都记载了这件事。人，往往是短视的，为了所谓的现代化，把历史割裂，把树砍去，把老城推平。几十年前，塞瑞亚广场北面的那五排现代主义的火柴盒有很多人欣赏，作为时代的骄子，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拔地而起，傲视群楼。但在今天的瑞典人眼里，它们却如一块块疮疤，其丑无比。在斯德哥尔摩人心目中，这五座塔楼，就像一张漂亮脸蛋上的五块黑痣。我们知道，如果当时没有人及时站出来制止，那么，就不只是五块黑痣，而是整个斯德哥尔摩被毁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