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天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夹雪，给初春的麦田洒满了甘露，久旱的麦苗贪婪的吸吮着雨水，农人笑哈哈的三人一堆，五人一群，闲聊的、丢方的、下棋的，嬉笑打闹的，还有议论今年收成的。
　　 老天爷挺干脆的，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又阳光明媚，初春的太阳温柔的照射着大地，金黄色的迎春花开满了塄口坡边。搭眼一看，不高的麦苗头上顶着晶莹的露珠，好似一串串珍珠玛恼，煞是好看。
　　 雨后闲着无事，我骑上摩托车，绑上小锄，去十多里外的山地锄草。说是锄草，倒不如说是看看麦子的长势。我清楚的知道，每年给麦田打的除草剂，百分之九十多是没有杂草的，包括最难缠的节节麦、燕麦，也有专杀它的药品。
　　 走到麦田一看，虽还不到农历二月，一片片翠绿的麦苗，好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均匀地铺在大地上。此处虽属半山区，前年国家坡地改造，动用了一百多台推土机、铲车、挖掘机，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平整了三个村近千亩凹凸不平的山地。
　　 麦苗在平平整整的土地上躺着，舒服地伸着懒腰，不亚于躺在席梦思床上贪玩的孩子。大田块里无一根杂草，偶尔在塄边发现几个，顺便锄锄。五亩多地，用不到一个小时就转看完了。最后我坐在麦地边歇息一会儿，放眼望去，成片成片的麦田，一往无际。我想这麦田如果用人工锄草，恐怕得几个月，花费的劳力无法计算，
　　 儿时我随母锄草的点点滴滴涌上心头，那时人们把二三月锄草叫春锄，也无除草剂，更无什么打药机，正月十五一过，队长就安排人锄地，男人、精壮劳力大部分都出外打工。有些上山植树，有些村上盖房，有些派去搞水利工程，剩下的都是妇女和老弱病残的人，还有从学校回来的半大孩子，这些人一般都由妇女队长带着，一天三晌锄地，有人戏称“锄草专业队”。
　　 那时我中学刚毕业，正碰上高中停招，回来后就跟上妈妈参加队里的锄草。记得第一次锄草，妈妈就教我，锄草要前腿弓，后腿直，锄把握紧，约五、六步就要倒换一次姿势。由于我不会撑握要领，一天下来，手掌磨了两个大血泡，腿和腰像坏了一样疼痛。晚上妈妈心痛地拉着我的手，贴在她的脸上伤心地掉着眼泪，说啥也不让我再去锄地。
　　 第二天早上，妈妈扛上锄下地了，临走给我安排了不少活，无非是打扫一下院子，收拾一下屋子，看着鸡别把蛋下到邻家等等。她目的就是不让我下地锄草。
　　 妈妈走后约十多分钟，我急急找了双烂手套，套在妈妈给我包扎的手上，急匆匆拿上锄跑到了地头，她们已经向前锄了二、三十米了。十多个人一字儿排开，真像天上飞来的大雁，人们在麦田里边锄边嬉闹着。妈妈一看我来了，嗔怪的瞪了我一眼，也不好说什么，让我在她旁边锄，并小声对我说，“你少锄些，给妈多留点，看把我娃手弄痛的。”妇女队长是我二姨，她望着我笑了笶，也没说什么。
　　 那时地里麦稀稀拉拉的，枯黄干瘦，像一个个多病的老头，而杂草不知为什么，体壮肥胖，按农人说法，草把麦咬坏了，一天锄下来，十多个人锄不了多少亩，草比麦好。
　　 锄草看起来不费多大劲儿，但也不是个轻省活，妇女们虽然谈笑风生，但锄地却都很认真。妇女队长偶尔回过头来捡查一下，看谁除的干净又不伤麦子，批评一下没有锄干净的妇女。那时候人都忙，加之吃粮紧张，毎个妇女锄草时系个围裙，或斜背个布褡褡，捡大野菜弯腰拾上几个，好回去下在锅里或蒸些野菜麦饭。
　　 队长规定锄地妇女不准带围裙和布褡褡，不准拾野菜，担心影响锄地质量和进度，但妇女们却都偷偷地带来了。妇女队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她们多少拾点回家给孩子老人吃。每当休息时，妇女们就像疯了一样，滿地寻找着能吃的野菜。我也跟在妈妈的后面，时不时拔上一把，妈妈一见，忙喊：“我娃歇一下，别累坏了，晚上回去给我娃蒸麦饭吃。”
　　 那年我跟着这个“锄草专业队，”从正月十五开始，一直忙到农历三月谷雨，还没锄完草，麦高了，不好下锄，我就和妈妈、妇女队长和十多个“锄草专业队”成员，在麦田里拔草，一直拔到麦穂出来了，才勉强拔完。
　　 突然，一只兔从麦田里“嗖”地窜了出来，跃上了山间小路，着实吓了我一大跳，也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想现在社会发展了，科技发达了，这一片片麦田如果再用人工锄草，不知要锄到猴年马月了。
　　 我看完麦子，再次绑上锄头，骑上摩托车高兴的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