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佛教，产生于该民族特有的哲学思辨之中，是东方文化的最突出代表，具有一种神秘、玄奥、幽远的意境。它的基本观点是，在避世中求安静，视红尘为豺虎，企图脱离现世，或至少能全身而退。这一思想比较适合于失意者的自我安慰。在中国，佛教与儒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是并行不悖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便是儒与佛在中国士庶心目中的完美组合。
　　 天主教所崇奉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没有助手，也不需要助手；他亲自创造奇迹，施行惩罚，拯救众生或降下灾祸，没有人能够替代他，他也从不藉任何他神之手行其意志（有时会借凡人的手对他的另一部分子民敷演教训，让他们彼此为敌，如《圣经》所载的让异族苦待以色列族即是）。上帝是排斥其他神祗的，它不能容忍多神与他同祀，共受人间的膏火；从教规上讲，天主教乃是独神教。
　　 佛教则不然。虽然它的原始教义中只拜释迦牟尼一人为教主(教主并非主神），但流入中国之后，迅即与中国民俗文化交媾，揉进了大量的中国神话或道教故事；以至于后世根本无法将其从教义中剔出，早已化为佛教教义的一个有机组成（我这里仅就世俗教情而论）。如雷公电母、风婆土地；上天有诸多菩萨，各自都有衙门署事；下界亦有阴曹地府，有一干魔王小鬼，宛如人世间的牢头狱卒般晨昏司命。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就已经相当世俗化了，由于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和国家种姓制度的需要，佛教更切中的是中下层民众的愿望和诉求，这就不可能完全浸入玄奥的哲学缅想之中。到了中国，原有的体系基本打乱，分化出许多派别宗门；较大的有禅宗、华严、净土、天台等派，与世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几乎成了人生百相的翻版。世人倘有灾异，求佛祖的臣子居多（如求观音、求韦陀等），直接（越级）上诉至释迦的甚少。天主教虽然也有圣人出现，但无非是上帝委托他代牧民众而已；他们无论怎样强大有神力（如摩西），也终究还是人，而成不了神。神，真正意义上的神，永远只有一位。佛教却是神仙众多，每天上班，各司其职，与凡间的官府衙门完全一样，释迦牟尼不过是在天的一位皇帝罢了；除了偶尔接待一下如唐僧师徒这样远道而来的使者之外，一般他是深居简出，很少过问纷纭世事的。这种对神的不同命意，也许正是东西方民族心理、文化习俗的最初分野，和最终的差异。
　　 天主教徒初生之时即受洗礼，从此终生为天主门徒；至死前，当忏悔其毕生罪孽，以求灵魂洁净，并可教化后人。佛教在尘世中一直未能取得行政权，因而只有依托政权的力量弘扬佛法；它是俗世人借以标榜身价的一件外衣，得意时是福庇弟子的手段，失意时是自我解嘲的借口。一个人无论有多少罪业，一旦皈依佛门，立即得以净身；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天主教徒的善行，在其自身就有报酬（得升天堂）；恶行，只有在其死时才获得神（通过神父）的宽宥。一般地说，上帝对死去的人是较少记仇的，他或许认为，人死了，就一切终了，再计较也意义不大。而佛教徒的善行投资回报，则主要反映在他的后世上——即便鬼魂投胎，也还是另一个生命体；而数代之后才见到积善之功的却司空见惯。作恶呢，有生之年就可能获得赦免，而死后的地狱之旅，似乎也不足以威慑任何一颗作恶多端的心。因此，对佛教徒来说，修性念佛好像成了投机取巧的手段；很多人之成为佛门弟子，纯粹是一种偶然。而天主徒之成为天主徒，在他的那个社会历史条件下，就几乎是必然——这还不包括专职的神职人员，和在校进修的小神父、小修女们。
　　
　　 天主教的前身犹太教，起源于以色列人的神的观念。以色列，是这世界上最动荡的一个民族，因此也是最容易萌生宗教的精神土壤。他们漂流不定，几千年间为争得一块立足之地而战乱频仍；灾难使他们团结，一旦安定，不久即又分裂。他们最需要一个万能的神灵，指引这个弱小而盲目的民族朝向繁荣和壮大。从最深重的苦难中产生和平安定的渴望，喻世劝人，祈求年景丰熟，子孙昌盛，这乃是天主教的本旨。
　　 天主教创立之初，并未得到统治阶层的提倡，甚至也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他们东躲西藏，饱受艰辛。为了生存，需要联合多方面的力量；而为了统一使用这种力量，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基础；这样，天主教在其发展衍变中，逐步完善了它的思想体系。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转折，发生在大卫到所罗门执政时期：初，大卫定居耶路撒冷；所罗门继位，娶埃及法老之女为妻，完成了一次重大外交举动；再联合黎巴嫩人，在耶路撒冷重建神殿，奠定了今日耶城的“圣城”之基。这个时代，按推算当在以色列出埃及之地后的480年；以色列人直到这时，才总算有了一个暂时的稳定居所。
　　 然而不久，耶路撒冷再次分裂。所罗门之子罗波安时代，以色列人在耶城反叛，天地间再一次血雨腥风，生灵涂炭。从摩西下何烈山（带回上帝的“十诫”法版），到以利亚再遁何烈山，其间不过区区500余年的历史一瞬。
　　 然而，这种以宣扬慈爱，坚忍和向善为宗旨的教派，一旦与统治者联姻，变得强大无比时，它凶残的一面就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了。它以神为借口，扼杀一切新鲜活泼的思想，聚拢巨大的物质财富，镇压一切反宗教的“异端邪说”，其手段之酷烈，连当年上帝惩罚以色列人也自愧弗如。房龙在《宽容》一书中论及宗教法庭时说：“甚至在今天，宗教法庭早已不起作用的时代，这个名字仍然使我们心惊肉跳，谈虎色变。我们仿佛又看见了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生锈的铁锅和烙人的铁器，黄色的兜帽，黑色的面纱；以及一个下颔宽大的国王，正凝视着一排排望不到头的男男女女缓慢地走向肮脏的绞架……”
　　 这就是那个包容万物、寓有形于无形的神的宗教吗？这就是那个创造人类，又竭力纠正其错谬与失误的仁慈的上帝的旨意吗？
　　
　　 米尔顿说，“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然而天主教——得势的天主教——不允许人有这种自由；尽管它本身也曾受到过别人的屠戮、压迫和禁锢。
　　 人在得势时，是多么容易忘掉微贱时的诺言啊！这仅仅用“为维护其统治而必需”来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由天主教而派生的基督教，似乎要比她的母教稍为通情达理一点儿——
　　 《新约•腓立比书》中说：“他反而纡尊降贵，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取人身，就自卑自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天主高举他，使他的圣名超乎万名之上，使天上、人间、地下的一切，闻耶稣之名而屈膝，众口同声称耶稣为主，而归荣于天主圣父。”
　　 这是基督徒未得志时的谦恭。
　　 “你的独子是在一切时间之前，超越一切时间，常在不变，与你同是永恒。灵魂必须饫受其丰满，然后能致幸福；必须分享这常在的智慧而自新，然后能有智慧。”
　　 “你要将这些事瞒着明智的人，而启示给稚子。”
　　 “使劳苦和负重担的人都到他那里去，他要使他们安息，因为他是良善心谦的。”
　　 ——《新约·马太福音》
　　 上帝召唤着迷途的羔羊“到他那里去”；他许诺要让他们“安息”；但“羔羊”们真的过去了时，上帝就不再是可亲的了。他先立下许多规矩，这些规矩，有些还有几分道理，有些简直就蛮横无理；如果你稍有不慎冒犯了他，他就马上变脸，给你点颜色瞧瞧。尤其在中世纪的欧洲政教合一时代，上帝的仁慈已完全为残暴的统治和镇压所取代。
　　 奥古斯丁解释说：“道，亦即天主，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道成为血肉，寓居于我们中间。”“在元始已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这道于元始即与天主同在，万物由此而成；没有他，便没有受造；凡受造的，在他之内具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他。”
　　 我想请问的是：如果天主是良善的，那为什么人世间又有这么多苦难？如果说信教者终其一生只是为了向神靠拢，那么付出毕生的苦难又有什么意义？主的恩宠充塞天地，却恰恰在这天地间同时又充塞了苦难和不平；人们各自划出一个势力范围，崇奉神怪，建立政党，组织内阁，制定法律；然后再用大炮来捍卫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主在这世界上究竟有什么用？它如果确实存在，也不过是个痰积咽喉、双目昏花的老太爷，既无精力、也无办法帮助他的子民们消灭苦难、达臻幸福。
　　 我还要问：既然光荣归于天主，则灾难和邪恶也应归于天主；把二者截然分开，而让天主独享一切为人所景仰赞美的荣耀，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天主统治人世数千年（确切的纪年应当由神学家而不是考古学家来认定），人类消长也有数百代，为什么需要救援的人反而更多？难道天主所做的救援全是白费？或者根本就是虚妄，根本就没有任何救援？又或者，所谓的救援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其实不过是在等待着冥冥中难以捉摸的人心的自然屈服？果然，则人世间所有的爱恨情仇、智慧与愚蠢、诚实与狡诈、欢欣与痛苦、善良与邪恶、真诚与虚伪、幸运与灾祸、烦恼与喜悦，这一切，与天主又有什么关系？
　　 我更要问：世间万物都是由主创造的吗？连邪恶也是主创造的？天主为什么创造了真，创造了善，创造了美，同时又创造出邪恶来与之缠斗？让人类在煎熬中遭受痛苦和屈辱，这是天主的本意吗？如果是，则天主何乃残忍如此？让人遭受痛苦和屈辱而不援手一救，还空许什么永世的天堂快乐？如果不是，则就是说，这世间还有超越凌驾于天主力量之外的存在了？那么天主创造万物的神话亦将由此被打破。天主许人类以向善的快乐，而人类却从它的反面得到了远甚于向善快乐的快乐；譬如天主赋予人以性欲，而同时又要求人类节制；但自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之后，这肉体的快乐就须臾不曾离开过人身。追求快乐既然是人的生物本能，那又怎么禁绝得了肉欲的放纵？而且，又为什么必须予以禁绝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作为一个物种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要他过贫苦的生活或许尚能做到，而要他过禁欲的日子却是无比艰难。如果上帝并未赋予人类从肉欲中汲取快乐的本性，人类的繁衍也像植物的花粉授受，则人类岂不更纯洁、更高尚吗？人类又将避免犯下多少丑恶的罪孽啊！传说，特洛伊战争是因女色而爆发，盛唐的“安史之乱”起源于君臣争夺杨玉环（虽然荒谬，我且姑妄信之）；历史曾以其何等惨酷的祸患来训导人类——上帝，这也是在你的授意下进行的吗？还是不幸超出了你的意料之外？那么，你的公正、慈爱、万能与无私又体现在何处？
　　 你是那么仇视异教，而异教徒依然存在。主的无法消灭异教，说明了主的无能为力；主的不能容忍异教，说明了主的狭隘与凶狠。
　　 世间的邪恶（？）既受你的诅咒，则你是有仇恨的。世间万物不都是你创造的吗？你创造了邪恶为什么又来仇视邪恶？你既能仇视则必有爱憎之情，既有爱憎则必被爱憎所惑。所谓爱之欲其复生，恨之欲其立死；因此你毁灭城市、屠戮人民，使芸芸众生在俗世中恩怨相萦，劳劳碌碌、争斗不已。你是这样的吗？如果是，则你的怨毒较世人犹过，更无从救溺人类；如果不是，则你的存在便没有任何实证、任何凭据。所谓天主，所谓教谕，不过是人类自己杜撰出来的、用以对施暴者威吓、对弱小者安慰的虚幻灵媒，本质上与其他教理、其他哲学出于一辙，更无分毫区别。
　　 纯粹的天主徒创造了什么？这世上的一切科学、人文成就均基本与他们无关。他们仅仅创造了一种玄学，一种仪式，一种奴役别人的新法术。他们远离一切为生存而斗争的微贱工作，获得大量的空余时间和物质保障，用于进行旷日持久而徒劳无益的阅读、讨论，以及对于“智慧”的研究；而其他人却要胼手胝足，以自己辛勤劳动的所得，作为交换灵魂上“救赎”的代价。
　　 但是，俗人们，你们又在“忙”些什么？睁开眼睛，我们看到的是吸毒和酗酒，纵欲和凶杀，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正义和安宁像一位被轮奸的寡妇衣不蔽体，向隅而泣……人类如此殚精竭虑、肆无忌惮，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位显威极者恐惧其位显威极，而想过平静的日子，纵欲无度者厌倦了那纵欲无度，而倾羡赤子的童贞单纯——
　　 天主啊，这就是你一心所要召唤的儿子吗？！
　　
　　 客观地说，西方输入中国的大量文艺、哲学思潮中，有很多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但曲高和寡，或者混杂在泥沙之中，让人更难辨识；其结果是，腐尸臭肉甚嚣尘上，真正的学问艺术却俯首无言。国内的学术界，经济理论不能有效指导经济的运作，思想政治又流于空洞苍白，在探讨和辩论中常常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文艺创作上，应命之作人们哂笑其应命，先锋派、新体验派、超现代派、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又难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成功的作品寥若晨星。舞台上扭动着横七竖八的人体，那不是青春活力的宣泄，而是歇斯底里的间歇性发作和日暮途穷的哭诉无门；舞台下则鼓掌、跺脚、声嘶力竭的嚎叫，口哨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或者由于对现实的失望，或者情趣不高，或者空虚无聊无以寄托，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是，只为了“放松”，消耗时间……总之，追腥逐臭似乎成为主流，社会公德、民族的尊严饮泣吞声；一种“世纪末”的颓废没落情绪严重侵蚀了国人的灵魂。
　　 人们为何如此热衷于喧嚣？因为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社会风气越来越浇薄，难得有人能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人们刚从文革的狂热中爬出来，旋又堕入另一种更可怕的狂热——金钱崇拜，肉欲崇拜，实权（可转换为实物的权）崇拜。甘守寂寞者门前冷落，名利场中却车水马龙。如果你想做一点学问，完善你的品行，这本身就已困难重重，而风习不但不予以赞赏和支持，反而大加嘲弄和排斥；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马蜂窝，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理想失落，找不到赖以支撑自己的坚实的精神支柱，便纷纷在滔天浊浪中不战而降，随波逐流。其中时而浮出几颗豪杰的脑袋来，吐出一口浊水，换一口气；一看世界依然方舟外的天下，便索性摇尾一变，跟着兴风作浪起来。
　　 天主啊！这堕落的世界，你又能“拯救”几分？
　　
　　 再回到我们关于宗教的讨论上来。
　　 大略地说，迷于宗教（或装作迷于宗教）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苦难深重、永无出头之望者，他要从教义中求得自欺的安慰；另一种是作恶多端、纵欲无度者，他们过够了荒淫无耻的生活，历滥了尘世的物欲和肉欲，再也没有什么新鲜刺激，可以使那从核心开始腐烂的灵魂感到兴奋了；于是，退步抽身，偎到教义怀中，乞求教士的鼻涕能够洗去一点他罪恶的积垢。他们并不真正痛悔了，只不过为求灵魂的平安；以为这么一来，罪恶就可以不受谴责，冤家就可以不向他复仇。所以，教堂成为避难所，教义贴作护身符；宗教皮毛之下，是弱小卑微者的另一笔捐税，和昔日的豪强们藏污纳垢的乐园。
　　 毋庸置疑，《圣经》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即便伟大，也还够不上称之为“圣”。人世间既没有“神”，也就不会有“圣”的“经”典；就其实质而言，那不过是一部神化了的西方（首先是以色列人）社会编年史。其中所叙述的战争、生息、牧歌和戒律，便是今天西方世界一切律法、风俗、道德观和政治架构的原始模型。《圣经》毫无疑问是人写的，可能是早期的天主崇拜者们用以规范和延续其教理的教科书；书中除一部分的历史写真（但也被改写得面目全非）外，又掺杂了大量神话、传说、箴言故事，以及乌托邦的憧憬。这是古代人民希望摆脱自然力的束缚、战胜恶人、争取幸福生活的有力证据；与其作为“圣书”来膜拜，倒毋宁把它作为一部作者不详的古典长篇小说（史诗）来读，或许更合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