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荧屏与报纸上炒得炙手可热的武则天与潘金莲，我不知道是否有意要为“95世界妇女大会”添点儿光彩；我想，指望这么两位女同胞为我国的妇女界争气，似乎也太欠考虑了些。中国历史上虽说妇女是受压迫者，但也出现过不少知名的、并且人品也还不坏的女才子、女专家、女将军；随便举几例罢：“木兰从军”是民间传奇，可以不论；南北朝时的才女谢道韫，13世纪后期从海南回到故乡推广植棉纺织技术的黄道婆，东汉史学家班昭、诗人蔡文姬，南宋词人李清照，明清之际沦落风尘仍抱冰玉之洁的李香君等，这些都是青史上有案可查的人物。在当代，像这样的女“名人”则更多，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我认为，文艺创作首先要有一个“思想性”问题，其次才是作品的艺术性；写女人，容易出故事，容易感染人，但是否可以选择一些正气多些，戾气少些的历史人物来谈？不要老在女性的那个“性”字上面做文章；那样搞多了，是要影响人品的。
　　 我这里绝不是在跟“妇女解放”唱反调。在我国，妇女已经解放，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某些家庭，妇女甚至已上升到“统治阶级”，“气管炎”之说，大约也算是国粹之一种，洋人是掠不得美去的。一位在社会上呼风唤雨的男人，在家受老婆的管束（说得委婉点，叫呵护），并非什么丑闻；我所痛惜的，是在现代文明更加昌盛的今天，中国男性却似乎正一步步可悲地雌化了。
　　 首先是，荧屏上、舞台上时髦的男星越来越女性化，或无性化，表演一些海底软体动物似的软绵绵、粘乎乎的男欢女爱，情意缠绵，且又大多都是镜花水月，有始无终；阳刚之气像闹疟疾似的，泄得只剩一具风吹二边倒的身壳子。这些人对青少年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你现在随意去调查一位中、小学生，他可能忘记了某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但绝不会不知道被他们当做偶像来崇拜的男女艺星的芳名，乃至他（她）的生日、喜好、婚姻状况、花边绯闻等等等等。于是，连这一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也染上了无病呻吟的毛病，整天“情呀意呀”、“哥呀妹呀”的在嘴里絮叨不已。
　　 体育竞技场上，近年来也弄得“阴盛阳衰”。同一比赛项目，男队臭不可闻，女队却如火如荼，接连夺冠——这当然是说的我国体育界。中央电视台有一档综艺节目，主持人频频更换，越换奶油味越重；到后来简直就像走进了蛋糕作坊，一股甜香夹杂着胭脂气息，扑得你晕晕乎乎，看电视越来越想躺着看，越舒服越容易产生心灵感应。最后，朦朦胧胧，似睡非睡，谁还“敢”问“路在何方”？
　　 这股“阴”风吹到文坛上，文学创作也跟着雌化起来。大气磅礴少了，鸡零狗碎多了；原本是报晓的雄鸡长鸣，渐渐变成了母鸡下蛋后和觅食时的唧唧咕咕。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的作品出笼了，可里面值得一读的精品寥若晨星；有资格“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那还是极少数甘于寂寞者长年累月苦心孤诣的唯一结晶。
　　 男人雌化后，虽仍具男人之形，但那不是真正的男人；那是被阉的太监，刀锯之余，心理变得阴暗而邪僻。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首先学会的是胡侃和调情。有事没事，这里吟几句艳诗，那里发两声高论；什么都不入他的法眼，自谓红尘看破，偏又耿耿于怀。原则没有了，代之以圆滑猥琐；公义没有了，代之以趁火打劫。某地有几个流氓光天化日下侮辱妇女，围观者中不乏男性，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喝一声，讨回公道。我们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饱受外辱，血迹尚未擦净，便有那么一批“龙的传人”匆匆拜倒在富士山前、克宫墙外；更有甚者，竟异化到拿着绿卡、代民“议政”的荒唐地步。这种人性的雌化，靠注射雄性荷尔蒙是无法治愈的；靠其他什么更“科学”的手段，我看也难以奏效。
　　 “世界由阴阳组合”，这观念虽然陈腐了些，但也道出一点实情。女性有她温柔细腻的一面，男人有他刚强豪迈的雄风；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两性的完美设计，从此世界变得完整而美丽。如果两者颠倒，或混淆不清，就总让人觉着有点不是味道。古人崇尚“男耕女织”，他们没有强求妇女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就是考虑到女性体质娇弱、力量较小这一客观实际。一个女人，如果像黑旋风那样手抡双板斧，满口“洒家”，见人就砍，那恐怕比真李逵还要可怕得多；同样，一位五大三粗的男人，成天涂脂抹粉，说话妖妖调调，走路风摆杨柳，见人暗送秋波，我们就会认为他脑筋有点问题，或者干脆就是心理变态。我们需要健康的女性，尤其需要刚强健劲的男人——因为男人，不管怎么说，总是在尽忠竭力的支撑着这个世界，并希图为女人——他们的母亲、姊妹、女儿、配偶——创造一片没有风雨的晴空。男人的雌化，与男人的温情是不沾边的；认为甜腻就是多情、冷峻就是弱智实在害人匪浅。就算按照现代的时髦观念吧，“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么，这个占人类总体一半以上的一群，有一天变得与另一半没有区别，甚至更糟，我们这个世界还会很美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