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故事
参加完高考后,我心里觉得,这次考试肯定考砸了,特别是物理,因为后来物理老师换了鸿涛老师,我根本就听不懂鸿涛老师授的课,因为病了一年多了,每天晚上都在做恶梦,我的胃每天都在疼,这时候的家里,是穷得叮咚响的,每天家里吃的稀饭是稀得不能再稀了,妈妈被精简机构回家以后,是靠着打临时工在支撑着这个家的,在一个叫霞寨的卫生院当炊事员,看了两次病、妈妈就不耐烦了,竟说:“不要看了,假死石降(南方的一种蛙类动物,可以食用,并为稀有补品)专吃青竹丝(一种蛇,学名应该叫竹叶青蛇)”。所以妈妈也够狠的,从此也就没再给我抓药看病了。就眼睁睁地看着我是否会病死而去,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当年我们的家也实在是穷得不能再穷了,一碗稀饭,碗中就几粒米,已经稀得不能在再稀了,简直就是稀泡饭,几粒米,熬成的一大锅米汤,天天这样,那时候我们的家,有五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奶奶,奶奶又没工作,小时候,妈妈整天在外打工,奶奶除了在家里理家务,还要煮饭,帮助带看孩子,奶奶是个很善良,却是很贤慧的女人,虽然不识字,但通晓怎样教育孩子的方法。
奶奶最会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了,而且会巧借民谚(闽南话押韵的顺口溜)来教育孩子,譬如说:“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做兵!”“千金小姐面荒荒,次次(就是一般的、没多大出息之意)男儿跳破三个(地板)砖”“细汉偷夹一支针,大汉就会偷牵牛阉”“儿时读书传,长大作状元”“上山看山势,入门看人意”等等……这些数不清的民谚,但却是很押韵的闽南话、奶奶就用它来教育孩子。
所以奶奶是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们的第一个生活的启蒙老师。
参加完高考后的第二天,我回到了故乡霞寨镇钟腾村横路下去住了两天,而后就回到当时租在霞寨镇群英村坎圩小队的家,略休息了几天,当时小姨刚好从大溪镇回娘家探亲,就和妈妈商量,把我带到平和县小溪镇厝丘村大寨山养猪场去做小工,即水泥匠帮师傅和稀泥还有挑砖,扛石头等等重活的小工。这是小姨周秀金(当时在大溪镇当民办教师)介绍的,因为我的姨夫江梅全就在大寨山养猪场当出纳员,是个正式干部,是部队复员转业的干部,从此,在那边一干就是很多个月。
后来高考分数公布了,256分,这个分数肯定是上不了大专录取线的,因为这一年,大专最低录取线是353分,还差很大的一大截呢!
这时候,我并没有能听到妈妈的安慰,迎面却是一顿谴责、责难:“一起去贩卖回来的猪,你就咬输给人家,老师还经常到家里来说,不要让你干家务活,不要让你上山去拾柴火。你真是个孬种呀!”这就是当时妈妈劈头盖脑谴责亲生儿子的原话。
也难怪妈妈,妈妈不识字,当时家里又那么穷,孩子又那么多,能不饿肚子,已经属于万幸当中的事。再者,我当时在学校里,读书成绩经常是名列前茅的,是很少在年段落到第三名以后的,老师李宗林也经常到我的家里来跟我的妈妈说:“你家这虎崽、儿子,是块读书的料,要让他多读书,少干家务活,最好不要经常让他上山去割茅草,拾柴火!让他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所以妈妈是深深记住这些话的。
1978年高考,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7年第一年恢复高考的秋季招生,是各省市自己各自命题的,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试。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全国已经统一一张考卷,而且有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能考中专!”我那年所在的高考理科重点班,考上大学和大专班11个,天津大学一个,福建医科大学一个,四个正取的师范大专班,五个自费的分别为工业、财贸、医学大专班。
所以在疾病的困扰下,也是在贫穷的逼仄下,我第一年没考上大学。
我是永远也忘不了这一些高考的往事的,特别是那一碗饭的故事,高考的那两天,我悄悄地和奶奶讲,说这两天的中午:“奶奶你能不能把我弄两小碗干饭吃,省得我在高考时经常尿急上厕所,因为当时我的身体很不好,结果奶奶就同意了,就用饭捞,每天中午捞了一小碗白米干饭,中间偷偷埋点香香的食用油,外又加了点酱油,然后又用白米饭盖上了!”藏在灶头的最里面,用一个面巾布遮盖起来,为了防止其他兄弟姐妹看见,但是这样还是被没有参加高考的我的二姐看见了,结果被当场揭发和举报了:“金稻子金稻稻(闽南语)(就是金孙子金澄澄的意思),干活的人没吃干饭,没干活的人却吃干饭。”因为我和二姐是同一届的同学,我的二姐读书成熟较差,就没有参加高考,在霞寨镇的一个(当时还叫公社)养路段当养路工(临时工),这一个“一小碗白米干饭”被我的二姐做为口头禅,“诅咒”了很长一段时间呢!
在这个特别贫穷的年代,贫穷有时真的也会致人非命的。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能考上大、中专,农村的孩子是很难把农村户口,转为吃商品粮的户口,出来当干部,参加工作的。
1979年,在老师李宗林的帮助下,我因为没有去西藏读大学(去西藏读大学已经够上了录取分数线),在老师的周全下,我已经到了中专复习班参加复习,要考中专,为什么选择中专呢?因为我已经是非应届了,可以考中专了,又加上我的身体还在恢复阶段,所以老师就规劝我考中专会比较保险,因为这可能才会是旱涝保收,稳扎稳打了,因为我的成熟还是很好的,尽管在病中。
结果就在中专复习班一直复习着,如果当年中专能考上,国家也是包分配的,也是干部。当时单位的编制还是老一套,最上面这一档的是干部,再下来的全民职工,第三档的是集体职工,再下面那一档才是单位的临时工。这是那个时候单位的行政编制。
就在中专班一直复习着,结果,因为我们是吃商品粮的,也就当时是吃皇粮的,我们恰好也没被下放回老家钟腾横路下,所以1979年,我迎来一个机遇,去考了招工招干,这一年,霞寨镇(包括平和铜矿)(含老知青)有80多个吃商品粮的居民户到县城小溪平和一中参加招工招干考试,只考上3个,分别为黄奇武、黄江山(我)、周秀玲三个人。我是考了第二名的。
这个时候,我还蹲在中专复习班,想考中专,不肯去单位上班,这个时候,爸爸出面了,爸爸是平和县供销社的一位老干部,老财务科长,而我当时所复习的平和三中(霞寨中学)的校长兼书记庄永康,以前曾在平和县南胜供销社(基层社)当过统计,是爸爸的老部下,所以爸爸就找到庄校长,陈述了让我先出来参加工作,先把身体恢复好,以后再做打算的请求报告,就这样,我的老师李宗林、张文景都来做我的工作说:“先去上班吧!等身体恢复以后再回来复习,再考也不迟!”于是,就这样,我就被招为平和县供销社的一名全民职工,参加了工作,有了自己的一份工资,而且还是全民所有制的正式工,并去培训了会计,也当了一段时间的会计。
这时候小姨在大溪镇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啦!专门坐车跑到县城来,还送给我一块北京出产的“双菱”牌手表,镜面底色是红褐色的,非常的漂亮,这是一个国产的机械表,当时一块表是120元,是很贵的,是要花掉四个月左右不吃不喝的工资,才会买上这一块手表的,这块表小姨才戴了几个月而已,小姨就一分钱也没要,就这样送给外甥了,所以小姨是最疼我的!
还有,大姐也从大姐夫那里,要了几件“二手衣服和裤子”,也就是大姐夫穿过的,不穿了,悄悄从大衣柜要了几件给我,把我包装了一下,俨然就有个参加工作的“干部的模样”,而那一双猪皮的皮鞋,则是现场我的姑姑的女婿周宇聪马上从脚下摘下来,送给我穿的,而后李然脱上“篮球鞋”(因为我爱打蓝球,总穿解放军鞋,这解放鞋就是当年的篮球鞋了)给姑姑的女婿周宇聪穿,就这样“狸猫换太子”把一双崭新的猪皮正皮的皮鞋“兑换了”过来!据为己有,这就是我参加工作时的故事。
那时候呀!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是多么体面的故事呀!就这样,我在爸爸的精心调理下,身体得到慢慢的复原,也渐渐有了一个年轻人脸上青春的光彩,记得1979年12月10日,我到九峰茶厂培训了会计,结业考试理论和业务两门成绩双双考了第一名,政治理论考了98分,会计业务知识考了99.5分,与赖新民一起,并列摘取了第一名的荣誉,但在结业的60多个人黑白合影里看到:当时的我,两个脸颊骨突突的,非常瘦,照起来特别象鲁迅,所以大家都趣笑地叫我为鲁迅,因为当时我正在写着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我的人生之路》,而且还在整个培训中心的学员当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1979年,对于我们的家,是个最光辉的日子,妈妈落实了政策,补发了工资,重新有了正式的工作,我的二姐因为顶替了我的“留城招工指标”的分配工作名额,也在1979年3月份到五寨供销社工作,还有大姐也随后因为是老知青的分配招工了,到县农资公司工作,我们的家,一年当中多了四个参加工作的正式工,都领上了工资,又加上爸爸的工资,所以我们的家只剩下奶奶在家理家务没工资和两个弟弟在读书了,家庭经济,一改过去的一穷二白的状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奔向小康”了!
后来,我的两个弟弟相继考上了大学,一个本科,一个重点大学,最小的弟弟还是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平和县的理工科高考总分前第二名成绩(也就是全县应届理工科高考榜眼)被录取在合肥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电机专业读书,我的二弟则考上闽南师范大学,现在一个是出名的企业家,一个是市委候补委员、漳州市委宣传部付部长、市委文明办主任,今天我们这个家,已经拥有儿孙后代20多个大学生了,两个法学硕士的后裔家庭了,所以说童年的故事,是个贫穷的故事,穷则思变,今天我们的一家,再也不是“有病抓不起药、有病看不起病的”一穷二白的年代了……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二胡独奏曲《高考前的悲伤》里,有一段非常悲凉、凄伤的片段,这是我自己演奏,自己作曲的,已经收录在根据我自己生活经历凝成的我的《黄江山二胡独奏曲》当中,因为2005年,我经过六次的录音,在录音蓬里,灌注了和录制制作了自己的四个音乐专辑,这四个专辑分别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二胡和小提琴独奏曲。
愿这些悲伤的往事,在岁月的长河里,在忧伤的过去,只是一种遥远的回忆,也就是贫穷的过去,可能永远也不会再现了,如今我们的家所有成员,正沿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奔在中国人自己的小康之路上,奋勇疾驰,努力奋斗,高歌前进……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正继续大踏步朝前迈进呢!
2017.3.15.
写于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