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晚十时半，母亲离我们而去了，享寿六十晋七，距离父亲去世的一九七四年四月，有二十二年零五个月。
　　 一
　　 我曾经对我的兄妹和我的同事们说过，母亲百年之后，我只长跪不哭。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母亲很健旺的年月，根本就没有估计到母亲会在六十多岁时患上绝症离我们而去这个情况，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拿了母亲和父亲做比较而言的。父亲英年早逝，无论在当年，在死后那一段长长的日子，抑或是现在，无疑犹如一把利剑，直刺我们兄妹脔心，使我们兄妹长期陷于噩梦连天之中。父亲的悲哀，父亲的遗愿，父亲的困兽犹斗状，时时如在目前，令我们无法解脱。和父亲比，母亲要幸运无数，她在中年时终于看见了社会的曙光，沐浴了社会的朝阳。母亲迎进了一个又一个儿媳妇，带大了一个又一个孙儿孙女，送儿女送孙儿女一个一个读完了初高中，甚至是读完了大学，眼见他们一个个谋得了可心的职业，端起了一只只盛满饭菜的金饭碗，看见儿孙们一个个创立自己的家业。母亲从容地丢下相伴自己几十年的纺车，告别了田畴的耕耘，在太阳底下在火塘旁边含饴弄孙。最重要的是母亲从一个人下人变为铜盆冲最让人钦羡受人尊敬的长辈。母亲在晚年真正是做到了不愁柴米油盐，不愁钱花，用村人的说法是“享清福”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父亲在世时想都不敢想的活生生的现实。
　　 可是，我毕竟还是哭了，背着人我大哭两场。而且在葬母亲于毛禁山后回到学校的头一个月里，我一直魂不守舍，心在疼痛在流血，如锥在刺。
　　 大哭母亲两次，一次是伯母过来哭灵之时，我看不得别人流泪，听不得别人的嚎啕，何况是伯母在哭母亲，便自然跟着哭了起来。自知母亲得病而随侍在侧而母亲病逝，一百多日郁积于胸的悲愤如决堤洪水，汹涌泻出。哭过了，也就好了，心情也就平静了许多，又开始操持母亲的丧葬大事。第二次哭母亲，是在归葬母亲之后的九月十日离家返校时，当我锁上我的堂屋大门之时，我再也抑制不住失去母亲的悲哀，很伤心地哭了起来。我避开一家人弯着走，怕引发他们的伤心。我从家里哭起，走背地坡一直哭到潘寿山后岭，坐在山岭上还哭了好一阵。我这一次是嚎啕大哭，妻子跟在后头也不止住地一路伤心落泪。母亲晚年住在我家，守着我的一幢独屋。只要母亲不去长沙住，我什么时候回家都可以看见一个干干净净的家，有条有理的家，像一个归宿的家，我走的时候是从不锁门的，这美好的一切都随着母亲的去世而远离了我的生活。
　　 送母归山后，我第一次回铜盆冲是在母亲圆寂之日，屈指算来已经有四十日了。这四十天，我在学校忙得昏天黑地，依然不忘母亲，失去母亲锥心刮骨般的疼痛感犹在。回到家，打开我的房门，只见室内一片狼藉，鼠害猖獗，地上霉腐气味十足，母亲用过的家具仍在眼前，我更是伤心不已。其时，人患重感冒，更感心事沉重，遂一言未发，只跟着家人一同吃饭，一同上坟山，焚纸钱，作祭祀，洒扫墓地。
　　 后来的日子，去铜盆冲老屋的次数多了些，为屋场公事，也为三叔修坟墓事，还有继儿结婚事。有好几次，我都没有去打开我的房门。与人聊起此事，我说，我实在是怕开了房门，母亲在与不在的区别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满屋遗物，触目伤怀。村人劝我说，老人不在无系理。我却不这么看，特别不这样看我的母亲。
　　
　　 二
　　 第一次有母亲的印象是一九五八年的秋天。那时，我不满四岁，和文兄住在群乐钟家庄幼儿园。长兄在杨家边祠堂里读书，二娭毑在钟家庄敬老院，父亲母亲在京广复线工地，三弟一岁多，随父母在工地托儿所。一家七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就这么四分五裂地分散着。
　　 一天，轮到母亲来钟家庄幼儿园探视我们兄弟，我们把这一天当做一个隆重的节日来准备和庆祝。在幼儿园阿姨的带领下，我们扫地铺床，准备好吃的。那时，我们小朋友根本就没有“妈妈”的概念，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妈妈就在外面做事，我们看不见她们。幼儿园的阿姨天天领着我们疯玩，偶尔听到妈妈要来探视我们，先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显得高兴，只是等到妈妈们都来了，久违的亲情让我们一下子清醒过来，我们立即扑入妈妈的怀抱，再也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暖的地方。疲惫的母亲那天差不多抱了我整整一天。我不下地，不吃饭，也不听阿姨的话，不要文兄来亲近母亲，也拒绝副食的诱惑，反正是叫母亲抱着，生怕母亲走掉了。
　　 分手的时间到了，我用小手围住母亲的脖子不肯下地，母亲怎么哄我也不听，后来是母亲和我一起哭。几个阿姨强行解开我的手，将我从母亲的怀里夺下来。母亲从幼儿入园的栅栏的门口跨出去，一步一回头，我是哭着喊着要母亲，栅栏门口站众多的幼儿园阿姨，她们用小凳子挡住门口，只留下一个小口子，我们一群依恋母亲的小朋友寻找缺口要冲出去追赶母亲，走到任何一个缺口边就有一条小凳子挡过来。我们才有三岁多，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没奈何，就只知道哭，呼天抢地，又哭又喊，声震屋宇，泪水成河，那一幕便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坎上，记忆过早地派上了用场。
　　 在钟家庄幼儿园到底呆了多长的时间，我并不清楚，但是第一次有母亲的印象便是那一次。
　　
　　 三
　　 在茶盘庄的几年，是我家最苦难的一段日子，也是母亲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一九五九年，我们一家回到了铜盆冲。可是我们宽绰的住所新堂屋被美让的生产队强占了做仓库，他们不打算归还。美让认为那是“富农财产”，父亲胆小怕事，美让不肯归还，他便不敢去理论。我们一家七口有家归不得，只得借住在房祖美君爷爷家里。美君爷爷在外工作，家里没有人，只有两间又破又暗的房子。走进那房子，直教人发颤，在黑暗的长巷子那头最黑暗的房子里，二娭毑异常平静地去世了，其情其状，至今仍历历在目，使人难忘。二娭毑过世时，身边并没有几个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二娭毑去世前，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美让做主，将我的长兄能辉出祧给一位叫修渥的伯父做儿子。长兄不是我的同胞兄弟，他和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长兄的母亲在生下他的第二年遭遇难产去世。父亲续弦，将我的母亲接了过来，母亲嫁过来的时候，长兄才一岁多一点，是母亲一把屎一把尿地将他带大。二娭毑在世的时候，修渥伯父托美让做中，硬要在我们兄弟中带养一个儿子。当时我们已有四兄弟，母亲见难却别人一片好意，同意出祧一个，但只能是他自己生养的，至于长兄，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的。二娭毑的意见则恰恰相反，她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母亲的意见，坚决要将长兄出祧。她的理由及为简单，就是怕我的母亲看轻我的长兄。那时候的婆媳关系还是媳妇听婆婆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于是，长兄在自己家里过了八年多后便出祧了。他那天是笑着跳着背着书包从长巷子里走过去的，经过旧堂屋到达修渥伯父的家里，伯父在横堂屋放鞭炮迎接长兄，也许还摆了两桌酒席。我们不敢跟着去看，也就是这一天，长兄不再叫能辉了，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做“心愿”，这到底是大人的希望，还是长兄的真心？
　　 二娭毑去世之后，美让继续阻止我们回新堂屋自己的家，将我一家弄到茶盘庄去，说是支持那里的农业生产，美其名曰“一平二调”。
　　 父亲和母亲无奈，带着剩下的三个儿子去了茶盘庄，我们的七口之家一下子就变成了五口之家。茶盘庄在一九五0年代前是一处地主佣庄，不知是哪方地主在这里置买了几十亩田地，雇了几户柳赵二姓佃农在这里耕种。一九五0年代初，土改来了，这里的土地便分给了佃户，让他们结合成了一个集体。十年之后，他们种不了这么多的土地，又因为离铜盆冲近，铜盆冲便派去几家人帮助耕种。父亲恰好在这时患了肺结核，厄运就这样无情地降落在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弟头上。
　　 在茶盘庄，我们家住的是两间又矮又小又潮湿的偏房，紧靠后墈，楼面与后墈平面相通。卧室边有一个小厕所，一间不大的卧室里放着两张床，中间就剩一条不足一尺宽的过道，另一个小房子做炊事和招待人客用。
　　 那时候，大饥荒正席卷全中国，毛泽东搞的大跃进将人民领进了绝境，我们这样的下三流子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母亲这时就领着我们兄弟天天去挖野菜，这些野菜，现代富豪在餐桌上说吃它就是吃野味，这是他们吃多了山珍海味的缘故。当年，母亲将它们涝熟，粗制滥造地像喂猪潲一样供我们充饥。餐餐的野菜将我们弄得面黄肌瘦，而且大家天天挖野菜吃，这野菜也有被挖尽的一天。公共食堂分给我们的饭食还不够我们填肚脐眼，光喝水也不能起到充饥的作用。为了不让我们饿死，父亲有时候就铤而走险，半夜外去偷一些可以充饥的食物来。开头，我们兄弟并不知道，只是半夜过后，我们在梦中哭着喊着要吃的时候，母亲就悄然地将我们兄弟一个个弄醒，叫我们起来吃旱薯块。我们迷糊着狼吞虎咽，母亲嘱咐不准点灯，不准说话，吃相也不能太凶，碗筷也不能磕碰，总之是不能让人发觉。
　　 我们无法知道食物的来源，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有天晚上，我留了一个心眼，在床上假寐，半夜过后，只见父亲爬上楼面，这楼面没有楼板，只有几根楼脚，在通向后墈的那个楼门处，父亲搭上一块木板，背一个竹篓出去了，过了好久才回来。接下来就是母亲的工作，洗茴，熬熟，叫我们兄弟起床吃，这一切都是在瞎灯黑火无声无息中完成的。
　　 父亲半夜外出偷茴，再没有其他东西，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薯块这东西是有季节的，冬天放在茴窖里，有人值班巡逻，你是不能去偷的。春天下种，这时候，薯块在茴窖里发芽，人们把土地翻过来，浇上很多人粪，将发了芽的薯块放进粪眼里，再吃这种茴就有毒了。为了解决饥饿问题，有毒也得吃，夏天，茴芽长出了叶子，牵上了藤，父亲还在往家里偷，这时候它的毒就更加严重的，我们还得吃，不吃就会饿死。夏天，茴婆长出了茴崽，父亲也挖茴崽，这时候的茴婆便干烂了。
　　 父亲的偷茴种行为一直没有被人发现过，照我估计，他的偷窃行为一直是在茶盘庄之外屋场里的地里进行，二是挖茴种时，不是扫地挖光，而是选择性进行的，危害不大。
　　 对于父亲的偷茴种行为，我们一家一直是讳莫如深的，就我们兄弟后来所知，父亲的人格是伟大的，让“偷窃”这个卑污字眼来玷污父亲便是侮辱我们的父亲，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肖，可这毕竟是历史，是事实。其实，走出认识的误区，我们依然可以理解当时的父亲和父亲当年的行为，为了一家人能够活下去，父亲只能这样，因为他是父亲。“大盗窃国”，我们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其实，偷窃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普遍的行为，不去偷窃，都得饿死啊！
　　 父亲的铤而走险使得母亲担惊受怕，她怕父亲在外面被人逮住，怕一家人在吃的时候被别人闯进来抓现场，也怕我们兄弟在外面一不留心顺嘴给说出来，因为我们兄弟当时最大的也就八岁，八岁的孩子懂什么啊！
　　 这种美好的时光一年中也就是有数的十几次，大多的时光，我们一家人总是在受着饥饿的威胁。父亲一患病，脾气就更加暴躁，他天天逼着母亲离婚，叫母亲带着我们兄弟离开他，去找个好人家，去过好日子。母亲不从，父亲便臭骂不止，有时甚至还施以拳脚。母亲是骂不回嘴，打不还手，只是流着眼泪和父亲说道理。父亲见离婚不成便提出来要分家过日子，他要一个人过，叫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过。母亲苦苦哀求，父亲还是不依不饶，将分给我们的家什丢到户外。这样过了几天，母亲万般无奈，只得请来本房长辈教训父亲。一家人在饥寒交迫中又团圆了，但是问题还是问题，父亲的意志无法抗拒命运，他缴械投降了。
　　 在我的记忆中，茶盘庄的三年的确是我们家最为艰难的三年。生存危机、情感危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威胁着母亲。父亲贫病交加，表示要放弃一个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真是“亲到贫时不是亲”啊！可是，母亲不能够放弃，她要用柔弱的肩膀挑起这副家庭重担，她所承受的往往是一个男子汉无法肩住的重量，因为她是母亲。父亲努力了，可是他失败了，陷入了无可奈何的境地。母亲努力了，母亲却是成功了，她除了没有让我们一家人饿死之外，还要去承担一个做妻子的责任，要去抚慰伤痕累累的父亲的心灵。
　　 回过头来看三十五年前的这场家庭悲剧，我总觉得父亲没有错，他只能这么做，他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他是想给我们母子一条活路。我更感到母亲的伟大和崇高，她必须这么做，而且也努力这么做了，居然成功了。
　　 父亲当年未必有这种深刻的认识，母亲当年或者事后也未必这样深刻地认识了。后来的岁月，当我们还是少年时，母亲向我们兄弟述说往事时，总要说这一大家子人要不是她，早就散伙了，我们兄弟也不知还要多造多少孽。
　　
　　 四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上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死亡的威胁解除了，我们一家人从茶盘庄迁回了铜盆冲，结束了流放生涯，也终于住进了自己的家，住进了新堂屋。只是当我们回到老家时，美让坚决不许我们一家回到自然生产队，说我们一家人多劳少，他们生产队负担不起，无奈，油榨庄生产队收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