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父母总是吵架。
　　 父亲是军人，脾气火爆，像一堆麦秸，一点就着。记得有一次家里搭鸡窝，我和哥哥拿了图书馆里一块掉在地上的旧木板，这事让父亲知道了，他到家不由分说直接把鸡窝给踹了，鸡仔死了一地，木板则让我们送回图书馆。妈妈心疼那一地的鸡仔，更心疼我们，和父亲大吵。父亲则说：“公家的东西，烂了也不能用，我就是让他们记着！”
　　 母亲曾在电厂当过党总支书记，本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前景，却因为我们姊妹的出生，被父亲动员辞职在家作了“保姆”。每每看到营区里别的家属去城里上班时，艳羡之余难免有些失落，而专注自已工作的父亲对母亲的这份情怀却失于体察，俩人就常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
　　 我曾以为他们之间没有爱，即便有，也被这种吵闹消磨殆尽。
　　 但是，后来发的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1966年。文革爆发初期部队也受到了冲击,父亲因为性格刚烈梗直，平时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因此首当其冲受到了批斗。
　　 批斗在军区大礼堂举行。母亲领着我们从家属院跑到了大礼堂门口。守卫不让进，母亲高喊着:我是他家属，我要揭发他，冲上了台。
　　 台上，父亲被人架了飞机。母亲冲过去扯开了一个反拧父亲手臂的人，从背后搂住了父亲的腰：“他有胃病，要打要批，冲我来吧，我替他受。”
　　 我们“哇”的大哭了起来，几双小手一起搂住了另一个拧着父亲手臂的人的胳膊：“叔叔你打我们吧，不要打我爸爸，我爸爸身体不好…….”那人背过了脸，批斗会进行不下去了……
　　 后来中央有了指示，军队不搞文革，但父亲的胃却被斗得大出血，送到医院后被切除了三分之二。
　　 手术后的父亲，一顿只能吃一勺饭，为了保证营养，少食多餐，母亲经常用鸡蛋黄和成一个鸡蛋大小的面团，给父亲捍面条。常常和着和着面，母亲的泪就滴落进面里。父亲知道了开玩笑说：“你别把鼻涕也流到面里了吧？”
　　 父亲爱吃饺子，家里的肉票精粉票，就全给了父亲包饺子用。一次剁肉馅，母亲不小心剁了手，手指露着森森的白骨；
　　 “你不会小心点吗？天天让我吃鼻涕饭也就算了，还要让我吃带骨肉呀？”
　　 “爸，妈都成这样了，你不心疼她还说她！”我在一边都听不下去冲着父亲直嚷嚷。
　　 母亲却笑了：“你爸就这人！疼人的话也能把人说疼！”
　　 或者正是感觉到父亲性格上这种疏漏，母亲就用她女性的细腻和柔情，尽力为父亲拾遗补缺。
　　 也还是在文革时，父亲有个转业到地方上的战友，因被斗的实在是挺不下去了，想来部队暂避风头。别的战友听说后都借故躲避，父亲却不顾自已还在基层受着批斗，要赶回来接他。母亲拦下了父亲，她说：我替你去，我一个家属，不怕。
　　 就这样母亲把那个叔叔接到我们家。对着外人，母亲说：“这是我老家来的亲戚”让我们喊他舅舅。他一直在我家住了一个月，临走母亲把从我们口里省下的粮票、钱给他装进了衣兜里。他哭着说：他永远记着嫂子的恩情。
　　 父亲是科长，平素里，母亲总把自家省吃俭用省下的粮票、布票送给父亲的同事。在父亲的科里，没有几人没受过母亲的接济。但是母亲自已一直想穿一件金丝绒面的棉衣，却终因少张布票到死也未能如愿！
　　 1974年，因病已退休了的父亲，被部队召回去编写军史，如同战士听到了军号，父亲抱病只身回到了部队。那年春节前，心神不宁的母亲不顾亲戚们的劝阻，执意把我单独留在家，带着年幼的弟弟赶到了部队。结果，正如母亲如耽心的那样，父亲因工作紧张，饮食得不到照顾，再度胃出血住院了。见到母亲，父亲很吃惊：
　　 “你怎么知道的？”原来父亲怕母亲耽心，故意不写信告诉母亲。
　　 母亲其实并不知道，但在父亲住院时，她说，那一阵子，她一直心慌，作什么事都走神。这是一种从战争年代开始就有的心理感应，是时空无法阻隔的对亲人的牵挂，它源于那种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爱。
　　 母亲是1979年去世的。依然是在给父亲和面的时候，就那样毫无征兆的突然倒地，再没能起来。
　　 父亲，那个从来不求人的父亲，那个战争年代不用麻药，从身体里取过子弹而不曾掉过一滴泪的父亲；这个被人架飞机也不肯低头的父亲，却在母亲病危时声俱泪下的求着医院的院长；半夜守在电话机旁给他远方的战友打电话，讨药求医：
　　 “没她，这个家还是家吗？没有了她，我这后半生该怎么过？”
　　 看着泪流满面的父亲，我仿佛明白了，原来有一种爱，不需要甜密的表白，也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经年累月，是在艰难困苦中的相濡以沫，是在风雨漂零中的相扶相依；是流淌于支撑生命的血管中的亲情！这种爱，就是我的父母间的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