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的春天，我是老家田园里的一介农夫。带着一身春泥气息，我在村口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夏云扬先生。从庐江那块土地上走出去的、但凡有点儿“文化”的中年人，大约很少有不知道夏老先生的。他是我们当地现代文化的一个象征，是继老塾师蔡建侯先生之后，庐江县有口皆碑的文化泰斗。而我只是一个少年，一个稚拙农夫，一个连县城都觉得遥远和神圣的农家子弟。我把先生迎入寒舍，父母亲遽然觉得面上有了光彩；因而对我这个过早失学的没出息的儿子，也格外语气亲切起来。那时我们境况清贫，先生又阻止了家父去小镇上买肉，所以午饭甚是简素。我记得最确的，是一盘炒韭菜，因为韭菜是我自己下园子割的。先生吃得很少，却满饮了三杯薄酒；他兴致极高，似乎发现了一棵有前途的文学幼苗；谆谆教诲，对我寄予厚望。他告诫我，欲从事文学创作，必须耐得住长久的寂寞，必须是以她为终生的追求，必须让她成为你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织；而不是用作一块进身的基石，一面喧哗与炫耀的招牌。那个时候，文人是受人敬重的，也不似今天这般下作；老先生笑着说，我今年56岁，我愿拿10年时间，陪你涉过这片接近文学殿堂前的曲路和浅滩。但你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即更大的可能是：当你付出了一切，付出了你的青春、热血、智慧和爱情后你仍然一无所得。你必须是怀着一种宗教般的圣洁情绪来从事文学的探索和创作，你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决定创作的实践，否则你最好不要去做。你才十四五岁，还很年轻，现在抽身退步，去学一门手艺谋生还来得及……十六年啊！每想起这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先生那极清瘦的身材和面容，那一头灰白的头发，又像十六年前那般清晰的在我眼前浮现。
　　 此后我常去他那个小山村里拜谒先生。先生是清贫的，日常生活十分简朴。当时他大的两个儿子已经成家，小的两男一女，还需要他为他们的生活前途操心——不过是焦虑而已。他并不能为他的子女们铺筑生活的坦途。师母是一位安详可亲的农妇，几乎不识字；而我却在那清贫之中，感觉到了满心无法言说的温馨和宁静。夏天桃子熟时，师母会摘来满满的一篮，定要我吃够了才走；先生便坐在午后的日荫里，吸着烟，微笑着看着这一切。
　　 1983年我大病一场，自春徂秋，辗转床榻7个月之久，差点儿不能康复。三秋后，我在病体稍痊时，拄着木棍，在弟弟的搀扶下前去拜望先生。我向先生说，我要走了，我要去外面看看世界，十年后我再回来见您吧。先生神情有些怆然，而他终于没有劝止我，只是嘱以善自珍重。从那以后，一十二年，世事几多变迁，而我也再少见到先生，且连通信亦是寥寥。本指望有朝一日我能活得略为体面些时，再来拜谒恩师；熟料先生竟以布衣终老，辞世之际，惟儿孙在侧。我总以为，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我还有许多答谢恩师的时间和机会，这使我一再的脱卸，一再的迁延……去年夏天，我从外地回到省城，本来也不是没有一点时间去拜望先生的，然而我没有去；春节几天里举家融融，其时先生却正在病榻上呻吟。三四月间，尚在读中学的弟弟告诉我，夏老先生的长孙约他去他家帮助农活，现在回想，那是否先生在病榻上婉转的呼唤我去？而我竟又没有去！究竟是什么迷惑了我的眼睛，直使我如此辜负先生，在生不能鲤庭趋步，在死不能伴守青灯？难道我真就有那么多不能满足的欲望，压迫我非得去尘世中寻寻觅觅，以至久久不能还乡？抑或是世俗的薰风已经熏得我通体碳化，冷漠的心中再也掘不出一丝柔情？——呜呼！可胜言哉！可胜言哉！
　　 我怀抱拙才，而欲纵横天下；自东北直至海南，足迹阅尽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在我的多年漂泊生涯中，我有太多的理由堕落下去，但我幸而没有。每当我痛苦不堪，试图苟且偷生，做一点有愧良心的事时，先生的清癯面容，又会浮现在我眼前。我会情不自禁的问：如果夏老先生知道我竟做了这等不肖之事时，那将会怎样的痛心？因这一念，我在许多进退维谷的绝境中挺了过来。今天，虽然我满襟行尘，一贫如洗，但我终于还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了我原有的那份真纯。我觉得，为这个，我应当永远感谢先生。
　　 文学是由生命创造的。真诚的作者，不可能不在他的字里行间露出他洗尽铅华的本来面目。一个人，不论他从事什么职业，人品的高贵，仍然应是他得以立身处世的基本素养；而倘要从事文学艺术的创造，人品尤其应当作为首要前提。夏老先生在文学创作上或许并未给我更多的指导和栽培，但他却教给了我怎样去做人，怎样逐步完善自己的生命，怎样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保存并酝酿出一种纯粹品性。尤其是，当我还在十五岁左右的年纪，还在蒙昧未开的少年时代，这种教诲，这种早期的熏陶，深深根植于我的心灵；它使我处身纷纭混杂的世务中，九死而不改其诚，终生受用不尽。
　　 将人类分为高尚和卑贱两大类，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在这里，金钱、地位不是决定人品的主要因素，道德情操才是品格高下的天然分野。有一些人生来猥琐，卑鄙下流；还有一些人，在生活的灼热空气中逐步挥发掉其原有的好品性，堕落到下贱烂污的泥坑里去。他们鼠目寸光，媚上辱下，惯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论再施以什么高明的洗脑，都无法改变其既定的卑劣天性。还有一些人，自吹自许是高雅之士，其实亦不过沽名欺世之徒；他们仿佛不属于灵长类的人种，而是两栖类的青蛙：太平无事时蹲在荷叶上高谈阔论，一有动静立即扑通扑通跳入水中，屏住呼吸，伏在水藻之下以观世变。等到世道太平了便又浮出水面，继续在荷叶上大发议论。……我要赞颂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另外一种：他们情趣高洁，豪侠大度，有古名士之慨；即便处身风尘之内，也仍然皎皎如素月经天，流光千里，令群星黯然失色。他们有自己的原则，不欺心，不苟同，不趋附，不下作；正直守信，一诺千金，为酬相知，患难与共；可托以大事，可咨以小节。这样一种人，才够得上称作人群中的“贵族”；他们高洁的品性，令浮华与喧嚣的世风为之愧赧，与现今盛行的骗子、流氓、无赖、暴发户们相较，其差别何止以千万里计论。
　　 夏老先生在文学创作上，未能有更高更多的成就，这与他长年久日的困顿生活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只要你与他接触过，尤其像我曾经的那样，在青少年时期，连续四年坐沐于先生的春风之中，你不能不为他的谦和、正直、淡泊和善良所感动。今天中午，我独坐办公室内闲翻报纸，猝然见到巢湖市文化局程小艺先生的一篇文章，始知夏老先生已于5月8日溘然长逝；当时我内心的震惊与凄怆，真是笔墨寸楮难以清楚表述的。回思囊昔恩师对我的知遇之忱，而今咫尺之隔，竟至悭于一面，不禁使我潸然泪下。
　　 像这样一位朴素而厚道的乡村文化人，在他生前，已经很久没有人来关注他的冷暖了；只有在他死后，才在报纸上偶忽见到一次他的姓名。可在这同时，报刊的版面上，依然几乎填满了歌皇影后们的倩影和绯闻，喧嚣之声，沸天盈耳。这种克制不住的浮躁的痉挛，算不算当代文化和文化人的一个悲哀？
　　 我有时想，自古以来，大贤若朴，大智若愚；夏云扬先生固未能像现今正当时令的那帮“文化人”那么盛名嘈嘈，但他贞静的品性，恰如空谷幽兰，使人离远而弥觉其芳醇可贵，久久含咀不已。宋人黄山谷有书云：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尔。——我观先生一生品行，其可以今之“不俗人”谓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