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十七章有言“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注：本章之文，依据民国十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版的《道德经笺注》——作者，丁福保。）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译文：远古之民心里知“常”，且能言表于外的。后来每况愈下，对常只是感到亲切。再次就是对常只是赞誉。再次就是害怕畏惧常。再次就是侮辱常。
　　 注：知与智，《说文解字》曰：词也。词，《说文解字》曰：意内而言外也。故译文如是。
　　 《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里这段话，似乎也可以作为老子本章的注脚。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其知道“道”的情况，道即常），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太上，下知有之”句。太上者，远古也；下者，下民也。有版本以为“太上”指的是“上位者”，缪也。“孤寡不榖，君，帝，王”，“上”之谓也。亘古未见“太上”谓之“大位者”也！《西游记》之“太上老君”之故，于是，想当然以为“太上”为“君”之称谓，实在是神话当现实啊。
　　 《韩非子•难三》里，针对此句有言：“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民无说也。”说者，释也；以辞责也。太上之民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之意。（知智，古通用）韩非子的“太上之民”，显然指的远古之民。
　　 有的版本为“太上，不知有之”。在没有可信的证据面前，宁愿采信韩非子的。毕竟，韩非子所处的年代，更加靠近老子的年代。一字之差，译文便大相径庭。无论“此言太上之民无说也”怎么解释。“太上，下知有之”却是肯定的条文了。“太上，不知有之”的版本肯定谬也。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译文：信常之心不足，于是不信常。
　　 注：此“焉”，于是也。
　　 犹兮其贵言哉。
　　 译文：对“常”不太信者，对“常”便显露出犹豫之态，而此时言“常”，当然很难且不易啊。又，常道不可言，言之即非常道，所以“贵言”——难言啊！
　　 注：贵，不易得也。故译文如是。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译文：等到功成事就，百姓才恍然大悟：啊呀！常，就是呼吸的样子啊。
　　 注：“我”者，道也，常也。第一次出现“自然”。后世用“自然”来表达客观世界的揣测：不受人为控制的客观世界，与下意识的鼻子的呼吸，有“人不控制”的共性。于是用“自然”一词，来表达客观世界了。
　　 从信任不足到不信，再到言常之不易，再到事成功成，百姓恍然大悟：哦，常（我）就是鼻息的样子啊。这样译文，逻辑通顺，连贯一气。
　　 “事成功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句，若译为：功成事就，百姓说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文理通顺，义理不通。因为，有“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哉”句。不信、信不足的前提下，百姓肯定不会做什么的。不信，你再劝说解说，也无济于事。等到事情办成了，百姓再说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觉得说这样的话的人是刁民么？故如此译文，肯定不是老子的本意。从全文看，“我”指的就是下知有之的“之”——即是“常”，即是“道”。所以，“我自然”，即便“自然”可以多种解释，“我”也不能理解为“百姓自己”。
　　 关于“我”的“道”义之旁证：
　　 第七十章里，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老子此章，有“吾”与“我”。显然老子不会自大到以自我之言为天下效法之标准的。“知我”者，“知道”也。
　　 心得：由“侮”到“知”
　　 作为医生，曾经对所谓的“导引”不屑一顾的，甚至有“辱之”之心态。只是自己亲历的一件事终身难忘的了。一次背痛，请一练功者推拿。没有告诉他背部痛点具体所在，只是笼统地说我背痛，而试探其究竟有无功力。（本实验严格遵循单盲原则）
　　 只见推拿者就在我的背部最痛点反复捶按，而背部其他地方却不闻不问。暗暗诧异。问：“为何总在一个地方捶按？”（没说这是痛点）“导引”推拿者回答：“不知道。反正我的手走不掉。”从此，我就成了老子所说的“太上，下知有之”的人了——信了常。
　　 老子第三十七章里的“无名之檏，夫亦将不欲”，我也体会颇深的。因为这个推拿师把习常练功，当成了一种出人头地的手段——欲望的一种啊。于是，走火入魔了——当然，多因一果。只是这个原因，可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