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投稿，是从1975年正式开始的，而练笔，始于1972年，除完成课堂上的作文外，课余写点“豆腐块”。练笔时写的不多，投稿后发的也较少，每年只一两篇。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有幸考取了哈尔滨机械工业学校，三年的工科类中专毕业后，接着又考取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念了四年大专。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学校里的学习气氛空前浓厚，无论念中专，还是念大专，都功课压人，练习写作，试着投稿，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忍痛割爱。
　　 1985年大专学业完成后，业余时间有了灵活性，便又重操旧业。伴着写作质量的提高，不但速度加快，命中率也相对提升，尤其是近两年。于是，有相识者问：“发那么多东西，编辑里‘有人’吧？”
　　 意思是明摆着的，是不是靠编辑部里有关系，不管写得好不好，行不行，都眼睛一闭，发表！
　　 每遇这样的提问，我都没有马上回答的丝毫情趣。因为我即使回答得再恳切——“没有”，他们有的人也不会相信，以为我在说谎。调到县人事局工作前，曾在县委组织部工作多年，有幸参与组织过几次“三荐双考”。其中于2000年10月份在选拔副局长的“三荐双考”时，自己与纪检委的一名同志负责对出题、判卷人员的封闭式全程监督工作。应该说，从出题到判卷的整个过程都是严密、严谨、公正、公平的。可有的人，就是不相信，不是怀疑跑题，就是怀疑有人说情，无论你怎么解释。
　　 怎么不公正呢？出题前，连出题者自己都不知道要他们干什么，是组织部门用车一个一个接到会议室的，统一开会时，才知道是来接受出题、判卷任务的。之后，立即收了入闱者的手机，由组织部负责统一给他们各自家属和单位通电话，只说有公事办理，10天后回家。会后用面包车统一送到吃住一体化的小三楼，事先已对一些门窗贴了封条。出题者只限于活动在第二层楼，每天三餐时的各半小时内准许到一楼餐厅，且统一时间，同桌同餐，相互监督，不许外出，就是厨师用餐也与工作人员相分离。试题就是在这样的严格监督之下出来的，跑风漏气之事根本不可能。然而，有些人硬是不相信，有啥法？难道得手持1万元钱去劝他，信吧，然后大奖他一下不成？
　　 像这样的大事都不相信者，诸如“投稿”之类的小事，他们怎么能相信呢。其实，正是由某些人对“投稿”之类小事的不信，我才越发联想到他们对各类大事的不相信的。看来，象是怀疑一切。
　　 其实，在“投稿”方面，自己在报刊编辑部真的“没人”。要说“有人”的话，也的确是编者与撰稿者间的正常关系。对某些事情有了不正当的想法不怕，改了就好。在投稿方面，初写时也产生过不正常的认识，认为没有人难登。记得1986年在哈市工作时，4月份曾寄给《黑龙江工人报》一篇短文，题目是《私差当休》。这是我大专毕业后重操旧业的第一篇稿件，寄出一个多月后颇为着急，曾利用回家度假的机会，去宣传部门找熟人，写推荐信，并将那稿一同装入信封，封上。总得写上收信人的报社地址吧？拿来报纸一查，惊愕了——《私差当休》已在5月14日本报的一版全文登出了。
　　 小稿不长，但毕竟说明了问题，报社是看质量，不搞“任稿唯亲”的。后来，给一些报刊寄稿时，都是写上地址，扔进信筒里就完事，效果着实不错。在《党的生活》《北方工人》《黑龙江工人报》《奋斗》《岁月》《中国人事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随笔数百篇。尤其是《北方工人》杂志，1989年第10期发表我的杂文《“举报”与“曝光”》后，当时的总编辑曾委托编者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
　　 随着写作质量的提高和发稿数量的增多，有机会参加一些报刊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并列为被征求意见对象。这似乎象是“有人”了。但这种联系的相对紧密，我觉得是有前提的，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经得起人家的认可。否则，也不是“朝里有人好做官，报社有人好发稿”的。
　　 多年的投稿实践，使我摆脱了“靠关系”发稿的阴影。作为“三荐双考”的入闱者，事实使我认同了这一过程的严肃性。由人们对发稿的怀疑，联想到对“三荐双考”的怀疑，反映出了一种不正常的心态。这部分人可谓“冷眼看世界，怀疑一切”，你说东他就说西，你说南他就说北，在一些事情上，不论大小，总要“逆向思维”，与主旋律相悖。
　　 检查一下自己倒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但愿别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中，正义和正直总是存在的，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