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领导干部，都管着“一亩三分地”，一旦耐不住清贫，就很容易滑向危险的边缘，跌入罪恶的深渊。
　　 这里所说的清贫，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公仆们都有一份工资，家庭成员也有份工作，与有些务工经商者比，与暴发户比，是清贫的，但与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相比，则是富裕的，更谈不上缺吃少穿。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马克思主义。贫穷是什么呢？什么都不是，贫穷只能代表自己，只能是全人类要抛弃的同一种东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逐渐告别了“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年代，我们的目标，不仅要富裕，更要共同富裕。这是人民的呼声，大势所趋，只是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
　　 芸芸众生，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可能齐头并进，那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客观事实。论事都有上中下，论人都有左中右。问题是，在先富起来的群体中，不应有党政官员，党政官员只能在后富的群体中，或者说甘于清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应该只是封建社会清官做人的准则，更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为官者的刚性原则。
　　 志洁行廉，是古今中外对一切为官者的起码要求，若耐不住清贫，就无疑做不到了。当官即不许发财，发财就别来当官，二者不能挂钩。否则，必然大面积地出现权钱交易，权权交易，引起社会风气的极度腐朽。
　　 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耐不住清贫的人出现不少。他们当中有的打着“带头致富”的旗号，依靠手中之权，不顾党纪国法，大谋私利，挪用公款、偷税漏税、垄断项目、黄色经营等层出不穷，有的甚至谋财害命。这些人所考虑的，已不仅仅是自己清贫不清贫的问题了，而是决不让子孙后代清贫着，并想方设法琢磨着，如何把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社会地位延续下去。
　　 古今历史上，耐得住清贫者很多，他们临大利而不易其义，赢得了后人尊敬；求之极，争夺而致怨者也不少，他们落得了后人的唾弃。一个人能否耐得住清贫，只看衣、食、住、行的变化，就可得其一二，这也是最基本的“由表及里”。保持相对清贫，是高尚，是廉洁，也是可贵的精神财富。耐不住清贫，就必然去“为人民币服务”。前段看报纸，记得有一腐败分子说：“我的下水，源于耐不住清贫。”我想，不管他以前说了多少假话，办了多少假事，但这话肯定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