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这是徐志摩遇难4周年时林徽因写的诗，96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央视文化节目《朗读者》上开口念起，便瞬间泪盈动情，不能自已，这首诗成就了许老的翻译人生。许老的动情也感染了无数观众，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都有追求精神世界的别样人生。这恐怕也是董卿创办《朗读者》的初衷所在。
　　 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经常被老师要求朗读课文，但基本上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第一次对朗读有感觉，是刚上初中的时候。那时，我在老家巢县烔炀小学戴帽初中读一年级（也可能是五年级，记不清楚了），班主任戴永珍老师教我们语文课。有一次上课，戴老师让我们比赛朗读报道蔡永祥英雄事迹的课文，最后点评，戴老师说我朗读得最好。其实，我那时候还不懂情感融入，只不过跟其他同学相比，我的嗓音宏亮一点，句读准确一点，通篇流畅一点。班长许国祥不服气，又自告奋勇地站起来重新朗读了一次，果然比前一次好很多，尤其是最后一句：“让我们继承烈士的遗志，踏着烈士的足迹，永远前进！”读得特别有气势，戴老师当即表扬了他，我们也觉得用心朗读的效果确实不一样，从此对朗读课文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次从朗读中体会到忧伤的情感，也是在初中。那一次，我们上的课文是白居易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当戴老师略带皖西味道的嗓音，低沉地读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时，我们仿佛看到了老师眼中闪烁的泪光，也回想起不久前学的另一篇课文，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脑海中第一次由文字产生了画面，忧虑和伤感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同学们都面色沉重，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随着戴老师的讲解与引导，我们对课文的理解进一步加深，对万恶的封建社会更加痛恨，对贫民百姓的疾苦更加同情，同时，也是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文字的力量与文学的魅力。
　　 我是1965年秋季入小学一年级的，那时，学校执行的是1963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其中规定小学“四二学制”，即小学六年制。文革中提出“学制要缩短”，要求实行“十年一贯制”，1970年，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规定，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春季招生。于是，本应该1971年夏季小学毕业的我，因学制改变，遂提前半年于1970年底毕业。我上小学第二年的1966年5月，中央先后发出“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开始被要求停课闹革命，到1967年2月，又要求复课闹革命。但原来的教科书被废止，小学以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为教材，还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我们就都参加过许多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和背诵《老三篇》的会议和演出，我那时不仅会熟练背诵老三篇，就连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也能背诵许许多多。学校排练《长征组歌》，我和女同学、班长杨绍兰在前面朗诵和领唱，后来到区上演出，改由我跟女老师刘立清朗诵和领唱，那朗诵词又多又长，我好像从来都没出过差错。当然，小学我还是个孩子，而且，那时我的家务和农活特别多，基本上一放学就要往家跑，不然活干不完，晚上老娘从生产队放工回来，一顿打是跑不掉的。加上我特别贪玩，一有空就跟大孩子跑到田间地头与河边，抓黄鳝逮泥鳅，常常弄得一头一身的泥巴，为此也没少挨过大人的打骂。因此，我也错过了许多与同学相处的时光，以至于后来同学聚会，说起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至于在学校念的背的那些最高指示，真的也就是有口无心，不知所云了。
　　 1971年春，我上初中后，不久发生“九•一三事件”，各地开始教育整顿，以改正前期“教育革命”中的过激做法，恢复文革前的一些有效教育措施，史称“教育回潮”。我们感受最直接的，就是又有正规课本可用了，课程开设也比以前多了许多，学校学习氛围浓厚了。尽管1972年就开始不断有所谓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声音，但直到1974年初才真正成气候，而这时我们已经毕业。所以，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生要感谢这次教育回潮，让我们多少还学了点知识，我们这一茬人现在的功底，大抵也是那个时期奠定的。尤其是阅读习惯与思考能力，都是初中3年在戴老师他们的教育下养成的。
　　 1976年参加工作，到了一个相对偏僻的单位，有幸的是，单位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一批招工的同乡美女张桂蓉分在政治处，担任广播员和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她给了我极大的借书便利，让我从那里读到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我那时跟李尚银两人，住在池塘边上的一间小房子里，他是个做学问的人，喜欢默默地坐在那儿看书，现在早已是大作如潮了。我却喜欢在房间里大声地朗读着那些优美的文字，体味着文学艺术的神奇和美妙，每每有如痴如醉和忘乎所以的状态。我那时候记忆力很好，尚银常常诧异我，如何记住那些外国名著中的长长而又拗口的人名地名，其实这里面就有反复朗读的功劳。
　　 1980年前后，结识了巢湖同乡刘祥华，他爱好文学，藏书颇多，喜欢研读古典诗文。他的单位离我住处只有几里路，我便经常去他那里跟他一起吟诵、研读古典诗文。为了体验稼轩词的意境，我们二人月下沽酒，至醺时诵读《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果然感同身受。当然，我们知道这只是浅层的形似，其实，“遣兴”看似描写悠闲心情，其实真正排遣的是对现实的不满，以及诗人深入骨髓的倔强与不服。即使是我俩当时高考落榜，也远不能与辛弃疾那时抱憾退隐的痛楚相提并论。但我们以朗读的方式，体味了许多古典诗文的神韵，领略了许多古代文豪的情怀，什么“举杯邀明月，对酒成三人”，什么“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什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跟老伴谈情说爱的时候，读书写诗是必不可少的。记得那年上映《人到中年》，剧中达式常给潘虹朗读裴多菲《我愿意是急流》的情景，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把这首诗抄出来，背下来，朗读给老伴听，是不是也打动了她不知道，反正她后来下嫁了我，至今已经32年。成家生子后，忙于生计，耽于职场，便诗文渐疏。但文学就在我们身边，时不时地冒出来，戳一戳我们的神经。有一个时期，我对欧洲的十四行诗和闻一多的建筑体诗比较喜欢，老伴30岁生日的时候，她在白湖我在合肥，就给她写了一首长诗《致30岁的女人》。寄出去后，也不知道老伴感觉如何。多少年后整理书柜，发现了老伴保存完好的我写的诗，我就很是感慨。老伴大学学的专业是中文，后来又学了法律，但她年轻时是文青，中年是准小资，现在老了热衷箫与曲，各个时期都有信手拈来的小诗短文，有时我也帮她拿去报刊发表一下，但大都是我们在家里欣赏把玩，朗读就是最好的方式。我嘛，主要是闲散文章，老伴通常是第一读者。我退下来后，闲暇时间多了，闲散文章也就多了，老伴她看腻了，就不愿再做第一读者，而是改在微信朋友圈里友情点赞了。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带孙女。孙女已经过了两周岁，虽然教育她是她父母的责任，但我们也希望给她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老伴给孙女买了一些优秀古典诗文的儿童读本，我们也不刻意要求孙女去看去读，而是在她旁边适时地朗读。也许她在玩积木，也许她在玩小车，但她的耳边，回荡着爷爷奶奶的读书声。有时候，她会停下手中的动作，静静地听我们朗读。每当看到这种情景，我们便非常满足。
　　 几十年后，孙女会记起这一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