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相为鸡，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刚好是一个花甲。我出生于1957年农历五月初十，阳历是6月7日，但户口和身份证把农历作为阳历了，对我来说，两个出生日期都一样，没有特别的意义。按照民间的传统算法，我已经是六十一岁的人了；我的老家山东也是如此，以虚岁算年龄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我已经迈入退休的门槛，只等一个多个月后，组织部门发红头文件了。
　　 孔圣人说，六十耳顺。意思是说，人到了六十岁，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了。——是的，应该是这样。六十岁的人，便开始怀旧了，我也不例外。就写一篇怀旧的文章吧，说说我与文学的渊源，总结一下我所走过的文学道路。
　　 我在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作文并不出色，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只是爱读文学作品，古今中外的，逮住什么就看什么，除了红楼梦，大部分中外名著都是那会儿读的。以至于，后来我在学大学中文课程的时候，重温那些名著，觉得很轻松，考试前从不在意复习强化。
　　 1968年，全国性的武斗也波及到了我所就读的大西北山区的一所小学，学校的图书室被砸烂，我背了一个背篼随一群同学去抢书。那时间我还是小学低年级学生，只知道抢连环画，对没有图画的大字书不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后悔莫及。到了我对大字书如饥似渴的时候，就只能四处去借了。我曾经丢过一本别人的书，书的主人要求我，要么还原书，要么赔五块钱。那时侯的五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我不敢向大人要，只好用一个暑假的时间，一个人看守空荡荡的学校，把所得到的仅有的五元钱报酬赔了书。
　　 1975年，我正在农村插队。大队支书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写一个剧本，参加全县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报酬是每天给我记10分工分，外加两包甲级香烟。我用了十多天时间，写了一个能演一个小时左右的小戏曲，竟然获了县上和地区的两个大奖。在这个小小的成功的诱惑下，我从此走上了“歧途”，开始了我的文学之路。
　　 1976年10月，我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到一个县级文艺工作队。当我问及为何要分配我到文工队时，负责报到的人说他们调查过，我会写剧本，所以如此分配。就这样，我成了编剧。编剧是最闲的人，因为不可能每天都爬在桌子上写剧本，我只写了一个五场话剧，就演了好长时间。耐不住寂寞，我就要求拉幕。
　　 两年后，恢复演传统戏剧了，文工队解散，招了一批秦腔演员，成立了新的剧团。同事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调离，只有我没有找到理想的去处，就暂时待在剧团。我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又不能白拿工资，就继续拉幕。演员们都说，我拉幕拉得特别好，轻重缓急把握得恰到好处。我心里暗暗叫苦：编剧拉幕，大材小用，能拉不好吗？我过去不喜欢听秦腔，古时候都说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我也就把秦腔当作虎狼之声。没想到，拉了两年幕，灌多了耳音，竟然觉得秦腔很美。
　　 1980年，我成了县委新闻报道员。用十天时间采访写新闻，报纸广播上每月都有我的名字，却不稀罕。用其余的时间搞文学创作，剧本没人演了就是白写，便改行写小说。狠命地写，一个劲地投稿，退稿多得惊人。反正是撞南墙了，撞死拉倒！咬着牙，写，投，退；退，写，投；再退，再写，再投。直到数年后的某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稿件采用通知单，我竟然累倒住院了，并且一病就是一年，吃了无以计数的几十种中药西药，才好不容易缓过阳气来。
　　 细细回忆起来，我与文学写作的渊源，与我的学生时代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学校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也是骨干；业余时间，我在同学们当中，都是各类文艺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可谓人气很旺。而尽兴的玩耍，并没有耽误我学习，我的门门功课，考试成绩都很好，绝大多数都是满分。顺便说一句，我在恢复高考之时，之所以没有参加高考，是受了某个红极一时的作家的深刻影响，他是小学四年级文凭，却发表了《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当时很著名的长篇小说。我想我的文化比他高，应该是会大有作为的。
　　 我到农村去插队锻炼以后，也许是进入青春期的缘故，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很不公平的现象的原因吧，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了，直到参加工作以后的前四年里，依然如此。而沉默寡言，使我学会了思考，有了追求，有了志向。
　　 直到1980年，我调到县委报道组以后，从事了新闻工作，因为要采访，不得不与众多的人打交道，性格才又变了回来，开始活跃了。那时候，血气方刚，充满了正义感。见到赌博，会愤扑上去砸场子；去买香烟，营业员多找了钱，过后发现了，会给他们送回去；听到俩熟悉的待业青年要在夜里去偷饭馆的面粉，就苦口婆心地劝阻，直到他们放弃。哈哈，看我，尽给自己评功摆好。
　　 对我来说，那时候最大的事只有三件，一是搞好工作；二是专心写小说；三是喝酒。工作没得说，领导老表扬，每个月用十天时间写报道，挣的稿费比当月的工资高。还有二十天，搞副业，写小说，朋友们不管谁来造访，见我伏案，便自觉离开，知道我是不会理会的。稿费单子来了老是不去取，朋友们来了就拉开抽屉看，见积攒了一大摞，就让我赶快去邮局取来做东，常常吃我的大户。那时白酒度数高，六十度，或六十五度，我还算能喝，朋友们送我雅号：娄八两。哈哈，好爽。
　　 1985年隆冬，我的一篇散文意外地获得了全国二等奖，从北京领奖归来，我就被调到市里当了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辑，人气自然就更旺了。这时候，我进入到了事业的辉煌时期。成了家，有了儿子，工作还是没得说，仅文学新秀就培养了百人以上，现今都是文坛骨干；尤其是，我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不断发表短篇小说，进入到了发表作品的高潮期，还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可谓春风得意。酒也没少喝。当地酒厂，盛产好酒。报社为酒厂做广告，酒厂不给钱，以酒相抵。编辑记者，整箱整箱的发给好酒，有的喝。朋友们常来我办公室，猛喝。哈哈，真来劲。
　　 1988年6月，由省文联保送，我去大学作家班深造了三年，实际读书两年，第三年搞创作。学分制，修够七十四个学分就毕业。世界文学是我的短板，考了八十分；写作是我的长项，考了六十分，刚及格；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套起来学，前者考了七十六分，后者考了七十四分。授课都是教授或请来的著名作家，挨不着讲师，那时间作家深造，作家的名头比讲师高。毕业不写论文，写一篇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体裁题材不限，能发表就行。哈哈，多省事。
　　 回来后，向组织要求，去市创作研究室搞专业创作。分管领导善解人意，调我去了，可是直管领导说艺术科没人，把我安排到了那里。心想，创研室，艺术科，二者八九不离十吧。领导器重，科长的干干。三年后，组织考虑，让我去某县任副职，上会的结果是，认为我更适合搞我的老本行，于是安排我去文联，当了专职副主席。——感谢识我的领导啊！
　　 文联工作不受约束。整个市委大院机关，唯独我们文联的人可以在上班时间喝酒，领导偶尔视察，遇上了，不但不批评，还和我们碰两杯，但告诫说：酒可以喝，但工作必须得搞好。——这是领导艺术，给我们的特殊待遇。邻省某县送我们十箱三粮液，每箱二十四瓶，副秘书长小马用毛笔把三改成五，成了五粮液，来客都感叹，文联的五粮液喝不完。哈哈，却不知少了俩液。
　　 后来，我年龄大啦，后起的学生辈们的成就超过了我，文联换届，组织上又安排我去了人大。人大挺棒，适合养老；地位不低，经常投票；调研视察，各县走到。还打趣说，天下人大是一家，谁不管饭谁违法。因身上披着“文皮”，领导也不过于约束我，而且每加班写材料时，都安排办公室，让后勤科长买来烧鸡和好酒，让我边喝酒边工作，我口授，秘书科长敲键盘，高质量完成任务后，还得到领导夸奖。哈哈，感觉真好。
　　 去年年底换届，我就离岗啦。实际上，我早已经于两年前就处于半离岗状态了，长期伏案，腰椎间盘不争气，坏啦，久治不愈，也只好认命。身兼数职，大都辞掉，单等退休文件。两耳不闻窗外事，系上钢板腰带，读博写博，给文学网站投稿，结交网络朋友，其中的乐趣和精神收获，不必多言。哈哈，老来亦乐。
　　 总结四十余年的奋斗历程，我是付出了许多，但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进入花甲之年，我心怀感激。尤其是，确实遇到了很好的几位老领导，他们理解、支持我搞文学创作，每当看到我取得成绩，就鼓励我，宣传我，关怀我。哈哈，我真幸运。
　　 耳顺之年，就得耳顺。不信？你骂我试试，我保证不还口。哈哈，多超然。
　　 不唱高调，不喊口号，光说好事，个人流水账，其他事项，一律省略。——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哈哈了半天，绝不是小人得志的张扬；小人不干我干的这种事，他们熬不起五更寒，也学不来此等手艺，而且还看不上我的寒酸地位。也曾有个别人斜眼于我：你就文人一个！我反诘道：你会干的我也会干，我会干的你未必就会干。哈哈。
　　 人老了，怀旧，这就算作我进入耳顺之年的怀旧吧。哈哈，怀旧也是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