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是我当兵离家的日子。一大早，我便按要求穿上两天前领到的新军装和大头毛皮鞋，戴上栽绒帽，扎上腰带，背着背包和挎包，告别家人，告别父老乡亲，去公社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瞎子湾集中。没想到的是，这么早，我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三十二名学生，已在新任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整整齐齐地等候在我必经的路上。我走近我的学生，逐个摸了一下他们可爱的脸蛋，再次叮嘱他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一九七一年，我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全国都没有征兵，一九七二年，我们公社就征了二十四个，比往年多了一倍。公社武装部刘部长原打算把我们带到区公所，去交给部队接兵首长，却在上大马路时，便与接兵首长和他从另外一个公社征集的二十多个新兵会合了。刘部长同接兵首长完成交接后，接兵首长拿着花名册逐个点名，并让我们按照点名顺序站成了四个纵队。接兵首长操着甘肃口音说：“根据上级命令，你们四十八名新兵编入西藏军区新兵六团一营六连二排，全排按现在的四路纵队编为四个班，每个班十二人，番号是五班、六班、七班、八班。我姓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的排长。”接下来，裴排长宣布了四个班的班长和副班长。我任五班班长，即本排的一班长，我的老同学夏德才任五班副班长。我当时偷着发笑，军装都还没穿热就当上班长了？！这可能与我先入党后当兵并且是个教书匠有关吧。后来才懂得，新兵如果在所要充实的部队驻地集训，新兵连的班长从部队的班长、副班长中选派，而西藏军区征集的新兵，那些年都是在内地集训，班长、副班长只好从同期入伍的新兵中选定。
　　 当天晚上，军用闷罐列车把我们送到了成都东部的洪安火车站，步行两个小时后，到达位于一座大山脚下的集训地。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次日晚上刚刚入睡，一阵急促的口哨声把我们突然惊醒，并听得几位排长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地催促道：“快，快！紧急集合！”
　　 列队完毕，连长铿锵有力地说：“同志们，在我驻地前方发现敌情，上级命令我连迅速出击，将其歼灭！”
　　 啊！我们连枪都没发，就要去打敌人？我顿生疑虑，但还是信以为真，带着我的五班跟在裴排长后面跑步前行。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加之我们才训练一天，穿衣服时有的忘了戴帽子，有的把裤子的前后穿反了。虽然我们都来自农村，每天都要在乡间小路上走来走去，但今夜可能是太紧张了，好些个战友都掉进了齐腰深的屯水田里，我班的凌建通就是其中的一个，副班长把他从水田里拉起来时，已经成了落汤鸡。
　　 连长姓刘，三十三岁，个子不高，非常墩实。大家都不叫他的姓，只叫他连长。连长讲评时说：“今天晚上是最简单的一次夜间训练，只是一次紧急集合，没有要求打背包，更没有要求全副武装，但好多人都出了洋相。由于是第一次，我就不批评了。各班明天晚上的班务会要认真总结，同时要多练习穿衣穿鞋、打背包，包括全副武装，也就是每个人的全部装备一样不剩地全部带走。按要求，全连紧急集合，包括打背包，列队完毕不得超过三分钟。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
　　 按连里的安排，每周六天，五天军事训练，一天政治学习，统称军政训练，目的是使全体新兵跨越从老百姓到军人的鸿沟，由一名普通的青年变为合格的战士。
　　 军事训练，头两个月主要是队列训练，科目从立正、稍息到齐步、跑步、正步，从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到向左转走、向右转走、向后转走，从左转弯走、右转弯走到向后转弯走，从整理军容风纪到行举手礼、持枪礼、注目礼，从列兵式到分列式。训练模式主要是班教练。我们当班长的也是新兵，只好先人一步，利用休息时间把每个科目的要领都背下来，然后按要领练习，做到能讲会做，以便在操场上讲解要领，示范动作。除此之外，指挥队列也是班长的一项基本功。队列口令，貌似简单但并不那么容易，清脆明亮、短促有力容易做到，但动态口令，如齐步与正步、齐步与跑步的相互变换，行进方向的变化，哪怕是简单的立定，如果喊不到点子上，队列一下就乱了。
　　 我们五班的凌建通，由于只读了两年小学，悟性较差，平常走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在操场上，齐步、正步、跑步包括踏步总是出左脚甩左手，反复纠正还是改不过来，我只好叫副班长对他进行单兵教练。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纠正过来，而且越给他讲要领做示范越是不行，常常弄得满脸通红甚至冒汗。我断定主要是紧张造成的。于是，我想了一个小巧门，星期天整理完内务卫生后，约副班长和凌建通一齐出去散步。按照《内务条例》规定，军人外出，两人必须成排，三人必须成行。我故意叫副班长走前面，凌建通走中间，我走最后，我们起初走得比较慢，走了一会儿，很自然地就走出了齐步的速度。我依着凌建通的步伐，悄悄地喊起了“一二一”的口令，声音由小变大，结果，凌建通不但没因为听到口令而乱套，反而越走越带劲，再也不出左脚甩左手了。
　　 后一个月是射击训练和手榴弹投掷训练。射击训练，对五六式步枪的性能、分解到射击的基本原理，从握枪到射击的立姿、跪姿、卧姿，从三点一线到风力和阳光对射击的影响，手榴弹训练，从杀伤力到如何拉环、引弹和投掷，每个要领每个动作，都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射击训练不怎么累，累的是投弹训练，那些日子，全连新兵的右胳膊几乎都甩疼了，我的胳膊还肿了，吃饭都只好用左手拿筷子。
　　 政治学习，偶尔由指导员或者连长上次大课，更多的时候是以班为单位，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集训期间，我们五班先后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过学习这些著作，的确让我尝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原著的甜头，这对我后来学习马恩列斯毛产生浓厚兴趣起了很大作用，也让我在理论上受益匪浅。
　　 部队战士每月的粮食定量标准是每人四十五斤，事实上都是以吃饱为准。新兵连的生活与我们当兵前的生活相比，可以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们饿着肚子参军入伍，特别能吃。第一个月，全连两百号人，粮食吃超了三千多斤。连长急了，命令司务长多买肥肉吃，而且专门做成大坨大坨的红烧肉。这一招真灵，第二个月，全连粮食没有再超标了。
　　 那时，虽然还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但“九•一三”事件以后，“左”的那一套在部队有所收敛，各级军政首长恢复了对部队的敢抓敢管。我们的连长是西藏平叛的前一年入伍的，带兵非常严格，甚至有些过份。有一名新兵把没有吃完的半个馒头丢进了潲水桶，连长知道后，硬是命令他当着全连战友的面，把馒头捞起来吃了，并扯起嗓门训导大家：“在长征路上，我们的朱总司令都吃不上这种馒头！”有一天吃饭时，三排有几个人说话，连长命令三排长带着全排，在操场上跑完十圈后再继续吃。炊事班一名新兵对军用无牙裤带使用得不熟练，有一次解大便时，越拉越紧就是解不开，跑去报告连长，连长帮了他的大忙，但晚点名时，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通。连长的精力极其旺盛，有时候，一天晚上要搞两次紧急集合，甚至饭后休息时也要搞。我们相互交流经验，蹲厕所都尽力搞快点，在这节骨眼上遇到紧急集合可就麻烦了。那时的步兵，特别是西藏的部队，由于皮大衣和大头毛皮鞋比较重，全副武装越野训练，一个人要负重七十多斤，新兵没有配发枪支弹药，至少也有五十多斤。我们新兵连转到新都训练期间的一天早上，全连全副武装强行军，完成十公里越野训练后才吃早饭。成都平原的初春，乍暖还寒，由于都是跑步前进，我们背上的一大块，几乎都被汗水湿了个通透，返回时，行进在新都的街道上，驻足观望的老百姓，看着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队伍和每个战士冒着热气的后背，感叹不已，有的阿姨还心疼得流出了眼泪。
　　 被称为“兵头将尾”的班长，啥事都得管。大年三十那天，连队会餐结束后，副班长对我说，班里的凌建通又有啥事想不通，他说他：“刚才吃年饭，碗都没吃进去。”我知道，由于凌建通是个孤儿，自小受的苦难比同龄人多，加之没文化，比较自悲，当看见战友们高高兴兴地收到家书时，他都会偷偷抹泪。入伍以来，他一直是我开展谈心交心的重点。我没有多想，便叫上凌建通，要他和我们一起去散散步。在交谈中，我问他：“今天会餐还可以吧？”他回答我：“长了十九岁，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你不是说你碗都没吃进去吗？”凌建通看了副班长一眼，很是认真地立正说：“报告班长，我给副班长说的是碗都没吃进去。班长，能把碗吃进去吗？”听罢这话，我们都仰头笑了。副班长擂了他一拳，“你这小子还挺幽默哈！”
　　 去西藏当兵，对身体特别是对心脏的要求很苛刻。入伍前，经过严格的体检，入伍后，还得复查两次才算最后确定，才有资格佩戴“三点红”的帽徽领章。连里举行颁发帽徽领章的庄严仪式后，我们“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理想才算终于实现了！
　　 在参加四川化工总厂建设工地的劳动中，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歌舞曲《洗衣歌》和歌曲《请喝一杯酥油茶》，此时此刻的我们，心旌荡漾，仿佛已经到了神往已久的万里高原。
　　 三个月的新兵集训就要结束了。在这三个月里，我们的面孔更坚毅了，背板更直了，四肢更有劲了，我们不仅懂得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光辉历史和优良作风，更掌握了一个军人必备的基本功，完成了从一个普通青年向一个合格战士的转变，等待我们的是奔赴西藏戍边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