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失意文人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贬官，一是隐者。
　　 翻开我们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和古诗章节，那些文章和诗词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刘禹锡、韩愈、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范仲淹、苏轼……他们都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贬官。
　　 隋唐以来，贬官们都参加过科举，能在科举考试的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凭的是笔下文章。他们的文学修养毋庸置疑。
　　 被贬之后，他们一路走，一路望，一路想，一路写，寄情山水，愤懑、委屈、惆怅、凄凉、凄凉，这些情绪促使他们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把心得诉诸笔端，于是我们今天能读到那么精彩的文章。
　　 如果没被贬官，这些大文豪一直在自己原来的官位上安然度日，恐怕今天我们就无法读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念奴娇·赤壁怀古》《琵笆行》这些千古名篇了,那样中国文学史会无趣很多。
　　 这些贬官除了文学给我们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滋养，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我们能读到诗人被贬的苦闷，但我们看不到一丝绝望的影子，一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令人精神一振。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令人肃然起敬。
　　 韩愈“其真不知马也”道尽天下无数怀才不遇的读书人的心声。
　　 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至今读来仍然荡气回肠，热泪盈眶。
　　  …………
　　 贬官们既是文学家又是实干型官员，是官员就要参与国家大事，他们被贬的原因大都是参与改革或上书针砭时弊，与个人品格无关。
　　 柳宗元与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改革，失败后被贬；范仲淹因推行庆历新政被贬，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政治改革被贬；王安石因推行政治改革而被罢相；苏轼最冤枉，一撮小人从苏轼的诗文中断章取义，诬陷他攻击朝政，逮捕下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这些人贬官的原因各异，但是他们的人格和道德没有污点。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但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后，王安石积极营救。王安石被撤职后，司马光上台废除所有的变法条例，苏轼反对司马光一刀切，要求保留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生的内容。王安石死后，门厅冷清，司马光上书朝廷要求给予王安石应有的荣誉和待遇。司马光死后，苏轼亲自书写《司马温公神道碑》，给予司马光极高的评价。
　　 政敌之间，互相赏识，我坚决反对你的政见，可我推崇你的人品。这样的故事，至今想来，还令人倍感温暖。从古到今，政敌之间互相倾轧，党同伐异，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事例比比皆是。
　　 宋仁宗嘉祐三年，21岁的苏轼参加殿试，阅卷老师欧阳修看了《刑赏忠厚之至论》后，觉得这篇文章出自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手笔，实在不好意思判为第一，可又实在找不出比它更好的文章，只好把《刑赏忠厚之至论》与另一篇文章并列第二，第一名空缺。拆开试卷才明白《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一个名叫苏轼的年轻人写的，他是事实上的状元，另一个第二名就是欧阳修的高足曾巩。虽说是阴差阳错，但欧阳修的人品真的没话说！
　　 苏轼没有因此怨恨欧阳修，反而为欧阳修的人品折服，二人成为忘年交，师生情谊伴随他们一生。欧阳修去世多年后，苏轼怀念自己的恩师，写了一首《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雨果说：“世界上最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我觉得这句话用在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司马光身上再合适不过。
　　 海口五公祠有一副对联：“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纪念李纲等五位被贬海南的唐宋名臣。有奇缘的又何止是琼崖人士，贬官们被降职远调到地方之后，他们发挥政治才干积极担负起地方官员的职责。
　　 腾子京被贬巴陵郡后，“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政治才干可见一斑。
　　 柳宗元先被贬到江西永州，后被贬到广西柳州，在柳州他积极办学，修建寺庙，种树挖井，柳宗元死后，有人修建了“柳侯祠”。
　　 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内，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
　　 熙宁十年四月（1077年），苏轼任徐州知府，不久黄河泛滥，徐州危在旦夕，苏轼亲临抗洪前线在城墙上搭帐篷住了45天，洪水退去之后，他上奏朝廷请求筑 大坝预防洪灾，并在大坝上建了十丈高的楼台，取名“黄楼”。
　　 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太守。第二年，杭州暴雨成灾，人民饥寒交迫。苏轼连续上表，请求朝廷拨款救灾。元祐七年，苏轼调任扬州，他多次上书朝廷，请求减免农民积欠。
　　 年近花甲的苏轼被贬到惠州，没有一点实权，好在他的姐夫在此任地方长官，苏轼通过姐夫，实施自己的构想，在惠州修建两座大桥，造福当地百姓。
　　 政治上的失意，给富有才华的文人赋予凝重而深刻的影响，对苏轼来说更是如此，他不仅是文学家还是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随着他一次次被贬，走向成熟。年轻时的苏轼书法追求飘逸，被贬黄州之后，他一改往日的书风，变得平实庄重。《梅花诗贴》《前赤壁赋》就是他黄州时期的书法作品。谪居黄州五年成了苏轼书法艺术的分水岭，他创造性的将书法提高到书写生命情绪的层次。
　　 司马光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强烈反对变法，上书请求放外任，主动请求贬官。从此居住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
　　 别说司马光在洛阳没有政绩，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是他对中国历史最伟大的贡献，300万字的巨著，历时19年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贬官们个人仕途上的不幸，恰恰是中国艺术史的大幸，如果没有大批贬官，中国艺术史的天空会黯淡得多。
　　 中国失意文人中还有一大类是隐者，其中一拨人是由仕途归隐，比如吴均、陶渊明。
　　 吴均是因为写了《齐春秋》这部书，被梁武帝焚稿免职，从此归隐。陶渊明先后几次入仕，最后在彭泽县令任上，辞官归隐。
　　 有人说这些隐者是因为官场黑暗，自己不愿意同流合污才归隐山林的。我想问问：中国哪朝哪代官场不黑暗？他们又为百姓留下哪些福祉？
　　 当然，我不因此就否定他们文学上的成就。吴均的《与朱元思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还有他创作的大量的田园诗至今还在传诵。
　　 还有一拨人是真正的隐者，他们或有名或无名，在朝代更替时，尤其是元朝取代宋朝以及清朝取代明朝时，这类隐者大量涌现。忽必烈曾下令“访遗贤于江南”，康熙曾开“博学鸿儒科”，其目的都是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安定人心。有一部分人，选择走出山林，登上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赵孟頫。还有很多人面对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不为所动，比如说顾炎武、黄宗羲等。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们当得起这句话。想起他们我就想起另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气节的。
　　 虽然在今天看来，蒙古族和满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来看问题。
　　 贬官文化和隐者文化是古代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我们通过诗词和文章走进贬官和隐者的内心深处，也就走进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