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家林，出生于1923年上海徐汇区的一个贫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他16岁就去离家十里之地的上海华东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师傅是美国人，因为旧社会当时的汽车都是国外的，国内没有汽车修理技师。为了学到技术，他甚至休息日都去师傅家帮忙拖地、洗衣服和倒尿盆。有时出去帮师傅买个早点，回来晚了，还遭老板的打骂。他忍辱负重，坚持下来，由于初小毕业，没有学识，对于机械原理及机械性能不了解，他就去书店买来这方面的书籍，工余时间对照汽车认真探索，不懂的地方请教师傅，有时为了弄清一个汽车故障修理问题，他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拿着技术资料彻夜琢磨研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终于掌握了修理技术。
　　 由于他的汽修技术较好，当时一位国民党的将官，经常将他请到家里为其修理小车并请客吃饭。饭间闲聊时，由于国民党大势已去，准备撤离大陆去台湾，这位将官说他要去台湾，问父亲可否愿跟他一同前去。由于父亲是一个孝子，要照顾家中的父母，便委婉地谢绝了。
　　 1948年上海解放，原上海华东汽车修理厂是国民党管辖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父亲就一直在此工作。由于是军管编制，抗美援朝时部队拉到辽宁省安东市（今丹东市），负责前方部队的汽车修理工作。在此期间，父亲忙碌着修理汽车，有时还修理被敌人炸毁的汽车。为了及时保证前线汽车运输，经常顾不上吃饭，连夜修理。
　　 抗美援朝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到西安市公交公司汽车修理厂工作。由于父亲想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便前去报名宁夏银川石油勘探局机械厂，只身一人前往银川。
　　 在银川期间，1953年父亲被评为汽车修理技师。由于银川当时气候条件恶劣、风沙较大，单位又是流动性的，生活条件艰苦。由于都是石油系统，当时宝鸡石油机械厂需要一批技术人员，父亲便向组织提出申请，1963年调回到了陕西省宝鸡市石油机械厂汽车队工作，当技师。
　　 文革期间，由于父亲当时学技术是跟美国人学的，又是在国民党的汽车修理厂工作。便被划为“敌特分子”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父亲也多次写证明材料说明自己的问题。由于文革当时的政治混乱，根本没有理会，直到1978年父亲的问题才被平反。
　　 平反之后，父亲一直在石油机械厂汽车队当技师。负责全厂汽车修理技术及汽车零部件管理工作。他经常身穿工作服到修理车间去解决技术难题和工人们一起动手修理汽车故障，遇到不懂的问题，耐心向工人们讲解，并向工人们讲解汽车构造原理和性能。被工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张技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当时新疆油田急需一批抽油机要运送。由于是冬季，汽车载重抽油机，路途遥远，半路如有发生故障怎么办？汽车能否安全到达新疆是个问题。当时的厂长是曾慎达（后来成为陕西省副省长），带领多名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师及总工程师都前去检查车辆性能，检查了半天，都晚上八点了，没一人敢于保证汽车没问题。情急之中，曾慎达想到了汽车队的“张技师”，立马让小车司机前往家中请来父亲。父亲当着这些技术权威及总工程师的面，一点儿都不胆怯，因为他技术精湛，修理汽车心中有数，同时他还是中国自然科学协会会员，宝鸡市公路学会会员。对此他让人拿来手电和工具对十来辆汽车逐一认真检查了发动机及高压油泵系统，变速箱、离合器和差速器，并检查了起动机和发电机。通过细致的检查逐一排查汽车可能存在的隐患，并发动汽车观察运行情况。父亲这才跟厂长说，这十来辆汽车可抵达新疆。厂长说这批车辆必须安全抵达新疆，你能保证车辆性能没问题吗？父亲回答说可以。厂长又说，你敢签字吗？如果出了问题，你要担责任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拿过单子签了名字。事实证明，父亲的技术过硬，通过他检查的十多辆开往新疆的汽车，都安全抵达了。这一件事情，全厂轰动，一名汽车修理技师竟能把总厂的高级技师及总工程师打败，挑战别人不敢签字的任务，从此父亲被封为“汽修王”。
　　 1985年父亲光荣退休，由于技术好，被汽车队挽留了两年。退休后他被宝鸡七一七地质队汽车修理厂聘为技师。继续负责汽车修理，直到1996年由于年纪大，身体有些不适，同时单位在十里铺离家较远，他又是骑自行车上班。
　　 不工作的父亲回到家里，养鸟、集邮成了他的爱好。闲时父亲经常教导我，学业上要“业精于勤”，只有把业务技能提高了，才能在本职岗位上立足，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业精于勤”，只要勤于钻研，勤于思考，多观察，就能学到技术。
　　 父亲于2002年去世了，他离开我已有十五个年头了，他的那句“业精于勤”的座右铭，经常提示着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