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守财奴，葛朗台并非欧洲专有，中国与其他地方也不鲜见。上溯明代，吴敬梓老先生就把监生请到众目睽睽之下。
　　 莫扯远了，我身边就有一个，就是我的老婆葛建妮。
　　 我一进入公办中学，就向大多数学习，把她和子女带到了学校。上级明文规定，学校天天强调，校内不准摆摊设点，葛建妮和几个顽固派却一犯再犯。葛建妮对我说，哪怕一天只找得到一分钱也要找。
　　 我专注于教育教学，以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带好一个班，为学校打了翻身仗，学校正要上报地县表彰，却看到葛建妮又与几个顽固派一起给学生卖饭菜，于是怪罪我不管好家属，上报事宜也就一风吹了。
　　 我退休后，把一家人带进了县城，六十开外的葛建妮一天只找得到一分钱也要找的理念立即派上了用场。她除了打工，还要天天捡垃圾，时时刻刻手上不是一块硬纸板，就是一个塑料罐。即使如此拜金，还是所得有限。有限就有限吧，她终于有了一万多元定期存款。当当守财奴，她觉得十分过瘾，还想去参加风险投资。
　　 我写书、打工、维权，攒下了十万元积蓄，向老婆说明，这是我两个的保命钱，万一遇到重病急病就立即取用。后来，老婆为了预防我把这笔钱拿给儿子儿媳办国珍松花粉专营店，就撞墙跳楼，直到我把十万元积蓄归于她的名下才安静了三两天。
　　 当当更大一点的守财奴，她觉得十分过瘾，她完全不顾及万一遇到重病急病就立即取用的保命钱方案，而是一举存上四年定期，一心想得到两万元利息。
　　 利息大于生命，这就是守财奴的悲剧性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