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一大早，我就和儿子驾车从塞上驼城，匆匆赶回百十公里之外的故乡，上山去为我母亲点香烧纸，祭扫坟墓。
　　 山荒风哀，天泣人悲。阴云密布的天空纷飞的毛毛细雨，宛如我眼中不由得盈溢的泪，无声地洒落在依旧荒凉的黄土地上，不意间便浸出一片湿漉漉的潮气，滋润了大地上那隐约可见的嫩绿点点。远远近近的山峦上，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升起的一缕缕若隐若现的袅袅雾烟，便可见得这儿哪儿的，尽是祭扫坟墓，叩拜亲人的父老乡亲。对面烟雨迷蒙的山坡上，清晰有女人凄婉而哀痛的哭声传来，凭使人在这个沿袭了一代又一代的特殊传统节日里，对那仙逝的一个个至亲至近的亲人，倍增满含思念的无限伤悲。也不由得让人想起晚唐时期，杰出诗人杜牧那首千古绝唱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母亲远去天国已经整整四年了，但我却还是不能相信，她老人家那么刚强的一个人，竟然会倒在癌症的魔爪之下，还是无法接受她老人家，就那么永远永远离去了的残酷事实。我跪倒在母亲她老人家的坟前，在那禁不住的幽幽哀思中，总好像看到母亲还就那么慈祥而执着地，忙碌在我的眼前；总感觉母亲只是累了、只是想歇歇、只是临时去出趟远门，而还要回来似的……
　　
　　 母亲是我家的一盏不灭的明灯和灵魂，也是挺起我们一大家子的不朽的脊梁和支柱。她曾被当年的生产队评为最贤孝的媳妇，最仁慈的母亲，最勤劳的社员。至今，村里好多老年人一提到母亲时，仍都会由衷而深情地连连夸赞。大家都说，母亲的品德、为人，世上实在是少有。还说，要是没有我母亲的贤良和隐忍，勤劳和刚强，或许也就没有如今我们这个人丁兴旺、欢乐幸福的大家庭的存在。
　　 是的，我们兄弟姐妹都十分认可这一说法。因为我们坚信：每个人的声誉名望都由自己修成；每个人的墓碑祭文都由自己铸就。母亲虽然只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乡下农妇，但她却在那漫长而苦难，坎坷而艰辛的人生路上，用自己的仁慈和博爱，良善和贤孝，在老一辈村人们的心目中，也在我们为儿女的心目中，写就了自己那感人的、令人值得敬重和推崇效仿的懿德美行。
　　
　　 公元1935年农历11月29日，母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家里兄弟姐妹8人，她是老小，但她却从未享受过大多数人家中，老小们的那种惯常的溺爱与宠幸。她连一天学没上不说，从小肩上就扛上了生活的重担，不是要帮着外公外婆做饭、种田，就是要帮着这个兄嫂或者哪个兄嫂带孩子、做家务。这样一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这句老话，彷佛就在母亲身上得到了最为贴切的应验。
　　 母亲生得很好看。尽管数年前因为家中生活贫困艰难等因素，母亲未能够留下自己做女儿时的一张甚至半张的青春照来，以让多少年之后她的一大群儿男子孙们一睹为快，但即就是在她老人家一大把岁数了的时候，亦可让人从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看出她年轻时秀丽俊美的影子。所以，在一个个家孙外孙渐渐长大之后，每到逢年过节时，男一群女一伙的，常常会围在母亲的身边，夸赞她老人家好看，有气质，更有一种旧时代知识女性似的范儿，完全不像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太婆。有的甚至还和她老人家开玩笑说：“奶奶啊，奶奶啊，你现在都这么好看，年轻时肯定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呀，怎么当年你就能看上我爷爷呢？”
　　 母亲听后，微微笑着。一会，便轻声回答说：“俺们那时候，什么也都得听老人的。哪像你们现在，连找对象这么大的事儿，也由不得娘老子。再说了，你爷爷也就是太有些本分老实、瞎气了，其它歪门邪道，耍心眼什么的本事，就是把他打死，他也学不会，也不会去学的。不过，他这样俺倒觉得蛮好的。难道你们觉得他这样不好吗？”
　　 孙子孙女们一听母亲如此回答，便赶紧都甜甜地叫着奶奶，连连欢笑着说：“奶奶呀，奶奶呀，我爷爷好着哩！当然好着哩嘛！”
　　 看着孙子孙女儿们都笑得像花儿一样，好一阵子，母亲她老人家也就陪着他们舒心地眉开眼笑，欢乐不止……
　　 一如母亲所述，她十八岁时，就由外公全权做主，嫁给了连一面也未曾见过的父亲。而且，进门就当妈。
　　 当时，父亲膝下已有了病逝的先妈留下的一个女儿。这本是令一个女人最最窝心、最最头痛、最最不甘的事情，但年轻的母亲却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视我异母所生的大姐如同己出，时刻牵挂，疼爱有加，始终让大姐在她仁慈的母爱中快乐生活，健康成长。以致母亲所生我们兄弟姐妹6人，从小到大，皆与大姐荣辱与共，情同手足，血脉相连，互帮互爱，心中概无一丝半点的隔阂。记得故里类似我家这样，姊妹们系两母所生情况的家庭，有许多许多，但能处成我们家、我们姊妹这样和睦亲密的，却好像再没听说，再难找到。
　　 无疑，这一切的一切，皆是因为母亲那一颗仁慈善良的心，和那一腔宛如深海般的情。
　　
　　 1982年仲夏，38岁的大姐带着两个孩子，专程从延安远道回娘家来省亲。母女俩有好些年没有见面了，所以，母亲高兴的不知如何是好，既急着向大姐不住地问长问短，祝福平安，又乐得将两个外孙拉在身边，摸摸这个的头，亲亲那个的脸。接着，又担心大姐和孩子一路劳顿，恐怕早已经饿了，便赶紧忙忙地就去为他们张罗那可口的饭菜吃喝。当时，我们家虽已不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困潦倒，可生活还是不宽裕，甚至依旧过得还是有些凸汤漏水的寒酸紧张。但即便再紧张、再寒酸，母亲也不可能让多年未见面的女儿和两个外孙，一来就饿肚子。所以，母亲就和大姐一边快乐地拉着那贴心的话儿，一边就尽家当将家里仅有的半升白面，和积攒下准备换盐吃的十多颗鸡蛋拿出来，为大姐和两个孩子，做得吃了一顿香喷喷的揪面片儿荷包蛋。
　　 然而，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孰料，是日夜半，大姐心脏病突发，猛地就昏迷不醒。当时，我们弟兄谁也不在家，都外出去忙活计。于是母亲心急如焚，哀声连连呼喊求叫来两个邻家后生，然后全然不顾自身体弱多病，山路坎坷不平，亲自和父亲抬起用门扇绑成的担架，连夜就将大姐送到镇医院救治……然而，然而次日中午，大姐还是在县医院不幸地走了！
　　 这便给仁慈善良的母亲的心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痛。以致，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母亲常常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对我们兄弟姐妹念叨大姐短暂而苦难的人生，总是哀叹当时的生活太苦，医疗设备、技术太落后，耽误了大姐年轻鲜活的生命。且又一再反复叮嘱我们兄弟姐妹，一定要尽量照顾好大姐撂下的四个孩子……
　　 爷爷晚年病重，瘫痪卧床二三年，母亲虽是媳妇，却胜似儿女，至始至终，无怨无悔地精心侍奉。既要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地给爷爷喂吃喂喝，换洗衣服被褥，还要时不时地将爷爷背出背里，为爷爷接屎送尿。就这样，一直将爷爷服侍到老，扶上山，入土为安。
　　 这是何等的难得啊。古往今来，多少亲生亲养的儿女，又有几人能对自己卧病在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的父母，日尽日工地做到这一点呢？
　　 因此，当年老一辈的村邻街坊们，每每看到母亲服侍爷爷的情景时，便无不心生感慨，脱口称赞，都说爷爷等上我母亲这么个好儿媳，也是爷爷一辈子积善从德，扶贫济困的天大的回报……
　　 外婆晚年双目失明，生活难自理，疾苦伴终身。母亲为了尽到做女儿的孝心，便和老实忠厚的父亲将外婆接到我们家中来，悉心照料，倾情侍奉。尽管当时我们家十分困难，但在母亲想方设法，极尽全力的关爱之下，外婆便在我们家愉快地生活了两个多春秋。后来，外婆回去，母亲亦隔三差五的，便要放下家中所有事务，忙着去看望外婆。去给外婆梳头修脚，洗衣喂饭，缝缝补补。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外婆终老去世。
　　 伯父本是个慈眉善目，老实本分的旧知识分子，但却遭受奸人陷害，蒙受不白之冤，戴上了一顶身背4条人命血债的、可怕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以致在那段噩梦般的岁月中挨打受骂，吃尽苦头。而老年生活更是饥寒交迫，倍加凄苦。母亲看着伯父实在心酸，所以她就时常节省下口粮、饭菜，甚至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接济可怜的伯父。同时，还再三不忘告诉我们兄弟姐妹说：“你们的大伯这辈子太可怜了。念了那么多年的书，学了一肚子的文化，却要遭受那么多的罪。你们吃着喝着的时候，能节省一口就节省一口，都不要忘了他，要记着多关照一下他，也好让他在这个世上多活几年，活得有滋味一点。”
　　 伯父的孙女玉莲更是可怜，从小丧母，孤苦伶仃。小小年纪，即被家里另出家门，没吃处，没住处，几近流落街头。母亲本有我们兄弟姐妹一大群孩子，家中恓恓惶惶少吃没喝且不说，老老小小三代10口人，就挤在两孔破旧不堪的小石窑洞里，然而，然而母亲不忍看着年幼的玉莲再遭受什么苦难，毅然就将玉莲领进了我们家。让玉莲和我们姊妹一块生活，一起吃住，尽量使她感受到家的幸福，亲情的依靠，和人间真情的温暖……
　　 母亲虽未入校门，目不识丁，可是对于子女的文明教育，知识接受，她老人家却极有眼界，且从未放松。当时，尽管整个社会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充满变数，人们全都饥肠辘辘，食不果腹，但母亲却咬紧牙关，节衣缩食，硬是让我们姊妹一个个皆走进了学堂，掌握了应有的文化知识，为以后从容独立行走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道是：黎明前最黑暗。
　　 上世纪70年代初中期，饥饿曾像瘟疫一般，弥漫在苍凉而贫瘠的一道道黄土高坡上。满山遍野的能入口的野草野菜，全都被人们拔得吃光了。可是，当我看到妹妹的课本上，写有大地主刘文彩家里揽工的穷人，整日吞糠咽菜地过着连猪狗都不如的生活时，却让尚在懵懂无知中的我，感到无限的迷茫。我不知自己究竟顶不顶课本里那些被比做猪狗一般的穷人？也不知那些整天高喊着革命口号的大人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但我却知道村里有许许多多的人家都和我家一样，在那“炕上花被窝，囤里粮冒尖”等豪迈而嘹亮的革命凯歌声中，竟然活得连那菜也咽不到，糠也吞不上。
　　 然而，面对如此的生存危机，母亲却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怨，只在默默地顽强坚持着自己人生的信念与坚守。她信任生活，信任故土，更相信广播上和驻队干部常讲的话——困难永远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克服困难，勤劳肯干，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像大寨人民一样，过上那幸福快乐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于是，在那悠长而黄风漫漫的春日里，当一家人吃光了农业社原本就没给分来多少的粮食，又吃光了头年储藏下的谷糠、杂粮皮，和槐花、荞面花、红薯叶子、老麻叶子、白杨艳叶子等野草野菜，以及好多的玉米芯子稍稍（那芯子稍稍上偶尔才可见有一半粒碎小的根本就不饱满的秕玉米，必须先得用锤子砸碎那芯子稍稍，才能在石磨上磨出那难以下咽的粉末）之后，母亲就拖着饿得浮肿的双腿，在那料峭春风的寒冷中，又山里上川里下的，到处去寻找能吃的东西。于是，头年笼在川里的一堆堆玉米杆儿上，早已就发黑发霉了的玉米穗穗，就被母亲像“天下粮仓”般的发现。于是，那玉米穗穗就像那金贵的五谷一样，就被母亲一把把、一袋袋的捋回家中来，并细心地储藏在几个石仓里。
　　 而随即，母亲还要在夜幕降临前，赶着用剪子将好大一堆玉米穗儿，一剪剪地，剪成那不足寸长的碎节儿。然后，便吆喝穿着破衣烂衫的我们弟兄几个，再在石磨上去艰难地推磨那发黑发霉、可恶可恨的玉米穗儿。因为那玉米穗儿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虚鼓乱涨轻飘飘的，实在是没有那五谷的一点儿分量，怎么也不会主动流入磨眼，进入磨齿。所以，我们只能推几圈儿就要停下来，不得不抬起那上磨扇，用筷子或者什么短一点儿的木棍子，使劲地在磨眼里往下捅捅剪碎的玉米穗儿，强行将它送入后，才又能继续进行推行。就这样，在那一个个饥寒交迫的暗夜里，我曾像头先天不足、发育不良的矮小而干瘦的驴儿似的，同哥哥与弟弟在那永远也走不出尽头的磨道里，昏头昏脑，饥肠辘辘地苦熬上大半夜，才能见艰难的母亲那蜡黄的脸上，隐约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我想，母亲肯定是觉得次日早上，自己又能为一家老小，歪歪好好可以做出一口填肚子的吃的了，所以才会那么欣慰，那么开心。
　　 可是就在那段噩梦般的岁月即将结束的那年春上，当我们一家人再连那发黑发霉、又苦又涩的玉米穗粉末也吃不上了的时候，母亲好像一下子对故土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的信任与信念。她虽然不懂得什么生活的愚弄和欺骗，但她却好像彻骨寒心地感到了人生最大的生存危机。因此，为了保全一家人的生存活命，母亲便和父亲在那惶惶然之中，不得不咬紧牙关，做出了自己一生中连自己都把自己吓到了心惊肉跳的，一次性命攸关的重大抉择。于是，在人生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母亲和父亲就像旧时代那些逃荒逃难的人一样，拖儿带女，背乡离井，一步一回头地挥泪告别了养育了他们几十年的故乡故土，真实主演了陕北人的一曲现代版的《走西口》，逃亡到宁夏去求生。不料，由于贫病交迫，水土不服，母亲刚到银川不久，就被送进了手术室，几近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