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孤独而赤诚的灵魂 ——北京鲁迅博物馆寻踪
一
某日,独自一人,从五棵松坐地铁,前往阜成门,去拜谒鲁迅博物馆。
窃以为,要去拜谒鲁迅,最好是一个人。独自一人,远离嘈杂的人群,喧嚣的境地,心意清静平和,且怀着一颗朝圣之心,才能在灵魂深处走近鲁迅。
出地铁口,拐了两三道弯,走进一条灰瓦砖墙的胡同,喧嚣的车流和人声渐淡,一个灰瓦挑檐的大门扑入眼帘,门楣上悬挂着红底湖蓝色字迹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门匾,是郭沫若题字,因为在胡同的尽头,就十分醒目。参观是免费的,在大门口交上身份证验一下,签了名,就可以进去了。想想也对,倘若鲁迅博物馆也收费,似乎就是对他在天之灵的一份亵渎。而且,我进去的时候,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从大门口望去,空荡荡,没有别的游客。这样看来,收费也是赔本买卖。
现如今,许多人都拜倒在阿堵的石榴裙下,“土豪” 横行,“小三”满街,鲁迅和鲁迅精神早已成为被许多人遗忘的昨日黄花。我真不知道,这是他孤独灵魂的悲哀,还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文化走向颓废的悲哀。
二
走进院子,一片碧绿的花草丛中,就是鲁迅先生的汉白玉半身雕像。穿大衫,披围巾。最传神的是他的头颅。额头高昂,浓眉紧敛,一双深邃的眼睛斜斜地盯着远方,像是要把浩渺而神秘的世界看透看穿。头发浓密而直竖,而且胡须也是浓密的。就像唐弢在《琐忆》中描写的那样,“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
我独自一人,在他的雕像前伫立良久,默默的凝视着他,凝视着这个以匕首以投枪惊世骇俗的伟大战士,这个以阿Q形象浓缩国人灵魂以狂人形象直刺黑暗封闭的旧中国的文学巨匠。因为偌大的院子里就我一个人和他良久对视,所以,孤独的感觉在我的全身丝丝缕缕的蔓延,我觉得,一个渺小而孤独的灵魂在和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对视。
在这默默的对视中,我似乎寻觅到了他遥远而模糊的背影。
三
博物馆展览大厅的前厅,正举办一个个人书法展。这个书法家各体皆通,且每一种字体都有独特的风韵。给人印象最深的,一是不管是楷书、隶书,还是行草、草书,他的字体娟秀,和鲁迅先生的书法风韵颇近,二是他所书写的文字内容绝大多数都是鲁迅先生的遗作或遗言,其他的内容,或是历史名人馈赠和悼念鲁迅先生的诗作或楹联,或是可以暗蕴褒扬鲁迅的一些文字。有一首诗,读了一遍,就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因为没有带相机,就将全诗记录在手机信箱草稿箱里。全诗如下:
“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西山四海孤。短策且随同旦莫(同暮),不堪回首望菰蒲。”
后面附一段文字:“鲁迅书时,说此题画诗忘其为何人也。”
回来后,在网上搜索,才知道,这是明代项圣谟的《大树风号图》中的题画诗。这幅画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作是一幅寓意怀念故国的人物画,是项圣谟在明王朝灭亡以后创作的,表达了他对故国的怀念,寄寓着深沉的哀思。图中近处陂陀上古树一株,参天独立,树下一老人携杖背向而立,仰首遥望远处青山和落日余晖,徘徊行吟,似不忍离去。图右上作者自题了这首七言绝句。画作中古树的形象塑造鲜明独特,背景简炼空旷,像是阅尽沧桑,饱经风雨,树叶虽经霜雪的摧残,飘零罄尽,但是却傲然挺立,有一种不可屈服的内在精神。整个画面,包括诗题,给人一种沉郁、悲愤、孤寂、苍凉之感。
回望鲁迅的一生,那一棵于凄风苦雨中在天地之间孤然挺立的大树不正是最贴近的象征意象吗?而那个拄着短杖,长久仰望孤木苍天的老人,又和鲁迅晚年的情景何其相似乃尔?
这首诗,一定给鲁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诗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但诗作还能完整清晰记忆并书写下来。究其原因,答案似乎只有一个:这首诗十分契合鲁迅的心境,能引起他的强烈共鸣。
1935年,鲁迅曾作《亥年残秋偶作》七言律诗一首,其意境的塑造和情意的表达,和项圣谟的题画诗极其相近。其中的后四句云,“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寒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四句诗,既近似于项圣谟的题画诗,又似乎比项诗的意境更寒冷,其孤寂悲愤的感觉更浓郁深沉。第二年的十月,鲁迅就撒手人寰。这首《亥年残秋偶作》,似乎就是鲁迅先生晚年人生孤独的临终告白。
四
在我的感觉中,深重的孤独感,在鲁迅先生小时候和年轻的时候,就异常强烈。进了展览馆,更加印证了这种感觉。
在《在绍兴》一部分展览中,一个柱子上刻着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很明显,这“真面目”,就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所感受到的人情的冷漠,在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冷漠之中,少年鲁迅偏于冷色调的心理基因自然会渐渐的蔓延滋长,而孤寂寥落的心绪自然也会潜滋暗长。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会背鲁迅的《自题小像》一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每每背诵着这四句诗,就总觉得热血沸腾,有一种神圣而高尚的感觉油然而生。虽然对其中的一些词语似懂非懂,但诗人对祖国的一腔赤诚之心,却是能清晰地抚摸得到的。
后来大了,有了一定的思辨能力,就觉得“寄意寒星荃不察”有些费解。
鲁迅是在自己21岁时写此诗的,当时是1901年,他在东京留学,当时晚清政府摇摇欲坠,列强纷纷觊觎中国,国家风雨飘摇,晦暗动荡。远在扶桑留学的年轻鲁迅,吟咏此诗,是要以诗言志,表达其强烈的爱国情怀。既然要以一腔热血献给祖国,又为什么要在星前加一个“寒”字呢?
很明显,一个“寒”字,并不纯粹是写景,是情景交融的表述,是心寒意冷的情绪寄托,而“荃不察”,便是心寒意冷的原因。“荃不察”,源出于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王逸注曰:“荃,香草,以谕君也。”屈原的语意是,国君不体察我的一片赤诚爱国之心,反而轻信奸佞小人的谗言而对我暴怒。考虑当时时代背景,鲁迅引用“荃不察”,其中的“荃”,和后一句的“轩辕”,当不是指国君,而是国家、人民、同胞的代称。
由此来看,鲁迅所要表述的意思应该是:我将我对祖国的精诚挚爱告诉祖国的同胞,但同胞们却全无察觉,即使这样,我也愿意牺牲我自己来唤醒同胞的自觉!似乎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年轻鲁迅的二维复合情感内涵,强烈的个人孤独感,源于对祖国、国人的一腔赤诚不被体察,源于对“故园”的昏暗、国人的昏昧的极度失望。
相较于少年时期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所体验到的“世人真面目”,所感受到的人情冷暖,这一次的孤独寂寥的情绪体验,已经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范畴,而升华到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担心和沉重焦虑。
在《<呐喊>自序》中,回忆在日本留学的经历,鲁迅先生写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个镜头,在《在日本》一部分展览里也以图片的形式展示。我审视着那张模糊不清的图片,就想,在当时,国民的愚昧和麻木已经渗透进生活的各个方面,会在各种场合以习惯性的方式彰显出来。这么一个片段,对鲁迅的刺激是痛入心扉而具有警醒作用的,使他明白:“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并促使他放弃了科学救国、医学救国的理想,转而走向文艺救国的道路。这个巨大的转变,似乎更能佐证“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心理缘由。
鲁迅51岁时,他又书写了这首诗,而且附言:“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三十年的跨度,足以证明他“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孤独心绪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诚情怀对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重而悠远。
五
在《在日本》一部分展览里,展出了有关《新生》杂志的一些历史资料,有鲁迅亲自参与设计的封面,有目录。参与创办《新生》杂志,是鲁迅文艺救国征途上的第一步。但令人惋惜的是,接近出版的时候,却胎死腹中,以失败而告终。所以,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自己说: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因为是中学教书匠,在已经过去的岁月里,需周而复始的教学生学习《<呐喊>自序》,就许多次要读到这一段文字。每读到这一段文字,总让我想到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在空旷寂寥的莽原里,孤身一人,骑着一匹瘦马,挺着长矛,刺向那迎风转动的风车轮,不但未战胜所谓的巨大的“恶人”,反而被风车轮卷得人仰马翻。堂.吉诃德是个有些疯疯癫癫的骑士,他的匡扶正义的英雄情结,被其疯癫的骑士理想和行为笼罩了,因而具有滑稽色彩。他的悲剧性命运也许在浅层次会给人以喜剧效果,引起哂笑。但哂笑之后,会给人警示,会引人不但同情而且敬仰那些以匡扶正义为己任的真正的“骑士”及其精神,会因为那些真正的骑士英雄的生存困境和战斗的艰难而扼腕,会为他们不被大多数人理解而陷入寂寞孤独的窘境而叹惋。
《新生》杂志的胎死腹中,就其悲剧命运而言,和堂.吉诃德被风车轮卷得人仰马翻具有相同的结局。而在个人的性格悲剧上,两者虽然都具有个人理想与现实严重不协调的共性,但又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堂.吉诃德是个有些疯疯癫癫的骑士,而在日本留学时期的鲁迅是个充满救国理想的青年爱国者,是个既激情满怀而又不乏理智的年轻战士。所以,堂.吉诃德可以扭脸就忘却一次次失败带来的困窘和精神的伤害,而鲁迅精神上的寂寞和由此带来的痛苦,却是“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而且很长时间都无以解脱,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在鲁迅的人生历程中,在他的孤独寂寞的人生体验中,这一次,应该是深入骨髓而影响恒久的。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比堂吉诃德的悲剧命运要让人欣慰的是,鲁迅用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和其犀利的杂文当做长矛直刺黑暗的旧中国和愚昧的国民性,在当时还是有了振聋发聩摇撼根基的作用。这使他的孤独和抗争,跳出了个人情感的范畴,具有了泛社会化的划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力。
六
从1918年在北京创作了《狂人日记》到1936年10月20日病逝于上海,是鲁迅创作的高峰期,鲁迅先生是在他人生最辉煌的高峰期戛然而逝的。在这十八年左右的岁月里,孤独寂寞和鲁迅先生如影随形。
1933年3月2日,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这“二册”,一是《呐喊》,一是《彷徨》。
《题<呐喊>》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鲁迅先生深深明白自己“弄文”的目的是“抗世”,而结果却是“罹文网”,“违世情”,是“积毁”“销骨”。沉重的压抑感渗透在字里行间。
《题<彷徨>》一诗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这首诗直言不讳的道出了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他虽然是一个为新文化新思潮而助威呐喊的战士,但他却又具有明显的“独狼”特征,他的“荷戟独彷徨”,就是类似于堂.吉诃德似的自画像,虽然有自嘲的意味,却又是最精辟的比况和刻画。
因为他具有新颖而深邃的思辨,独到而精湛的见解;也因为他具有“横眉冷对千夫指” 的刚硬甚至是 “一个也不饶恕”的决绝;还因为他对旧制度国民愚昧性的冷酷而无情的解剖和否定,对一些缺乏深入思考的所谓“左派”“革命”的狂热激情的 “泼冷水”,使他受到来自所谓“左”“右”两方面甚至是方方面面的攻讦甚至是毁谤,这无疑加重了他的孤独感,使他始终摆脱不了孤独寂寞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