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二爹，姓宋，名杉坪。也是我的干爹。
　　 他面若中秋的月亮饱满圆润，如春天绽放的花朵耀眼灿目；鬓角若刀刻剪裁修饰齐整，眉如墨汁涂画黝黑发光，面如桃花瓣儿红润光泽，目若秋水泛波圈圈涟漪，虽怒目圆睁嘴角若存笑意，即嗔怪对视而脉脉含情。
　　 以前我与宋二爹素不往来，只听老辈子曾经念叨过，说我很小的时候曾经拜他为干老子，后来长大了也从没教过他一声：“干爸爸”。即使两人抵面碰到了，最多只不过叫他一声：“宋二爹”。
　　 经常听人说起“宋二爹”，这个人是个不好缠的人，为人心眼多，勾狡得很。这些都被我牢牢的记在了心上了，怎么也难过我心里这道坎。
　　 阴差阳错，本不想缠得人，竟要天天与他面对面的打交道，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做梦想都没想到的事情。
　　 按照上级交给我的任务，你必须得去进驻这个生产队，因为这个生产队人数虽然不多，但这里的“资本主义妖风”是愈刮愈烈。你年轻，正是挑大梁的时候，所以这个重任非你莫属。
　　 记得我去这个生产队的时候，正是春上发水季节。正值三月，春风已经吹黄这里最美油菜花，想着这金黄的花谢之后，油菜就会颗粒饱满，奉献成熟收获的喜悦。
　　 望着这一片泛金的油菜花，内心的确比较亢奋，心境豁达开朗，尽是想的美哒哒的事。
　　 来到这个生产队，我首先与队长接洽了相关事宜，也听取了生产队长对前段工作的汇报，虽然这个生产队人数不多，但是一心为集体办事的人不是很多，大都在贩卖木材、药材、打山货，支锁子捕猎山中野物……
　　 生产队长并且还非要陪我到田间地角去看看。走过一段山间，几间富于丹水特色的房屋，散落在荒草间，屋前有橘树、屋后翠竹挺立。
　　 ……
　　 生产队长安排我住在原来老生产队队长家里，这是一栋土砌瓦盖的房屋，三正一偏外带一个拖沿，住着两户人家，其中有一户是个五保户，堂屋大门左侧还立着一个土灶，房屋比较陈旧，墙是露沙土，由于长年累月，没很好整修，四处墙壁，大小裂缝似如蜘蛛网，做饭时从灶口冒出的浓烟滚滚，使人呛得一阵阵干咳，把个堂屋熏成了了猪肝色，堂屋正中贴着的几张领袖像，画像也被熏得蜡黄蜡黄的。
　　 吃了晚饭，我与住在旁边的生产队长一合计，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地点就在原来老生产队长家里。就这么定下来了，队长迅速通知，由于生产队不大，住户也不多，房屋均在公路沿线，稍微撒花一点的，就是“丹水河”对岸的一户人家，但只要在对岸一喊，开会的通知也可以马上即到。
　　 会议如期举行，全队十个户，都拖儿带女到会了，人来得很齐整，我站在古式四方桌子前，到会的群众分列四周围。
　　 会议开始了，向队长先做了个会议开场白，提出了一些会议纪律，下面就由我来说：
　　 “全体社员群众们，父老乡亲们，这次上级领导安排，由我与广大群众一起搞好‘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场运动，希望大家能很好地配合我工作。”话音刚说到这里，围坐在四周的老百姓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喉接着说：“当前一小撮阶级敌人竭力破坏党的各项政策，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煽动资本主义妖风，少数社员中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有所滋长，为了进一步落实好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接着又说：“根据上级指示要求，我们仍然进一步贯彻执行过去制定的不准扩大自留地；不准扩大个人院套；不准社员个人开荒；不准搞自留山；不准个人多养牲口；不准匠人单干；不准用集体名义搞个人开业或变相单干；不准买卖、出租自留地，雇工剥削；社员个人养羊每户不得超过两只，个人养蜂每户不得超过1箱；社员个人必须完成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向集体投肥的义务等规定，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
　　 从此，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活动普遍、迅速地开展起来。
　　 第二天，生产队长与我一起到各家各户去进行登记造册，首先由社员自己申报涉及到“资本主义苗头的倾向”均要申报，然后根据各自申报的情况，我和生产队长逐一排查，把重点人和事来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梳理。这样一梳理，癞子头上长虱子——一目了然。
　　 我从队长手里接过申报清单，以及逐一排查后的重点人和事。一个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宋杉坪。
　　 看着这个名字，我沉思良久。同时也感到非常棘手难办。我在心里琢磨：看来这次是要撕破脸皮，难缠也得缠，不怕他勾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党的政策跟他交代清楚。
　　 紧接着，我们重点对宋杉坪、胡仍东、向麃明，刘新阳这四个尖子户、重点人展开了一序列的调查、摸底。进行了心里攻坚战。
　　 白天我与广大群众一起下田生产，到了晚上我和生产队长到这几个重点嫌疑人家里，去进行心里攻坚战。只不过几个回合，比我们先前预计的要好得多。这些人在党的政策面前，一个一个都老实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据他们的供诉：宋杉坪长期从事木料贩卖贩买，折合人民币3298元；胡仍东长期贩卖药材，折合人民币1640元；向麃明偷砍集体树木，贩卖耕牛折合人民币2439.5元；刘新阳砍集体竹子、自编竹席、畚箕、簸箕贩卖，折合人民币1723元。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在当时我们认为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场运动，是很有必要的，党中央也是非常及时的。
　　 紧跟着就是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组织力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退赔、退赃活动。在当时我找这些人一一进行了沟通，限期在三日之内，如数将核实的金额退还给集体。
　　 你看再执拗的宋杉坪连夜跑荆州，去找亲戚借钱；胡仍东也立马到贺家坪、榔坪去筹措退换的款项；向麃明跑了些地方，也找别人借了一部分；刘新阳也迅速找亲戚凑齐了所要退赔的资金。
　　 这一次退赔、退赃，我们停下农田的生产，是在白天进行，退赔现场仍然在老队长堂屋开展，生产队长主持，会计开具收条、出纳收取退赔款，我只是作为一个监管人。四个退赔重点对象，除向麃明没如数退赔外，其余全部如数退赔给了生产队集体。但是根据规定，向麃明其中一间房屋作抵归集体所有，并当全体社员的面立下了字据。
　　 当然对那些在屋前屋后，小打小闹的“资本主义尾巴”也进行了割除。
　　 这一次是大队吴书记带领部分大队干部，走到一家门前，对户主说：向琮英，你家房前栽了四棵南瓜禾，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我们今天是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他正说着，另外两个干部拿着镰刀把四棵南瓜禾齐土割了。
　　 向琮英的母亲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见自家的南瓜禾全被割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她边哭边诉说着：我的老头子是饿死的，队里发的口粮太少，每人每月只有十多斤包谷，吃不到十天就完了，全靠茅草野菜度命。我家常揭不开锅盖。我的南瓜禾要结四十个大南瓜，一个南瓜可以救活我家人一天的命。你们哪有这么狠心，她哭得可怜巴巴、摇头晃脑的。
　　 ……
　　 事情虽然过去了这么久，但这些往事，时时在我心中泛起一圈一圈的涟漪。说实在话，当时有人曾也不满意，但是奈上面政策不活，才弄出了这些荒唐事，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还真有些幼稚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