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那年月，那日子，那人情，让人想起来，那真是打碎了人生的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咂摸起来使人回味无穷。
　　 那年月，八年抗战胜利了，解放战争开始了。我的爷爷和父亲是资本家，他们和共产党的一些较高级的干部来往极为密切，用我父亲的话来说，都是磕头弟兄。那年月，抗日联军的军需粮食、布匹，解放军的军需粮食、布匹，爷爷和父亲都是无偿地保障供给。我父亲和解放军的一个副师长柏瑞祥简直就是亲兄弟。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四平，在激烈的战斗中，柏副师长牺牲了。在临终前，他留给身旁的人一个口头遗嘱：“把我的唯一的女儿柏秀杰托给奉天的王君家抚养，长大后和王家大儿子启明成亲，一定，一定……”
　　 说起来，柏瑞祥的祖籍是奉天人，他的父亲柏诚原本是我们家一所粮店的工人，和我的爷爷是磕头弟兄。抗日战争爆发了，柏诚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没几年，柏诚牺牲在大兴安岭。柏诚的妻子不久也因伤寒没得到及时治疗，一命身亡。那时柏瑞祥刚满二十岁，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的姐姐瑞芝二十三岁，有了对象，但还没有结婚。就这样，姐弟俩一商量，就一道参加了革命的队伍。不久，姐姐牺牲在了抗日战场，瑞祥转入了八路军。至此转战南北。尽管如此，柏瑞祥一直和我父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柏瑞祥在队伍里找了个对象，山东姑娘柳冬梅，是部队里的一名卫生员，后来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秀杰。战争也真太残酷了，女儿出生两岁时，在一次战斗中，母亲为了掩护战友惨烈地牺牲了。由部队联系，把秀杰寄养在双城镇一户姓李的表亲家里。柏瑞祥牺牲时，秀杰已经十岁了。柏秀杰的家简直就是一个英烈家庭，柏秀杰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烈士女儿。
　　 柏副师长所在部队的有关人员很快地就把柏秀杰送到了我们的家。当时大哥启明十一岁，大姐启睿十三岁，二姐启智九岁，三姐启婕六岁，二哥启程三岁。秀杰来了，自然就成了我们家的二姐了。他和我的亲兄弟姐妹一样称呼我们的爸爸妈妈。他是革命烈士的女儿，也是资本家的女儿。那时还没有我。一九五零年我出生。那一年，国家对资本家的企业进行公私合营。我的父亲非常开明，对党的干部说，不用什么合营了，全部归国有。就这样，再加上在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一直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在经济上支持了党的革命事业。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省里的政协委员。我家的生活依然和谐、安稳、美满。大家庭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抗美援朝胜利了。志愿军将士们凯旋归国。市里民政部门对光荣负伤落下残疾的男性官兵十分关心，为他们积极物色对象，帮助他们成立家庭。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对象全是资本家、地主、富农的女儿。当时的有关干部，调动了所有的关系，将全市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富农家庭的适龄女子摸得个一清二楚。一九五四年，我大姐启睿十九岁，正读市里医科大学一年级。一天，启睿姐姐被叫出了教室。她懵懵懂懂地让人用车拉到了市里的复转军人荣誉院。在一楼的一间小会客室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干部把启睿姐姐介绍给了一位残疾连长。这位连长叫吴世殊，吉林榆树县人，特级战斗英雄，二十八岁，一米七八的个头，四方大脸，浓眉大眼，脸长得很白净。他的左眼被子弹打瞎了，右眼还完整地保留着，依旧炯炯有神。右腿上有几处枪眼，眼下都已痊愈。面对着吴世殊，启睿姐姐木头似的僵硬在那里，头脑里一片空白。这不是拉郎配吗？怎么可以这样。富于经验的女干部早已看穿了启睿姐姐的心理。她把启睿姐姐叫到了另一间屋里，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她大讲特讲要以实际行动向志愿军英雄学习，和英雄成家是最直接的革命行动，是背叛资产阶级家庭最具体的表现……在女干部宣讲的时候，启睿姐姐连半句话也插不上。看形势，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别无选择余地。姐姐的心理起了变化，她确实无数次地听过志愿军英雄的事迹报告，也确实一次又一次的被英雄事迹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也还真幻想过像黄继光那样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眼；也还真幻想过像王成那样手持掷弹筒腰缠手榴弹冲进敌群；也还真幻想过有一天能与一位志愿军英雄结成婚姻。面前的这位英雄除了瞎一只眼外，别无挑剔。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一下子，启睿姐姐斩钉截铁地答应了女干部提的这门婚事，决定嫁给吴世殊。结婚不影响读大学。又读了四年，启睿姐姐在医科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在市里的一家大医院当上了外科医生。英雄姐夫吴世殊走出荣誉院，当上了某区里粮食局的副局长。后来升为市里粮食局局长。启睿姐姐的家组成了，日子过起来了，两口子很恩爱，吴世殊很满意，觉得自己很幸运。他说：感谢共产党，感谢组织给自己找了老婆，给自己成了家，自己一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庭；在外，好好工作，在家，好好过日子。别说，这个一只眼的功臣姐夫，还真誓死恪守着他的诺言。在单位，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丁是丁卯是卯。在家，老婆是老婆，孩子是孩子，恩恩爱爱，情真意切。吴世殊还真懂得在外如何尽职尽责，在家尽亲尽爱。他还真是那种既爱国家又爱小家的人。
　　 秀杰比我长十一岁。我一直称她为姐姐。公元一九六二年秀杰姐姐在东北师范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了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启明哥哥比秀杰姐姐早一年毕业，在同一座城市的工业大学物理系当助教，后来成了教授，他们是校友。秀杰姐姐遵照她父亲的遗嘱，在国庆节的日子里和我的大哥启明结了婚。亲朋好友们都说，启明哥哥和秀杰姐姐那可真是郎才女貌。那年我刚读初一。
　　 一九六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灾难年。那年我读高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彻底摧毁了我们的家庭。秋风扫落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家所有人都是牛鬼蛇神，都在被扫之列。无产阶级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的铁扫帚横扫了我们的家。家被抄，人被关，书被烧，房被毁，屋院的地面被深挖三尺，说是要找出枪支弹药，要找出变天账。刚刚退休在家欲享天伦之乐的父亲，谁也不知道被关在哪里。母亲实在不堪侮辱，趁看管的红卫兵不注意跳楼而亡。最惨的是我的启明大哥和秀杰大嫂。启明哥哥一夜之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秀杰嫂子被定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败类，因为他居然让资本家供养读书，居然委身嫁给资本家的公子。他们被无产阶级造反派、红卫兵小将揪斗，挂着大大的牌子，带着高高的纸帽子，游街示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两点，我的大嫂柏秀杰被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的红卫兵押到第一工人文化宫广场接受数万人的批斗。在这次批斗会上她本是陪斗，组织者没有安排她交待罪行。这次主要批斗的对象之一是秀杰嫂子所在中学的女校长欧阳芳苑，女校长的罪名是苏修特务，只因为她曾经在莫斯科留学三年。……“下面让苏修特务欧阳芳苑向人民彻底交待她的罪行！”主持批斗会的女红卫兵用高亢的语调宣布。这位女校长早已是遍体鳞伤，头已不能再抬起，腿已不能再走路，她被几名红卫兵托向台前的麦克风。这时候，早已是伤痕累累的秀杰嫂子，猛地挣脱了拽着她胳膊的两名红卫兵，抢过麦克风，尽全力呐喊着：“同志们，欧阳芳苑是一个好校长，她绝对的不是什么苏修特务，是别有用心的人强加给她的罪名。我，柏秀杰，我是革命烈士的女儿，我的爷爷柏诚是抗日烈士，我的姑姑柏瑞芝也是抗日烈士，我的亲爹柏瑞祥是解放军的副师长，在解放四平时牺牲了，我的亲妈柳冬梅和我父亲在一个部队，也牺牲在解放战争中。我的公婆家是资本家，可他们一直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在经济上支持了革命，可以说他们是红色资本家……”一个五大三粗的女红卫兵，一下子用手捂住了她的嘴，接着就是山呼海啸的振臂高呼：打倒无产阶级的叛徒败类柏秀杰！绝不允许美化资本家！打倒柏秀杰！把她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群情激愤，于是紧跟着一阵暴乱，亿万只脚果真踏上了秀杰嫂子的弱小身躯……
　　 一个英烈之家的唯一后代，一个纯粹的烈士女儿，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也许只是因为嫁了一个资本家出身的丈夫，且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工商业改造有着重大贡献的资本家的儿子，刹那间，竟命丧于民族同胞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那年月，她才二十八岁啊。
　　 我的父亲哪里去了呢？后来才知道，我的那个一只眼的姐夫吴世殊，在得知我父亲被关押的消息后，依仗着自己功臣的身份，终于迂回地将父亲接到他家保护了起来，后来我和两个妹妹也偷偷地溜进了他家，安全地得到了他的庇护。在横扫牛鬼蛇神风暴乍起的时候，大姐启睿被医院的造反派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给毫不客气地揪了出来。我的功臣姐夫急眼了，带着自己的所有的奖章、证件急三火四地乘车赶到医院批斗现场。他把自己用鲜血换来的这些军功章及证件放在医院造反派头子的桌子上，然后敞开胸膛，裸露出大腿，露出累累伤疤，正义凛然地宣布：“我是王启睿的丈夫，是市粮食局的局长。我是铁杆的无产阶级，铁杆的贫农，特级战斗英雄。王启睿嫁给了我，是中国共产党民政部党组织定下的。我妻子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她救死扶伤，救了那么多无产阶级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生命，你们不能再斗她！如果再斗，耽误她的工作，耽误她治病救人，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造反的头头是锅炉房的一个不务正业吊儿郎当的工人，他被我的英雄姐夫震住了。点头弯腰地摘下了戴在姐姐头上的高高的纸帽子，摘下了挂在姐姐脖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王启睿”的大牌子。姐姐上班给患者治病去了。英雄姐夫公开地保护了姐姐，是那样的爽快。至此，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启睿姐姐和她的家庭都安然无恙。启睿姐姐和我的父亲以及我和我的两个妹妹能得以生存，原因该是我的启睿姐姐嫁给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英雄吧。
　　 唉，那年月，那日子，那人情，怎么会那样呢？细一咀嚼，不是很有些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