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打麻将了，即便是输赢几十块钱都不愿意玩了，实在是浪费时间。朋友们起初在我下定决心戒赌之后，还在不厌其烦地给我打来电话，圈拢我，还以为我是在跟他们开玩笑呢。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是真的痛改前非了。结果当听到我言辞激烈、义愤填膺地怒斥之后，竟都有些不知所措了。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再继续打扰我，但是抛开了麻将，他们居然连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了，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完全是出自于对麻将的喜爱，而非彼此。不过这样也好，在付出了最小的代价，只是略微有些感伤，却换来了宁静、安谧的生活环境，在我看来这桩买卖丝毫不亏。
　　 就朋友而言，难道他们找我只是为了要我陪他们打麻将，了却他们的无聊？抚慰他们的空虚？那么我自然会觉得我的作用实在是可有可无了。我不想说关于朋友的坏话，我拼命反驳自己，并在没有现实依据的同时予以肯定，肯定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由于家庭生活而遭受到的各种各样的麻烦，或是琐屑的忧虑、惆怅。
　　 其实也不能全部怪罪他们，我自己亦是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对。拿麻将而言，在我与他们信誓旦旦地说明以后再也不愿意碰它。没错，我是没有再碰过，哪怕仅仅一次。不只如此，失去了麻将这条锁链的我们仿佛一瞬间分崩离析了，他们对我的态度与我对他们的态度竟出人意料的一致——不会主动打去电话畅谈些别的什么，无论过年过节，无论心情如何。
　　 我怕，我怕我们之间的友谊只不过乃缘于对麻将的痴迷，以及对自身生活的极度迷惘，没有理想，没有抱负，也没有当下想要做的事。
　　 在我写下上述文字的时候，我的心是凉的，那感觉同户外的天气一样，阴霾，而又不见光明。幸亏在我了无趣味的时候，“腿哥”金松给我打来了电话，聊天的内容我一字不差地记在脑子里了：
　　 “你好，是‘驴兄弟’吗？”金松调侃地说。我在烧结时期的外号是“三驴”，故此问之。
　　 “这不是‘腿哥’嘛，什么事啊？”我笑呵呵地问道，因为这通电话使我的心情好了许多，身心也不至于那么寒冷了。
　　 “我找你还能干什么啊，要钱呗。”
　　 想想也是这么一回事，看来金松又要结婚了。哥们之间不需要繁文缛节，还是爽快一点的好，所以我也很开心，“说吧，时间，地点。”
　　 “嘿嘿，时间，地点，人物呗。”
　　 “人物？人物恐怕还是那个吧，讲前两个就好了。”
　　 “下个月的八号，早上八点五十八分，准时开席。”
　　 “八点五十八分？你难不成让我去干杂活吧。”以往类似的事情都是九点五十八分，要不就是十点五十八分，寓意撞个好彩头。
　　 “早点吃完早点拉倒呗，况且你这‘旋风筷子’，还不得飕飕的啊。”
　　 “啊，知道了。”
　　 “好了，那么那天见了。”
　　 随礼，是理所应当的，谁让我们是朋友呢。可能只有当拥有朋友的人才有资格随礼吧。倘若是不认识的，也犯不着打电话啊。
　　 我很欣慰，至少作为朋友，在有事情的时候，首先能够想到我，而不是将我淡忘。虽然是要钱的提醒，但作为朋友，礼尚往来本属正常，我又何必怨愤呢，这样的话，我也不必自责，麻将的局子散了，但我感觉到了朋友之间的情谊并没有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给了我更大的动力，让我可以更为专心地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写作当中去，因为我坚信他们是会支持我的。
　　 在没有了麻将的日子，我丝毫感觉不到孤独与寂寞，我有我的理想、抱负，在书籍中汲取营养，在文章中挥洒自如。诚然会有饮鸩止渴的时候，文笔干涸的时候，但我不会气馁，在舛误中找寻正确的方法，在患得患失，不知该如何下笔的时候，选择一些很有必要的娱乐项目来抵消迷乱的头绪。毕竟，呆坐于电脑前却写不出十个字的时候，是异常之痛苦的。而这个时候，就需要某种活动来缓解脑子里紧绷的神经，纸牌，就是个不错的道具。
　　 前一阵子姥姥家的人气很旺，因为姥姥的一些所作所为让身为儿女们的父母一辈甚是担心，特别是害怕姥姥再去买一些毫无用途的东西，索性陪同她老人家玩玩纸牌。
　　 严冬时节，除了躲在宅中，实在无事可做，倒不如自家人偶尔聚在一起打打小牌，消磨着时间。
　　 说也奇怪，姥姥家的子女、儿媳妇、女婿现在真的是不怎么玩麻将了。记得以前舅妈、母亲、老姨夫，都是此中高手，而且日复一日，颇为坚持，连我都不禁汗颜。即便是两三年前，每逢过年过节，或指定一个谁都比较空闲的日子，一旦有人张罗筑几圈长城，便都随声附和起来。现在不行了，由于岁数都挺大了，总感觉坐久了，腰就酸疼酸疼的，渐渐地也就不再碰了。但是对于这方面的感情，还是十分留恋的，就拿纸牌取而代之，成为一家老小的休闲项目。
　　 起初是姥姥、大舅、舅妈、父亲、二姨、老姨，他们经常玩。倘若我一有时间也会被找去，孑然一身的我在思绪不宁的时候，自然会毫不犹豫地跟风。我说过，一切关于玩的东西我都很得心应手，兴趣、专注度也是会随着该事物本身的价值而水涨船高。我甚至为此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会不会步入歧途，将原本珍爱的文章与书籍抛弃？”
　　 直到现在，我才能够肯定地给出自己一个答案——不会。为什么现在的我会这么干脆，而当时的我却总是在左顾右盼，无法直接面对问题。这里面不乏有所趋向，但更为重要的是我忽然看透，无论麻将还是纸牌，永远不可能长久。
　　 家里人都有这种近乎无聊的癖好，也许是父辈们真的无欲无求了。有了相对固定的工作，相对稳定的收入，儿女们也都足以自食其力，叫他们安享晚年。每每电视上播放着曾几何时的老旧电视剧，再去看一遍两遍显得意犹未尽，但看得久了，也便索然无味了；至于新闻上讲的利国利民的好政策时，他们都很高兴，竟可以像领导人一样手舞足蹈、夸夸其谈。不过转念一想，又不知猴年马月能真正意义上地将这一类有助于人民的好政策波及到纯粹的人民手中。而辛酸、悲苦的访谈类节目，看过之后会感叹在所难免，低首蹙眉间依稀有这么一个心声——我也无能为力啊。一切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事情，其态度又是那么的无关痛痒。电视，在他们那个时代，意味着惟一的消遣，特别是我所认识的父辈们。
　　 几个人可以在一张床上围坐，相互间因打牌的手法而争论不休，但最为关键的还是要看输赢。总体算来，这里面赢的多半是我、老姨、舅妈，其他人都是输。后来人换了一茬，姥姥打牌太慢，而且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就不让她老人家玩了，再怎么样诈和也不能不算钱啊，可对于老太太来说，这又像是在骗她钱。
　　 舅妈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患上了病，什么部位长了个纤维瘤，也不能玩了。还有二姨，不清楚是输的时候忒多了，还是真的坐的时间长腰就受不了，总之也不玩了。其实他们都很爱玩，但各有各的原因，便都选择了退避。不过幸亏有人补充了进来——老姨夫，这样保持五到六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玩的根本不大，自摸一人五角，点炮一块，穷胡翻倍，夹胡多五角钱，自摸夹胡则每人多五角钱，当然，精吊的牌就不算夹和了。上述的都不大重要，关键在于幺、九、红花、白花、老千，可以任意取三张组合成一套副，还得亮出来。如果点子正的话，一连过它五六杠，那可就大了。我们的打法是一杠多五角，假使如我所说，要是自摸的话，那么加在一起每个玩家都要掏出三四块钱。我最厉害的有一次是五个人玩，我和一把每个人给了我四块五毛钱，共计十八。
　　 之所以对纸牌钟情，除了兴趣使然，还有一点，即纸牌上的人物都来自于《水浒传》，有些我还能够记得，什么老千是晁盖、九万是宋江、九条是卢俊义、九饼是鲁智深、幺饼是林冲、二万是武松……看着上面粗糙的画像，感觉是那么亲切。不过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尤其是年轻人，多半是为了赢钱，或者是不输钱为原则的。可那又怎么可能呢？如果没有了输赢，又有什么意思可言呢。
　　 本来以为我们这几个人的牌局可以延续得长一些，可万万没料到，也就不出两个月，父亲便发下毒誓，以后不再触碰它。原因可想而知，在近四个钟头里输掉了五十多块，确实有些如坐针毡了。我也不晓得他是运气背到了极点，还是水平果真不行，想必是两者都有吧。
　　 无论如何，他还是发誓了，并言辞凿凿。我们当时却不以为然，毕竟父亲发过类似的誓言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每逢他赢，都是兴高采烈的，可一旦输了，就要怨天尤人，弄的自己必须得赢似的。结果呢，由于按耐不住心中的寂寞，还是要玩，任凭他人的讥诮。
　　 我很看不惯这一点，即便是父亲也一样，当然我不能讲究他为“背信弃义”。对于“赌徒”而言，“牌品”即代表着人品，父亲似乎不懂，所以没有良好心态的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输。
　　 对于有些人来说，不管输了多少钱，但凡是输了，就会不高兴，甚至恼羞成怒，摔牌、骂牌之声不断。但那又能改变些什么吗？当然不能，牌是不能受到委屈、侮辱的，否则就更不会抓到好牌了。
　　 就这样，我们的牌局黄了。老姨夫的话不错，“我跟你爸玩牌，心情都不怎么好。输了吧，自己觉得冤枉，赢了的话还得受他一肚子气。你得好好劝劝他，要是再这么下去可不行。你说，他自己输钱，还惹了一肚子气，受气的是谁？还不是他自己，那样对身体都不好。”
　　 我采纳了老姨夫的建议，但却迟迟没有同父亲讲，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都快五十的人了，若是要一个二十来岁的人进行劝解或说教，脸面上又怎么能挂得住呢？索性不如不玩，也好让他尝尝空虚的滋味。
　　 至于老姨，则跟我讲：“你看吧，我们这个牌局根本长不了，输的人不乐意，赢的人也不开心。本来以为闲来无事大家聚一聚、玩一玩，也不是很大，没想到成了这副模样。”
　　 “正常，不过这样也好，省着一家人为了毛八七块五角的，弄的彼此都生疏了。虽然我觉得远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倘使继续这么下去的话，怎么也不是个事儿，谁让人不行呢。”
　　 他们两口子乐了，却不是非常高兴我能有这般体会，实在是我这般体会深深触动了他们。我看得出来，他们的笑是很不自然的苦笑，谁让父亲的牌品真的不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