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岁月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尤其是求学之路，更是充满了坎坷艰辛。但它却是我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变奏曲：沉重、悲怆、激越、奔放。今特撰此文，非为诉苦，旨在不忘过去，珍惜当下，启迪来者。
　　 1971年，我虚龄20，但在生产小队却已劳动了整整四个年头。是一个出勤一天记满分的完全劳动力。四年的艰苦劳动中，我学会了各种农活技能，掌握了生产小队会计的业务知识和计算方法。饱尝了农活之累、农民之苦、农村之落后。
　　 这年的秋季，在一种巨大的隐痛中，我仿佛每天都在不停地苦苦思考。我想着我的苦难的命运，想着我那轰轰烈烈的两次串联经历，想着我那破碎在周中的五彩缤纷的理想之梦，心中实在有所不甘。于是，随后我便做出了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抉择——弃农求学。
　　 选择是有原由的，首先是内心的不平衡。“文革”后期，我目睹村上与我年龄相近的青年有被招干、招工、参军的，有任民办教师、村干部、村贷销员的，而我却以所谓的“社会关系复杂”而被统统拒之门外。我能做的事仅仅是刷写几幅革命标语，过春节时排个节目、闹个秧歌、当个伞头排门逐户唱个秧歌什么的。平心而论，我觉得我的智力、能力、经历、文化水准都不比别人差，可我苦苦地劳动了四年，命运之神却就这样无情地抛弃了我。因此我愤然不平，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现状。
　　 其次是对生活的失望。从1967年底我辍学回村参加劳动以来，便是年复一年的埋头苦干，种地打粮，可我家的日子却依旧是突汤漏水地过得十分恓惶。一年中除了逢年过节能吃几顿可口的饭菜外，其余日子便难见五谷，皆是以糠菜充饥。如遇灾年，就更是食不果腹地没吃没喝，还要伸手靠两个姐姐来接济家中的生活，才能勉强度日活命。而就此，我的父母双亲还是被饿的双腿浮肿。我原以为靠着自己年轻体壮，辛勤劳作，总可以让父母和奶奶有口饱饭吃，总可以让一家人过上个中等水平的日子，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我在那天地的夹缝中，一次次地对生活感到了彻骨的失望，甚至是绝望。
　　 再次，是求知欲望的驱使。当时，我村在吉利坪中学读书的学生较多，我与他们接触时，听到了许多的新知识、新名词、新典故。他们讲到理科的字母、公式、计算方法等，我犹如听天书，浑然不知所以。我想，再不上学，自己今生就没有学习机会了。更何况古往今来，读书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最佳途径。如我去再次求学，说不定往后就能改变全家人的命运。而从长远看，也有利于后代的发展。
　　 但促使我真正下决心再次上学的一个直接诱因，却是我的一个老师对我说的一席话。一次，我在县城集会上遇到了我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苗永富。苗老师听了我的境况后，便关切地对我说，你是个读书的料子，千万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要下决心克服各种困难，继续上学。只有这样，你才能有新生，才会有前途。苗老师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顿时便在我那迷茫无知而沉痛万分的心中，点燃了一支光彩四射的明灯。
　　 因此，这年秋季，在学校开学前，我便将自己的心愿，告诉了父母双亲。父亲听后很惊讶。他不同意我的选择。他认为我的年龄渐长，已经劳动了几年，成了支撑家里的顶梁柱，再过几年就该成家立业了。他已年老体衰，干农活力不存心了。再说，人家生产小队的社员和大、小队的负责的，也肯定不会同意我这时候上学去的。父亲的话是针对现实而讲的，是有道理的。但母亲一贯对我偏爱，她完全支持我的想法。母亲对父亲说，娃娃从小就爱念书，念书终究会比受苦强。而我二伯父也认同我的想法。他对我父亲说，我们都老了，要把事情看的远一点，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读书是正道，有困难共同克服。生产小队的事我先协调，谈不成咱们就往第五生产小队调，他们会接收的（当时我家被编在第六生产小队）。总而言之，不能断送了孩子的前程。
　　 父亲一生最听我二伯父的话，所以，此后父亲便默然。
　　 大姐和二姐听说我要去再次上学，都十分支持我的选择，并答应在经济方面大力支助。
　　 家人统一了思想，我便向生产小队、大队党支部负责人坦露了心迹。不成想，果未出父亲所料，他们一致不同意我的选择。理由是我是我一大家人唯一的青壮年劳动者，父亲、二伯父仅是辅助劳力，如果我去上学，谁来种地养活我的家人呢？而随后，公社党委的一名负责人来村里下乡，听了村支部的请示后，更是毫不客气地直接就拒绝了。他要村负责人转告我安心劳动，不可好高骛远。他还表态，全公社的中学都不能接收我入学。
　　 那个年代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被人们称之为“铁门坎”。无论是入团、入党，还是招干、招工、参军、任教、升学什么的，不经过这三级同意，任谁都休想遂愿。
　　 秋季开学后，我还抱着一线希望试着去了吉利坪中学报名。毕竟学校离家近，又有本村学生相伴。然而，校方负责人态度冷漠，表示学校不能也不敢接受我入学。在场的两位民教还把我冷嘲热讽了几句。
　　 我在我家所属的马蹄沟公社辖区上学的路被全部堵死了。属地的掌权者俨然摆出一副土皇帝的嘴脸，就这样很轻松地便剥夺了我上学的权利。
　　 但如此冷酷的打击却更加坚定了我求学的决心。我想，天无绝人之路，我要跨公社上学。于是我就想到了我小学时的另一个班主任老师，当时正在瓜则湾公社桑坪中学任校长的柴本德老师。
　　 柴老师是位心地善良、待人宽厚、热心教育、与世无争的好师长。他听了我的本意后惊讶而同情。他惊讶我的勇气和决心，同情我的处境和困难。柴老师沉思良久后对我说，你来桑坪中学上学是件好事，我了解你，接收你。但有几个问题你要想明白：首先说，你的语文功底虽好，可数、理、化课程拉下了半年多的步子，短时间恐怕很难赶上来；其次，你家距离学校太远，跑灶是困难的，午饭问题如何解决？你一个人一天要往返走山路，路上人烟稀少，人身安全也得考虑；第三，眼下初中毕业生升高中主要是由桑坪村委会和学校联合推荐人选，而你是外公社学生，所以我不敢保证到时候你能顺利升学。老师讲的客观、实际、全面、周到，令我深受感动。我当即表态：拉下的课程我会虚心向老师和同学们请教，下苦功夫往上赶；我不打算跑灶，早上吃顿饭就行了；我已是20岁的大小伙子，浑身有的是力气，我不信鬼，碰到狼也不怕；至于将来毕业后能否升高中，就碰运气吧！柴老师看我决心已下，便同意我报名入学。
　　 桑坪中学距我家有6公里之遥。其间要走近5公里的一座大山。山路陡坡、沟壑、梁峁延绵相连，起伏不平，崎岖难行。途中还可见有几处古坟场，一个人经过时，再胆大也会有种异样的感觉。而过去，听人们说这一带还常有野狼出没。我二伯父说他就曾碰到过。走完山路后，还需走1.5公里的沟路，才能到达学校。
　　 记得第一天上学，约到凌晨6时许，母亲就小声叫醒我吃饭。饭后，我便手拿一根1.5米左右长的榆木棍，带了一包旱烟和一盒火柴，就要去学校了。
　　 走出家门后，天未破晓，周围一片漆黑。当我从深沟往山上走去时，猛地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个巨大的黑影直立不动，顿时我就头发倒竖，心跳加快，紧张的要命，于是不由得就停住了前行的脚步。但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就一边大声咳嗽，一边卷了支旱烟，划了根火柴，点燃烟卷，便使劲地吸着、吸着，惶然间就想起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狼和“鬼”都害怕火焰的说法。所以我就急忙点燃了身边的几株黄蒿草。在火光的照射下，我才看清楚眼前的“庞然大物”，竟然是被山洪冲刷后留下的一个尖形的小土峁。噢，原来我是被自己的胆怯给吓了一大跳啊。可是，当我快步走到半山腰间时，一只野兔突然从我身边“嗖——”地一下快速窜出，却着实令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就这样，我一路上高度紧张，大步流星地向前赶。下山后，才看到吴家山村的男人们动身去背庄稼，女人们起来倒尿盆。到校后已是早上7时20分，学校早操已结束，10分钟后开始上课。
　　 那天下午放学后，已是5时左右。我在返回的途中详细观察了地形，记下了路遇的所有陡坡、弯道、土峁、洪水渠、树木、孤坟，以便今后走起来胸中有数，不再受惊。
　　 桑坪中学的前身是桑坪小学，“文革”后期普及初中教育便改为“戴帽”中学。初中学制两年，学校占地5亩多，有13孔石窑洞，设小学1—5年级，初中1—2年级七个班次。有教师9人，其中公派教师5人。有学生200多人。校园的门前有一条小河，四季流水淙淙，是学校的一道风景线。
　　 从踏进校门的第一天起，我便投入紧张的学习中。
　　 首先，我主攻理科。遇到疑难随时请教课任老师和同学。中午放学后，我有充裕的时间做作业。有时还帮老师出黑板报。数学老师吴仲才，理、化老师李建富、语文老师曹俊莲，经常为我“开小灶”，吃“偏食”。在回家的路上，我经常拿着课本，边走边看边思考。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每日坚持预习第二天的课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经过半年的苦心努力，拉下的课程已逐步赶上，所有作业皆能独自完成，在终期考试时，各科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语文成绩则为全班之首。
　　 1972年上学期，李建富老师为我上高中打基础，特意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老师的良苦用心，让我深受感动。
　　 是年，暑假期间，我二姐通过一个亲戚，介绍我到县工程队打工。干了40余天，扣除伙食费后挣了70多元工钱。除交足学费后，还添补了家用。
　　 是年下学期，瓜则湾公社举办了中学生体育运动会，我为学校夺得了乒乓球、跳高、跳远三块奖牌。
　　 在桑坪中学上学的一年半时间里，我虽孤身一人，长途奔波，饥寒交迫，遭人诽议。然而我矢志不移，始终坚持，风雨无阻。从未迟到或缺过一次课。一想到白发苍苍的父母亲为我熬煎，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关心支持，即使生活上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能咬着牙坚持下去。
　　 命运之神终于眷顾。1972年下学期末，全县实行了高中升学统一命题考试的政策。消息传来，我兴奋不已，暗自感谢老天开眼。我想，我这个外公社的学生终于可以加入了公平竞争的行列了。此后，全公社组织了一次中考初录考试，我的成绩名列第一。年底，我又参加了全县的中考，各科成绩平均90分以上，名列全县第9。最终，我被招录电市中学。
　　 桑坪学校求学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往后成长、发展的出发点。我终生难忘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难忘亲人们对我无私的关爱；难忘师长和同学们的真情实意。
　　 1973年春，我背着铺盖徒步十公里，跨入电市中学的校门，上了高中。
　　 电市中学位于小理河中游。东接赵寨村，西连吴家塬，北枕月儿山，南临小理河。学校创办于1958年，占地面积40多亩，建有两斋59孔石窑洞，8个教室。此外还有49亩校产地，其中水浇地11亩。
　　 新生入校后，我被编入高一•二班。我班有54名学生，其中女生12人。我被推选为班长。当时我是班上年龄最大，个头最高，经历较多的一名学生。
　　 在电市中学两年（1973—1974）的求学过程中，母校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记。学校领导班子团结和谐，师资实力空前雄厚，学习环境安全平静，校风校纪良好，广受学长、家长和社会各界好评。不少学生都慕名转来本校求学，学习成绩皆得到显著提高。
　　 校委会主任苗子兴，忠厚敦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和协调校委会一班人开展工作，师生们对他十分敬重。
　　 副校长姬世武，是陕师大毕业的老牌大学生。他治学严谨，管理严格，是主抓教学业务的好手，学生们对他都有种敬畏感。
　　 语文老师柴渊明，学养深厚，德高望重，传授知识旁征博引，准确有据。他对《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颇有见解，是当时难得的语文老师。
　　 数学老师丁薇是外地人，他每次上课不带教案，只用几支粉笔。他思维敏捷，推理缜密，半小时就能将一节课的概念、原理、公式、计算步骤讲清楚，同学们听他的课很轻松。
　　 化学老师赵崇金，是兰州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每次讲课前都能认真备课，讲起课来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从不拖泥带水，没有一句废话。
　　 总之，当时电市中学的教师队伍人才济济，各有千秋。
　　 电中校风正，校纪严。我在校两年，从未听说发生过学生滋事、斗殴、偷盗、酗酒，公共场所吸烟等不良行为。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一旦发现有不规苗头，及时予以教育纠正。师生们都能团结共事，和谐相处。
　　 饥饿，是我在电市中学的两年中，所遭遇的最大的生存挑战。家中原本就底子薄，自我上学后，每年从生产队分回的口粮就更少了，可想而知，一家人的生活是何等的雪上加霜。我从家中带的糠炒面，粗的无法粘在一起，只得添加一点盐或腌韭菜，来凑合着充饥。
　　 学生灶一日两餐，早饭是一个半斤的玉米馍（每周供两次白面馍），一碗白菜煮洋芋；晚饭是高粱烩菜粥。高粱未去壳，扎喉咙，涩的难咽。中午一下课或下午开饭前，大部分学生便捷足先登，早在灶前排好了队。我这个当班长的，只能和一些女生们排在队末，有时只能喝到点稀菜汤。周五供的白馍我节省下来，周六带回家给父母吃，我就吃点糠炒面填肚子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