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延川公干，和一男两女顺道去梁家河一游。
　　 离开公路干线，我们进了一个新修起来的停车场，然后坐电动旅游车，很快就到了目的地，进了一个院子，里面是两溜房，其中一溜的门全部锁着，另一溜是村史馆，里面摆了些现在已很少见的农具。然后看贴在墙上的展板。展板当然重点宣传习近平，还用一幅幅插图来表现当年习近平带领梁家河人战天斗地的情景。我们中的那个男同志Q直说：“把习近平画得太老了！”若以展览馆的水准来要求，这个地方的水平就太差了！
　　 但我最终还是被打动了。
　　 除了那些不如人意之处，这个村史馆最成功的地方是收集到了一些习近平相关的照片及书信。而这些照片和书信突出的，是离开了梁家河之后的习近平对这里发展的注目、对这里的人的关切。1992年，当了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了梁家河；又分别在2007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与梁家河人书来信往，也就是说，不管是当地方官还是当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习近平都一直牵挂着这里的人。其中他在2007年的信中说，自己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7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过的、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2008年要求村里干部因地制宜搞好开发项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生活更加宽裕；2011年习近平写道：“村里从实际出发，发展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增收渠道，乡亲们收入进一步增加，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对此，我深表欣慰。”2014年在信中说：“2013年夏天，延川遭受了严重的持续降雨灾害，我一直惦记着村里的乡亲们……希望你们带领乡亲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习近平真的很关心梁家河人啊！我都有点嫉妒了，同样是农村，同样有过知青插队，我们那里，怎么就没人演绎过这样的佳话呢？
　　 受感动的不仅仅是我，还有Q。Q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似乎什么事都知道，在车上他说：“习近平真的爱这地方上的人！当年他在福州主政的时候，延安的媒体去采访他，他刚刚从抗灾前线上下来，就要睡下了，听说是延安来的人，马上就起来，问了很多延安的情况。简直不是媒体采访他，而是他采访媒体！”Q又说，习近平给了梁家河人很多帮助——1994年，患有腿疾的梁家河村村民吕侯生给习近平写信寻求医疗帮助，习近平把他接到福建医治，自己花钱为他看病；1992年回梁家河时，习近平给了智障村民武林娃家500元钱。1998年，习近平又给原来的村副书记雷凤影家寄了1000元。等等。有一个跟习近平关系亲密但没有接受过习近平帮助的，是这里一个上世纪90年代在西安打文化工的，文章写得很不错，混得挺滋润，还写了一本关于习近平在延川的书。因为生活不错，所以不用习近平帮助。可惜他前几年突然去世了，真是人生无常啊！
　　 说到这些，Q突然想起我们单位的老领导C，说：“C在陕西的长武县插过队。前些年去长武出差，他把我们带到他插过队的那个村子看望老乡去了，见人就发钱！”我有点不信，C又没做生意，要在一个村子“见人就发钱”是不可能的——过后我问C，是有这件事，但没Q说得那么夸张，去的时候是买了礼品的，但礼品送完后还不够，就掏自己身上的钱当礼品送人。
　　 和习近平相比，C的社会地位、奋斗历程、人生目标等天差地别，几乎没有相同点，但这两位同是知青出身的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贫苦人民的关切！村上春树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而中国共产党从开始组建政府，就是“穷人的政府”，他们组建的军队，是“穷人的军队”，他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习近平显然继承了这一点，从他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出，而在梁家河的村史馆，我们看到了“站在鸡蛋那方”在习近平身上持续的轨迹。
　　 这次去延安，我带着张承志的一本书。张承志也是知青出身，从上世纪80年代初知青题材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了以“人民”为主题的探索。他笔下的主角都是穷苦大众，是他插队的乌珠穆沁的牧民们、大西北西海固的贫苦农民们；甚至在1989年，他辞去公职，进入大西北的穷山沟里，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别的不说，仅仅是完全地把自己抛入“鸡蛋”这一边，我们就不能把他和那些写得纸腐墨臭、一心一意赚钱的文人们并列。如果说，我们在习近平、在C身上看到的对穷人的那种关切是温暖的、相对起伏不大的一种感情波动，那么在张承志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激烈！
　　 但是，不管是温暖的还是激烈的，那只是表达方式的差异，感情却是同样的，都是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把自己当成劳动人民的一分子，“永远站在鸡蛋那方”。这，我在完全不同的三位知青身上都看到了。
　　 这，是一个高尚者的根本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