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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
　　 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
　　 它近在心灵却远在天涯
　　 我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它
　　 哪怕付出忧伤代价
　　 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
　　 明天就能够到达
　　 我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
　　 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
　　 等每一颗飘流的心都不再牵挂
　　 快乐是永远的家
　　 ……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陈明演唱、浮克作词作曲的《快乐老家》。其歌词尽管带有都市文化人对于人生极致的新的思考追求，且曲风尽管充满了异域新疆音乐风情的独特韵味，并具有浓重的都市色彩和鲜明的城市节奏，但对于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根本就不懂得音乐的农家子弟来说，它的诞生与流行，却是那样的令我感到激动，感到快慰，感到舒心。老实说，就因那歌名，就因那歌词中的四个字——快乐老家，就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首歌。而无论唱成唱不成，有事没事的，我都在口上，在心里，会不由自主地哼唱那么几声，以致，一唱就是这多少年。
　　 我的故乡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大山深沟里。它还有一个很不同于整个陕北地区农村地名文化的村名儿——四旗里。距离作家公木先生于上世纪40年代所写出的《十里盐湾》的属地——马蹄沟镇的西头，约四五里路程的大理河中上游的南岸，东面一座山，西面一座山，那像城市的高楼大厦中的街道一般的夹缝间，就是我的快乐老家。
　　 我的快乐老家四旗里虽然地处大山深沟，但它却曾是子洲县很有名气、很美丽、很富裕、很令周边那些身居穷山恶水中的老乡们所羡慕的一个大村。它不但地域辽阔，人口兴旺，水石相连，山川秀美，林木繁茂，资源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且四通八达，出行方便，一条国防大道由东到西，就横贯在那村子的川畔前（改革开放后又在当川修建了一条高速和一条铁路）。整个村子依山傍水，紧邻大理河流域的川道不说，一块将近千亩的肥沃良田，宛如展纸似的铺在村口前，让人一见，不由得就会脱口赞美。而村子的地下又蕴藏着几层储量丰富的优质煤炭，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村人从没为烧炭而发愁，谁家家里也从不多储备煤炭。因为村子里就开着几处炭窑，妇女们即就是要生火做饭没炭烧了，随即喊一声自己的男人到炭窑上去买一担都能够赶得上急紧。但周边十里八乡，甚至八九十里之外的绥德县等地的民众却就没这样的幸运了。尤其是到那冷冬寒月的季节，他们身裹皮袄毡毯，冻得鼻涕憨水，还要搭伙结伴，远路风尘，长途跋涉地赶着牲灵，拉着车子到我们村来买炭。再说吃水就更是方便了，一条皆由甘甜的山泉汇集而成的小河，常年轻歌悄唱，流经当村，那清凉甜美的河水既哺育了一代代村人的健康成长，又保障了村前那块将近千亩的良田的浇灌丰收。据当地有关资料记载，早在解放前，村里的先辈们就充满智慧，极有眼界地开渠引流，将汩汩流淌的小河水用于浇灌田地，成为全县最早实行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的光辉典范。
　　 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乡下农村，我那快乐的老家却是钟声、歌声、读书声四季不断，一所颇具规模的学校就办在当村。学校既有小学，又有中学；既使本村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不出村就可上学，又使周边好些村落里的孩子们无需远到镇上或者县上的学校去读书，委实使整个村庄常年充满了书香气息，文化气息，和无尽的朝气与希望。
　　
　　 2
　　 记得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时不时地听村人们在闲话中议论说，村里这学校当初是由我爷爷领头办起来的。并说我家院落前后那两道极有文化底蕴的飞檐翘角、气势十足的大门，和那高高的木质门楣上雕刻出的耕读传家四个漂亮的楷书大字，都是由我爷爷亲手打造出来的。当时我年少无知，完全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崇尚文化，积极办学，根本不懂得他老人家的一片良苦用心，更不懂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长久之计的深远意义。直至长大成人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后，再次听到村里的长者们念叨爷爷的功德的时候，我才似大彻大悟地明白了其中的重要性。
　　 是的，一个地方再好、再富，如果没有文化，没有人才，不重视知识，不重视教育，甚至反而仇视知识，排斥知识，践踏知识，拒绝文明，无惧后人皆成愚昧落后的文盲的话，那么这地方即便一时间富得遍地流油，人人都是那金满箱银满箱的主儿，也终将逃脱不了被社会和历史所淘汰的可悲的宿命。
　　 因此，随着老人们的唠叨、怀念，我脑海中就像过电影的一般，仿佛一次次地看到朦胧印象中的爷爷，为了家乡的更加繁荣，为了后人们的茁壮成长，成龙变凤，信心满满地日夜奔走在那乡间的办学路上。
　　 据村里老人们说，早在上世纪的1938年，也就是日本法西斯疯狂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二年，以我爷爷为首的几个村人，克服困难，自筹资金，毅然在村里为少年儿童们办起了一所小学堂。聘一教师，名薛应分。刚开始小学堂学生并不多，只有我三爸等20多人，但随后不久，便迅速发展到了50多人。而为了及时培养学子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薛应分老师结合本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倾心编写出了一首充满革命豪情的优美《校歌》，并配上铿锵有力的曲子，教授于每个学子。我出身军人的86岁高龄的三爸，至今还能毫不含糊地唱出那《校歌》的全部内容——
　　 村名不凡四旗里，
　　 土地肥沃多资源。
　　 展纸平川，
　　 水石相连煤耀眼；
　　 人烟稠密，
　　 林木繁茂桃依稀。
　　 兴起文化教育，
　　 唤醒民众起来。
　　 国难当头——
　　 不后退，干到底！
　　 还我河山——
　　 收失地，把国卫！
　　 我三爸曾对我说，当时这首《校歌》一出，不但他们那些学生娃娃们每天必唱，就连全村的村民也都跟着学唱，极大地鼓舞了父老乡亲们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投身革命的热情和意志。随即，村里就有好多青年踊跃参军，奔赴抗日前线。据《子洲县志》记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徐四旗里单我们徐氏家族中，就有6位革命烈士。而终身伤残、复员复转的亦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几十位革命军人，还均未被记载其中。
　　 当时，由于受抗日战争、社会动荡不安等因素影响，小学堂曾几异校址，几经搬迁，以确保学子们的正常上学。后来，为了学子们的安全和有效监管学堂，爷爷不嫌吵闹，不怕受累，索性在自己家里择挪出两孔窑洞，一孔用作教室，一孔用于老师居住，遂将小学堂办在了自家宅院内，并远道从绥德请来了名师李希龙，为学子们执教。
　　 1950年全国解放后，爷爷满心喜欢，感觉从此天下太平，人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临。所以爷爷雄心勃勃地再次出面领头，并亲自动手，且在村负责人和群众的积极配合支持下，就在当村宽阔的地段上选出一块向阳的地方，为孩子们修建起了三孔敞亮的石窑洞作为求知的新学堂（四旗里小学前身）。孩子们初入新学堂时，教师仍只有李希龙一人。随后，在1954年地方政府正式批准四旗里建立村校，并命名为四旗里小学之后，教育部门便直接派来了一个个公派教师，从而，全面提升了学校的教育质量。
　　 之后，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故乡的村校由最初的1个老师，3孔窑洞，50多个学生，逐步发展到近20个教师，28孔窑洞，300多个学生，并设有4个中学班，曾出现过周边十来个村子的学子，争相前来本校求学的辉煌时期。
　　 也许，大出人们的意料，在那远去的几十年的漫漫岁月里，就在我们那小小的村校中，曾走出过一个个县官、厅官，亦曾走出过叱咤风云、戎马一生的省部级将军，更为国家和社会，输送出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才……
　　
　　 3
　　 回首往事，印象中还在上世纪文革前，我们村就有近上千人口。二百多户人家错落有致，一家挨着一家，密密麻麻地就住在那东西两座山阳阳背背的山坡上和山沟里。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在那袅袅炊烟的妙曼缭绕中，这面山坡上谁家家里有个什么响动了，或者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了，那面山坡上的人家就如身临其境般的，都能够听得真真切切。所以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大家庭似的，大家全都知根打底地互相了解，互相帮衬，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完全不像好些城里人那样冷漠无情，即便就是门对门地住在一个楼里，也从不往来，甚至互不相识。父老乡亲们都很淳朴，很厚道，很勤劳，很务实，根本没有文革时出现的那种嚣张和戾气，更没有现在社会上弥漫的那种奸诈与势利。大家每天听着那宛如村魂一般的学校的钟声，和孩子们的歌声与读书声，山里上，沟里下，起早贪黑地辛勤劳动，日子虽然过得有点苦和累，但心里却都踏踏实实地觉得那生活有滋有味，充满了幸福快乐。所以，在那远去了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岁月里，村里几乎就没出过什么光棍汉，后生们一个个还没待长到谈婚论嫁的法定年龄，就牛气冲冲地早早被周边十里八乡的那些有大姑娘的人家给瞅下了，于是，那说媒的就踢塌门槛，就接二连三地上门来提亲。
　　 而每到新春佳节来临的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就必定齐聚那宽阔、平整的极像是城市的广场一样的校园内，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红火热闹的不是跑旱船，耍狮子，就是男一行，女一行地组成那游龙飞凤似的秧歌队，舞绸挥扇，尽情排练。接着，从大年初一开始，直至正月初六祭送穷神这一天，秧歌队就在伞头的带领下，便每天张家进，李家出的到村里各家各户去沿门子，祝福拜年。一时间，整个村子就像沸腾了的一般，就沉浸在那锣鼓喧天，炮声不断的喜庆吉祥，欢乐幸福的一派繁荣景象的绝美气氛之中。
　　 接着，秧歌队还会牛气十足地被请到镇上和周边的机关单位与村子里去拜年冲喜。如此乐活的喜庆活动，一直会持续到元宵佳节后。
　　 今年过年时，我的一个侄女回老家不意间在家中翻出了我爷爷于上世纪50年代初，连续几年在村里组织秧歌队闹新春的一本旧账簿。账簿是用麻纸缝制的，里边用毛笔字工工整整地详尽记录着秧歌队的各项开支，什么男女服装，旱船、狮头道具，甚至镰刀斧头上所用几尺几寸红绿绸缎，都写得清清楚楚。现在看这账簿虽然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和意义，但从中却亦不难看出那个年代我们村的长辈们做人做事的严谨认真和光明磊落。
　　 毋容置疑，这一切的一切，皆是缘于我的快乐老家那时太好了，太富了，和所有的村人都能牛得起，乐得起！
　　 那么，我的快乐老家究竟曾有多富呢？
　　 有道是，民以食为天。农民以田地为命根子。据我90多岁高龄的拦了一辈子羊的父亲和村里的长者们说，解放前，我爷爷辈他们那一代人中出了好些能人，他们不但忠厚老实，豪爽仗义，勤劳肯干，持家有方，一个个把自己的光景日月打拼的风生水起，令人十分羡慕不说，而且还眼界大开地特别重视后人的文化熏陶和培养教育，更懂得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创造财富的要领和根本。所以他们就拼命地辛勤劳动，拼命地积攒钱财，既开炭窑又种田，有胆大者甚至还在那肥沃的川地里种植暴利的经济作物洋烟（当时官家允许），而最终，便又拼命地置田买地。如此一来，在我爷爷他们那一代人手上，村子就已富到了有几人在当地的名镇——马蹄沟镇上修起了铺面，就将大理河和小理河流域的川道上好些村子的大量川水地置买在了自己名下，使得原本就地大物博的村子，更加地域辽阔，声名显赫。
　　 然而，运动来了。
　　 而从划分阶级成分的一组数据的侧面，大家亦可反观到我们村当时是何等的富裕和疯狂。
　　 在土改运动中，我们村曾一次性就划分出4大财主、8小财主、24个银圪渣的革命对象。1957年反右斗争中，又一次性就挖出了有7人参与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分别被判处了15年到20多年的有期徒刑，后均被平反）。以致到文革期间，上面就觉得我们那地方阶级斗争实在太复杂，就由地、县、社三级政府的8个革命干部组成工作组，常年进驻村里，严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严防村里的地、富、反、坏、右跳出来反攻倒算，对人民群众实行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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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进村不久后，很快就发现村里的阶级斗争果然有了十分可怕的新动向。两个虚龄十四五岁的、皆是那根红苗正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黄毛小子，在山里拔野菜的时候，出于对自己心中的红太阳、人民的大救星、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真情热爱，和对于妄图走修正主义路线的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的刻骨仇恨，就想出了扮演成真人真事，效仿村里经常召开的批判大会上，大人们狠批猛揭那刘少奇的情景，来反映阶级斗争的残酷复杂。但两个小子又谁也不愿意充当那坏蛋刘少奇，所以他们经过石头剪子布的较量之后，就分出了谁扮毛主席，谁扮刘少奇。于是，那扮了毛主席的孩子就凌然正气地振臂高呼打倒刘少奇，而那扮了刘少奇的孩子居然也就反过来大声喊了一句打倒谁谁谁。老天爷，这下可惊天动地的闯下了天大的乱子！
　　 俗语有云，山里的话，蒿柴上挂。而现在实事求是地说，此事的发生与事发的根由，本身就是令世人和后人所不齿的一件荒唐透顶的丑事，又本来就是两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的一场儿戏，其本心又都出于对政治运动的一种无知与盲从，和对简单化、概念化了的人类中所谓的好人与坏人、巨人与小丑的简单而狂热的崇拜与仇恨，根本没必要去深究。但当时村里的互相革命的几个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斗争，已经到了无法述说的疯狂地步，于是不知怎搞的，这场儿戏很快就被一方造反派的头头捅到了驻队的工作组。工作组带队的领导一听，吓得险些儿尿了裤子，骂了一声，他娘的，这还了得！随即不敢怠慢，马上就亲自跑到县上去汇报。于是，县上很快就来人抓走了那妄图打倒万寿无疆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颠覆社会主义祖国千秋万代的红色江山的小小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