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丽是我的同学，也是单位的领导，去年她因为经济问题犯了事，被判了六年刑，关进了市女子监狱。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人们无不震惊，继而开始为她难过和惋惜：刚刚提升的处长，正待大展宏图，怎奈大好的前程就此断送。后来我们几个平素与佟丽要好的同学合计着去监狱探视一下，劝导劝导她，却被监狱拒绝，被告之只允许寄信进去。于是，几人一商量，就把这写信的任务交给了我，说我是当老师的，写信义不容辞。我不敢怠慢，斟酌再三，如同帮助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一样，开始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宽慰和劝解，待信写到最后留地址时忽然犯了难，不知道我应该留什么地址以便她寄来回信。
　　 过去我们可以把收信地址写到家里，邮递员会挨个儿送信上门，时间长了大家都成了熟人。现如今满小区里只见快递员不见邮递员，到物业一打听，才知道除非在小区大门口有信报箱可以送，我没有，因而此路不通。寄到单位吧，我们已经放假，今年的寒假格外长，要放到2月底。想来想去权宜之计还是寄到我先生单位，请他代收。拿着写好的信准备投递，出去转转才发现如今邮局也越来越少，街上更没有可投递信件的邮筒，拐了几个弯才看到有一家邮局，进去一问，人家只办理EMS快递业务，不接受信件的邮寄。无奈之下只好开车来到市中心的一家邮局，确认可以办理寄信事宜，方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买来信封、邮票，填写地址姓名，交于柜台营业员，顺便问了句：“本市的，几天能到？”对方答：“五六天吧。”“啊？怎么会？本市的啊！”我吃惊地又问了一遍，对方头都不抬地换了个答案：“反正三天肯定是到不了的”就把我噎在那儿了，看着被营业员搁置到一旁的信，我心中忽地就升起一种苍凉的感觉。记得过去寄信，本市的通常上午寄出，下午就能收到，最迟第二天也到了。现如今这“信事”竟如此败落，让人情以何堪？那一刻我非常想把信要回来，按距离算，如果自己开车送到监狱，最多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吧。
　　 其实书信的败落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只是我没想到败的这么惨。手机的出现，让书信如退潮般快速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风光，仅仅被一条电话线就轻松截断，甚至连痛感都没有。我本来也习惯了书信败落的事实，但如今当真感受到这一点时心里还是有一种深深地失落感。
　　 想当年书信是我们和亲友联系时最本色、最简朴也最浪漫的表达方式。当佳节来临时、当独自一人寒夜挑灯时、当喜悦或痛苦无处释放时、当炽烈的情感无从言表时，写信或者读信！那纯朴的话语、流畅的文字，那深深的思念、真挚的情感，那漂亮的信笺、精美的邮票，谁能说这不是人类最充满魅力的情怀和最珍贵礼物？
　　 想想几千年来，无论是竹简上的恭敬谦卑、羊皮纸上的温文尔雅，还是烫金信笺上的情意绵绵，书信跨越千山万水、情山恨海，把思想、意志亦或关怀、慰藉，带给一颗颗不同的心，化解了多少积怨情仇，又连通了多少机缘情愁。许多文人雅士的书信诗句，成了人类文化中优秀的组成部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寄书常不达，况乃未休兵”……这些诗句，诉说着古人音信难通的惆怅与无奈，那个著名的“六尺巷”故事：“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更成为了化干戈为玉帛的经典。
　　 作为书面语的信，似乎天生就是表达、传递感情的使者，众多当面不便开口的话、当面说不清道不明的理，当面无法言说的情，一到了信上就好说、敢说了，甚至可以游刃有余地表达的一清二楚。那委婉、微妙、调侃甚至稍纵即逝的灵感，唯在信笺上用文字才能表现得丝丝入扣淋漓尽致。而其间所言的深奥玄机和细微的情感，也更易被对方所领悟和理解。即使是劝降书、绝交信，也巧妙的地避开了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窘迫尴尬，痛快淋漓地宣泄了绝望之悲、愤懑之情或惋惜之意。
　　 只是没想到的是，手机出现了。手机是书信的劲敌，当它装载着各种先进的功能呼啸着扑面而来时，书信没有丝毫的抵抗力就败下阵去了。如今手机俨然以一位胜利者的姿态，傲横天下，热热闹闹，不可一世。不论身在何处，只要一部手机在手，想联系谁轻点几下就行，那是何等的方便快捷。只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看着通讯录中长长的名单，不知所为，那些熟悉的容颜几十上百个，可有几个是你随时可以轻点一下便可深聊的人？有时明明心中积满情愫，却在电话接通的一瞬间被对方一句平淡的“喂”涤荡的无影无踪，只好天南海北地东拉西扯一通，其实心中话语难尽，块垒难释。
　　 快捷消泯了翘首以盼的期待，方便取代了斟词酌句的殚思。因为手机，人们的情感表达变得粗糙了，没有了细腻，没有了微妙，缺少了委婉和白纸黑字真真切切可以反复回味的滋味。
　　 其实，不论社会怎样发展，也不论科技怎样进步，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替代的，如果它被迫出局，那它所特有的价值也必将一同出局，从而变成稀有的珍品。比如现在，如果我们还能收到远方一位好友情真意切的来信，那必将是奢侈的享受了。显然，当初那种百般期盼、千里寄情的乐趣已随着书信的出局而出局了，那种写信与读信的幸福时光，将永远被定格在心灵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