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出题让人有些不能理解。其实，现在的人对很多还没有远去的人和事，都是不能理解或者说是不能明白的。比如舍身闹革命的行为；不为金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风等等，就像我看不懂现在的小白脸演抗日剧一样让人不能理解。但不管怎样，生活都是故事在演绎，都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的延续。
　　 采风当然也是故事之一。当听完故事就得写，写出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求明白之人继续着故事后的故事，虽然现在明白的人少之又少。
　　 采风的人并不想踏破人间四月的美好，创作协会一行人到山区东升镇，然后径直从镇里下到曾山村部，就坐在村里等村干部邀请受访者前来接受采访。
　　 村干部有些不好意思地同我们解释着说：“年纪大的人，山路颠得很，不敢用车载，只好由他信步而来。”
　　 等了一会儿，老人总算踏进了村部会议室的门。
　　 老人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惊奇。看惯了父辈们的老样子，过时的着装并不显眼，但一身整齐干净的衣裳，还是给人一种特别的精神气，不像有的老年人样子佝偻，语言迟缓。只有腰间挂着的透明排尿袋，在老人落坐时露出一角十分扎眼，让我看着特别感动，更是让在场的所有人倍加敬重。
　　 老人要讲的故事年代并不久远，或者说还历历在目，但早已尘埃落定。不知是不是类似的采访过多，曾西贵老人此时的神态让人感到他是异常的淡定。在讲起叔父曾菊宝的悲壮事迹时，心情平静得很，语气也很平和。他用那苍老的声音谈说着不远的故事。
　　 “我叔父叫曾菊宝，他膝下无儿无女，我是民国十九年过嗣到叔父家的，四年后叔父遇害牺牲。”
　　 简单地概括完要讲的故事梗概，曾西贵老人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就说开了：“民国二十三年，方志敏、邵式平在赣皖领导穷人闹革命，并在浩山兆吉沟成立了七县中心县委会，组织指挥穷人闹翻身。”
　　 曾西贵老人象学生念书一样，一字一字地讲述着叔父遇害的经过。
　　 “我的叔父曾菊宝是个做裁缝的，当时也参加了革命，并用手艺为红军做子弹袋、绑腿、军帽之类，还用做裁缝为掩护在中心县委会里进进出出，在穷苦人中宣传革命道理，串联起更多的穷人参加革命。正当兆吉沟革命闹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时任县保安大队长的胖子汪木苏，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领着三百多名保安队气势汹汹地杀进九都，对革命的新生力量进行围剿。”
　　 “那天，叔父刚好从中心县委会驻地回家，走到严家畈正好与汪木苏的县保安大队相撞，一时没有躲开就被拦下，接着被带到汪木苏跟前受审。汪木苏指着叔父问：‘你从哪里来？’我叔父回答：‘从曾山来。’汪木苏又问：‘你是做么事的？’叔父又答道：‘我是做裁缝的。’汪木苏见叔父手上拿了一把裁缝尺，晓得手艺人走村串户熟悉山里的路途，就厉声对我叔父说：‘到九都剿匪，前面带路。’当走过八房时，被埋伏在两边山上的红军发现，还打了几枪。受到惊吓的汪木苏胖子知道是被带进了红军的伏击圈，当即命令保安前队变后队，全部向后撤退。”
　　 “撤退的路上，叔父受尽了汪胖子的折磨，保安用刺刀割他的肉逼着他吃，还用刀砧他的手指头，当带到桥亭河坝上时，恼羞成怒的汪木苏胖子对着叔父曾菊宝打了一枪，叔父身子一歪往河里一栽，就死在了河里。”
　　 曾西贵老人讲到这里才歇了一下，像是有些累了，接连喝了几口水，长长地吁了口气，又说：“后来，汪木苏胖子找不到红军，就指使手下将整个八房村烧了个精光。最终，汪胖子的保安大队在搜索红军的过程中，中了伏击，三百多人全部被红军打死，只有汪木苏胖子化妆成当地老百姓，只身逃回县城。”
　　 叔父的故事讲完了，曾西贵老人也轻松了许多，然而他表情又有些悲痛地说：“后来，是我的生父乘汪胖子走后将叔父打捞起来埋了。”
　　 接下来的时候，老人说话的口语有些自豪感：“新中国成立后，叔父曾菊宝被追认为烈士，我自然也就是烈士家属，政府还颁发了烈士证。”
　　 再接下来说话时，老人就有些惋惜的口气，说：“可是前些年政府要求建新农村，我们在搬家的时候，不小心将烈士证弄丢了。”
　　 再往后说老人就有些不明白，更多是无奈的口气：“我也多次到当地民政部门要求补办，可是一直无人帮我补办。”
　　 老人说到这里，就有些用气愤的口语在说：“也有像你们一样来采访的，我也照样地反映这个情况，可故事有人听了，补办的事无动于衷。”
　　 “我又不要政府的钱，几十年了，政府没有给一分钱，我全家照样过得好好的。有个烈士证摆在家里，这是做后代的荣誉！”
　　 曾西贵老人说这话时特别激动，就是不知现在有多少人理解明白老人这颗心。
　　 终究是老人，一激动就忘记了时间。等我们听完他的故事，将目光从上身投向地下时，已是湿漉漉的一片。
　　 讲完故事的老人，在故事后又留下了故事要我们去做。
　　 听懂了故事，搀扶走了老人，擦干了老人尿袋里溢出的尿水，在坐的人却完成不了老人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