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玉米棒能值多少钱？充其量也就七八毛钱。可这两只玉米棒却差一点要了一条人命！
　　 这个差一点丢掉性命的汉子是我的同姓爷儿们和同村邻居，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但和我的父亲是平辈，所以，我得叫他一声“叔”。
　　 我的这个“叔”是村里最穷的人。自从分田到户之后，过去原本很穷的人家也都彻底“翻了身”，有吃又有穿。可我的这位长辈还是一如既往，过着艰难的日子。其实，他家穷，不是因为两口子懒，也不是因为田里不收。而是因为那个丑儿子。
　　 这个儿子成了张合的一块心病。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生孩子就少了，这是好事儿。可做父母的都想要男孩，不想要女孩，他们就把女孩给“计划”了，男孩子留着。女孩子长到十七八岁就出外打工，然后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不论天南地北地嫁了。所以，留在家乡的女孩越来越少了。物以稀为贵，女孩少了，不仅身价百倍，而且还挑三拣四的，长得不帅不嫁。张合的丑儿子二十好几了还没有娶到媳妇，两口子急得天天吵架。
　　 有一年，张合花了三万元买了外地一个大姑娘，可还没等生出儿子，就偷偷溜了；三万元可不是小数目，所以，张合家里穷，既不是天灾，也不是不会种地，是他买儿媳妇买穷的。如今，张合还住在他结婚时盖的土坯屋里；别人都有手扶拖拉机耕地了，张合还使着一头老黄牛。这么一个穷人在我们村里已经很少见了。因此，我的妻子对张合非常同情，把他一家三口人都上了“低保”。为此，有人还将我妻子告了：因为“低保”的对象都是残疾、久病不愈、丧偶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而张合一家都不符合这些条件。张合当然很感谢我妻子，常常让他老婆提了一些鸡蛋、鸭蛋送来。
　　 也许是张合的感恩心态，导致他在和我们家发生“矛盾”时，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自责之中，这种“自责”像利刃一样，戳着他那颗脆弱的心。
　　 起因就是两只玉米棒。
　　 我的小儿子在县城里上高中二年级。暑假期间，他的一位“同桌”来我们家玩。这两个毛手毛脚的大孩子到庄稼地里闲逛。儿子的“同桌”看见了甩着紫色缨须的玉米棒。在城市里，很多人都喜欢吃八成熟的玉米棒，把这种玉米棒当做“补品”或“点心”来啃。一只玉米棒在城市里可以卖到一两块钱。儿子的同桌便要吃长在玉米杆子上的玉米棒。儿子见“同桌”喜欢，也不管是谁家的，就掰了两只。他们把掰掉的玉米棒剥去包皮，拿来家煮熟吃了。
　　 玉米棒在城里很稀罕，在我们乡下却是平常之物。按说，一个支部书记的儿子不论掰谁家的玉米棒，都不会有人反对或者咒骂的。可张合不知道是我儿子掰的，他看到玉米地头有丢弃的包皮，便站在村头大骂了一阵。后来，一个在地里干活的妇女告诉他说，你家的玉米是书记的儿子掰的，你就别骂了。
　　 张合一听，顿时傻了眼，抗了铁锹就回家了。
　　 我们当然不知道儿子掰人家的玉米，当然也不知道张合骂人的事情。掰两只玉米不算什么，骂人更不算什么。可这个张合却像犯了弥天大罪，三魂六魄都吓掉了似的。
　　 中午吃饭时，我们家来了客人，是乡里主抓教育的助理。我们三个大人，加上两个高中学生，喝了三件啤酒。我的肚子喝饱了，出来解手。走到山墙厕所附近，看见张合与他的老婆站在那儿。我问，小叔、小婶站在这里干吗？
　　 张合颤巍巍地说，老叔我老糊涂了，今儿看见地头有玉蜀黍的皮儿，以为被贼偷了，就骂了两句，谁知是俺那孙子（即我儿子）闹着玩呢！大侄子你看老叔该死不该死！唉——
　　 我努力憋着尿，说，没关系，骂就骂了，不骂不成材，不骂长不大！你是他“爷爷”，别说骂，就是打，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可是……张合的眼泪噙在眼眶里，说，老叔不是故意要骂的呀！俺是骂贼呢，谁知道骂了好人……
　　 我憋的浑身打颤，哆嗦着说，孩子掰你家的玉米，也不打个招呼，他们也有错呀！骂就骂了，别当回事儿！
　　 张合说，俺本来要当面向书记认错的，可你家里有乡里的官儿，俺不敢去。大侄子你就代劳跟书记说说，俺真不是故意要骂你儿子的！
　　 我一边往厕所里钻，一边说，没问题。我跟她说就是了。
　　 等我解完手，张合已经离开了。我回到屋里，继续喝酒，就把这件事儿给忘了。
　　 到了黄昏时分，我一觉醒来，发现我自己倒在沙发里睡着了。妻子送走乡里的干部，也倒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
　　 我妻子的酒量比我还大。白酒能喝一瓶，啤酒能喝一件。不过，她一喝多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常态，而我只要睡上一觉，马上就能清醒过来。我伸了一个懒腰，走出房门，来到大门口，看见张合探头探脑地向院里张望，我问，老叔有事儿吗？
　　 张合低声问，俺跟你说的那事儿，你跟书记说了没有啊？
　　 我问，什么事儿？
　　 大侄子真是贵人多忘事呀！就是俺骂人的事儿，俺、俺真不是故意的！
　　 我说，哦，想起来了！她喝多了，在睡觉呢！等她醒了，我再跟她说吧！
　　 张合说，要没说就别说了。等书记醒了，俺亲自跟书记道歉：俺真不是故意的。
　　 我说，不用了，她一睡就到明天了，你请回吧！没事儿的。
　　 张合扇了一下自己的嘴巴，说，俺这破嘴惹的祸，俺就得亲自道歉！今儿不行，俺就明天再来。说着，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第二天，妻子还躺在床上，手机就响了。我摸到手机，递给睡眼惺忪的妻子，妻子接了电话，对我说，你骑摩托送我去乡政府，县里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乡、村干部集中包车去县城。
　　 我把摩托车推出来，等妻子洗漱完毕，拿了小皮包。我发动摩托车，妻子刚刚坐上去，张合夫妇就进来了。妻子坐在后座上没有下来，问，老叔、老婶有事儿吗？
　　 张合哭丧着脸，说，不是大孙子掰了两个玉米吗？俺不知道是他，就骂了。俺、俺真不是故意的！
　　 妻子说，是这事儿呀？我知道了。我得赶紧去乡里集中，回来再说吧！说完，催促我快走。
　　 送妻子上了车，我在街上买了一兜子油条回来，正准备招呼儿子和他的“同桌”吃饭，见张合和他的老婆王金芳又来了。张合一进门就问，书记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我说，没有。她得好几天才能回来。
　　 张合一脸沮丧的样子，说，这么长呀？一边用衣袖擦着眼睛，一边扶着老婆走了。
　　 妻子开了三天会回来了。小别胜过新婚，我们刚要拥抱亲吻，就听见“咚咚咚”地大门响。我出来开门，妻子站在院子里，进来的依然是张合夫妇，妻子问，找我有事吗？
　　 张合说，那、那玉米的事儿，俺真不是故意骂的，你、你就骂俺吧书记！
　　 妻子说，骂你干啥呀？
　　 张合流泪说，俺不知好歹，乱骂人。你、你骂俺吧书记！
　　 妻子说，不就是骂我两句吗？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我还有事儿要做。说完，就回到卧室里去了。
　　 张合夫妇极不情愿地走了。我重新拴上大门。此时儿子和他的“同桌”进城玩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们夫妻两个。我回到卧室，卧室里开着空调，妻子已经脱光了衣服在乘凉。我本来想和妻子亲热一下，可张合夫妇的影子老是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的，提不起精神。
　　 妻子问，今天怎么了？霜打的茄子似的！
　　 我说，你应该骂张合几句，这样，他就不会再来找你了。
　　 妻子说，胡说吧你！我平白无故地骂人家，传扬出去，我这书记还当不当了？
　　 我妻子十八岁入党，一直在村里干着妇女主任的职务。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不过，她干支部书记的历史不过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有很多男子汉村干部不服气，千方百计地找茬儿整我妻子，可我妻子由于大公无私，肯为群众办一些好事、实事，每到选举，尽管有人四处活动，但投票之后，她依然能够胜出。所以，那些觊觎她的位置的男人们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俗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妻子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坐了这么多年，与她的忧患意识和危险处境不无关系！
　　 所以，让我妻子去骂一个平民百姓，她是不会答应的。
　　 几天过去，地里的玉米都已成熟了。一天，我到地里溜达，看见张合的老婆王金芳在用架子车拉玉米棒。由于地里土质疏松，架子车拉不走，她累得满脸大汗。我上前帮她推上路埂。问，怎么没有看见老叔和老弟呀？
　　 王金芳说，大侄子，别提了！你老弟闹着买媳妇，饭也不吃，活儿也不干了；你老叔犯了病了，心口疼。也是不吃不喝的。俺、俺都快愁死了！
　　 我叹口气说，不能再花冤枉钱了，买了跑，跑了买，再富裕的家庭也给败光了！
　　 王金芳说，谁说不是呢？赶明儿你替你老弟找一个媳妇好吧？管她是残疾还是傻瓜，只要能生孩子的都好。
　　 我说，我可没有那个嘴巴，一辈子做不了媒人。
　　 王金芳说，可眼前有一件大侄子能办到的事儿，不知大侄子给不给办？
　　 我问，什么事儿？说说看。
　　 就是叫书记到俺家把俺那个死鬼骂一顿！
　　 我说，这怎么行？村支书骂群众，党纪不容呀！不行不行！
　　 算婶子求你了大侄子！你全当救俺那个死鬼一命好吧？这些天，他不吃不喝，还一个劲儿地念叨：说书记不听他道歉，眼见是不会原谅他了；说书记不肯骂他，肯定是生气了；说书记要把俺家的“低保”扒掉了……人不吃不喝，能活几天呀？大侄子，你就可怜可怜那个死鬼吧！
　　 我听了，眼泪差一点流出来了。连连点头说：我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回到家里，我对妻子转述了王金芳的话。妻子立即掉下眼泪，自言自语地说，怎么会这样呀？怎么会这样呀？
　　 我说，中国的老百姓太脆弱了，太不幸了，太自卑了！
　　 妻子一边流泪，一边穿好衣服。我们来到张合的家里。张合躺在一张破竹席上，闭着双眼。听见屋里的脚步声，也没有睁开眼睛。
　　 大叔，妻子喊了一声，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我提醒说，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得狠狠地骂他！
　　 妻子便使劲地“咳”了一声，厉声说，装死呀你！
　　 张合突然睁开眼睛，露出欣喜的笑容。轻轻说，骂吧，俺听着呢……
　　 妻子排山倒海地数落了一顿，然后一路跑回家，坐在沙发上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