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几杯淡酒，十几个菜肴，六位老同事，一起闲坐。
　　 座中三位，两位王老师，一位周老师，八十岁上下；两位，我和刘老师，六十岁出头；只有一位，高老师，年轻一些，接近五十岁。皆称老师，非为尊称，职业称呼也。且都为语文老师，都在一个高中语文组里一起耍过勺子。论辈分，三辈。三位八十岁上下的，皆是我的老师辈。我和刘老师，一辈。高老师，属于我们共同的学生辈。六位中，只有高老师一个人还在讲坛上耍教鞭。
　　 三辈人，既是同事，也是忘年交，相见甚欢。一边喝着小酒，叨着小菜，一边“精骛八极，神游万仞”。
　　 王岳汉老师，书法家，手机玩得溜，忙中偷闲，还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几句，念给大家听，座中诸人，皆会心一笑。具体内容，已记不大准确，大意为：几个老家伙，围着桌子坐。胡乱侃一通，图个嘴快活。
　　 胡说乱侃之中，谈得最多的，是共同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语文组老师们的轻松时光。回味起来，甚觉有趣，记之如下。
　　
　　 一、打康乐球
　　 还记得那次吗？
　　 学校牛书记悄悄进了我们语文组办公室，站在苏梅（化名）背后，站了老大一会儿。其他老师看见牛书记来了，都停下来，默不作声。只有苏梅浑然不觉，依然手拿球杆，啪啪啪，还打得兴致勃勃。
　　 牛书记站久了，在她身后悠悠说了一句：“苏梅，打个康乐球就恁入迷吗？”
　　 苏梅这才回头，“哟，牛书记啊！”
　　 其他老师这才跟着哈哈哄笑起来。
　　 那个时候，学校工会为了活跃老师的业余生活，每个办公室配了一台康乐球。
　　 康乐球是小型的台球，是象棋子做球，可以四个人站在四面，一人一杆击打。既可两两对打，也可单打，这东西，老少咸宜，男女皆可，也好学易操作。很快，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几乎每人都学会了。兴致来时，四个人围着球台，一人一杆，“啪啪啪！”就打起来。
　　 那时候，组里以老教师居多，大约有十个左右，我当时也就是三十岁左右，跟我年龄接近的，有大约三四个，更年轻的，还没结婚的，也是三四个。打起康乐球来，大家似乎忘记了年龄差距，不管是平时比较沉默寡言的组长中奇老师，还是平时就酷爱体育运动的周老师，似乎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玩得不亦乐乎。
　　 周老师，似乎天性里对体育活动就有一种灵敏，打起康乐球来，也似乎得心应手，一杆就能打进去好几个球，而且，还总能给对手设置障碍。
　　 中奇老师，打球如办公，依然一副认真执着的劲儿，拿着球杆，平心静气，瞄准了，才击球，命中率也很高。
　　 有打的，还有看的，在一旁指挥着，跟着助威呐喊：“瞄准那个打！”“好球！”“嗨！臭球！”
　　 大家玩起来，就忘乎所以，有时候，直打到晚上十一点才恋恋不舍地罢杆。
　　
　　 二、萤火虫
　　 还记得萤火虫吗？
　　 当然记得！
　　 我们几个所提到的萤火虫，可不是真的虫子。它首先指八十年代初，我们学校里第一个文学社。其次，指一份油印刊物。
　　 当时，在组长王中奇老师和其他老教师们的支持下，我和几个年轻老师，头脑一热，想撺掇搞一个文学社，在校园里贴海报，又让每个语文老师在班里给学生讲，很快，全校有许多爱好文学的学生踊跃报名，在举办征文大赛的基础上，选出几十个文字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很快，文学社就成立了。几经斟酌，文学社取名萤火虫，后来，又办了一个油印的刊物，名字也叫萤火虫。让书法家王岳汉老师写了刊名，行书，刚劲，潇洒，有魏笔的笔势。
　　 稿件，主要是学生的，有的，是学生投的稿；有的，是搞征文竞赛的优秀稿件；有的，直接取自平时的学生优秀作文。刻印，是组里的老师义务劳动，除了年轻老师，组长中奇老师等老教师也当仁不让。印刷，都是我们组里的老师在油印室一张张印出来的。
　　 装订的时候，颇为壮观。经组长中奇老师批准，我在组里喊一声：“开始装订萤火虫啦！”所有老师就积极行动起来。
　　 首先，把所有老师的办公桌摆成一圈，再将油印好的一摞摞纸张依次摆好，然后，大部分老师轮流转圈分拣，几个老师整理整齐，最后，由一个老师用订书机订好。装订完毕后，一千多份《萤火虫》，经由各位语文老师的手，分发到各班学生手里。
　　 这些劳动，是纯粹的义务劳动。那个时候的老师，似乎很单纯，没有一个人提到报酬问题。大家连续干两三个小时，依然精神抖擞。而且，自始至终，大家嘻嘻哈哈，说说笑笑，比平时显得更加亲和融洽。
　　
　　 三、观摩课
　　 “我第一次举行全县高中语文老师观摩课，真亏了各位老师的抬举。”
　　 我又提起一个话题。旧时场景，便如电影一样，一一重现。
　　 我提了一个问题，指着坐在我对面的是几个老师中的一个老教师，煞有介事地说：“王老师，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王老师就乖乖站起来，如实回答。
　　 “周老师，你来读第三段课文。”周老师忙不迭地戴上花镜，规规矩矩读起来。
　　 那是我到语文组第三年，是在1983——1984学年中，我教高一。县里要举行县级语文观摩课，邀请全县高中语文教师听课，在我们组长王中奇老师的推荐下，我们组推举我讲课。
　　 那时候，我还很欠火候，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楞头劲儿，懵懂乱撞。那是我第一次要在全县同行面前亮相，底气非常不足，只好求助于老教师们。在教室里试讲过几次以后，还觉得不行，就在办公室里，老教师们围坐一起，听我试讲，而且当学生，与我互动。讲完之后，大家又认真讨论，不管是教材的把握，教学语言、教学步骤，都热烈讨论，反复推敲。
　　 组长中奇老师，对我每个教学环节的时间都做了准确记录，根据各个环节，提出合理的时间分配。而且，我的教案，反复修改，修改之后，都交给他审阅，他不但认真揣摩，甚至执笔修改。
　　 文灿老师，那时是副组长，就我的教材和授课语言等细节提出中肯的建议。
　　 岳汉老师，就我的板书提出很好的设计方案。
　　 起初，我范读课文时用普通话，讲课时用地方方言。周老师就提出一个建议：“你既然读课文可以用普通话，为什么讲课不能用普通话？试试呗！”听了他的建议，从那一次开始，我上课时就全部使用普通话了。
　　 几个老教师们，年龄都跟我父亲接近，在我面前，都没有一点儿架子，试讲时，一个个都成了认真听讲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的学生。讨论时，一个个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纷纷提出中肯建议。
　　 我的第一次优质课，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我，只是集体智慧的实践者。那次公开课，在我的印象中，可以说是我们语文组全体老师和衷共济的一次典范。参与的所有老师，不管是同事之间，前辈与晚辈之间，大家毫无芥蒂，坦诚相处，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平心静气和睦商榷，全没有意气用事剑拔弩张的痕迹。所以，彼此之间，感觉轻松和谐，心情舒畅。
　　 当然，也正是有了那一次的基础，才有了我后来教学水平的不断进步和提升。
　　 这一次聚餐时，我又由衷地说，“你们几位老师的精心帮助，我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忘。”
　　
　　 四、打平伙
　　 “王老师，还记得你在一张白纸上曲里拐弯地划线吗？”
　　 “哈哈，当然记得，那不是为了打平伙，让大伙变相凑钱吗？”
　　 那时，打平伙，是我们语文组隔个一月四十就要来一次的事儿。大家生活都还不富裕，平时在家里的三餐都还比较寡淡，所以，每个人都还有极强烈的口腹之欲。想解馋了，怎么办？打平伙。
　　 打平伙，也就是小范围聚餐。要么，凑着改卷子学校发补助，从补助费里拿出一部分钱。要么，就大家凑钱。有时候，大家平均凑；有时候，按工资高低摊派；有时候，类似于抓阄，就用这种形式，让大家碰运气。
　　 王岳汉老师拿过一张白纸来，先在最上端依次写出阿拉伯数字，再在最下端写出钱数，两三元，五六元，有多有少，最多，十元。不过，除非特殊情况，很少有十元，因为，那时候大家工资都不高，最高的，也就是六七十元，拿出十元打平伙，太奢侈。然后，在中间就画许多条曲里拐弯的线。最后，拿张报纸遮住下半部分，不让人看出上下之间的链接。又在一些小纸片上写上阿拉伯数字，写过之后，团成团。
　　 开始抓阄，每人抓一个纸团，按纸团上写的数字，去对那张大白纸上的数字，再仔细看链接，链接到几元，就掏出几块钱来。
　　 那时候打平伙，很少去饭店，忒贵，消费不起。有时候，就到某一个老师家里，大多，是在办公室。在街上买些菜和烟酒，再凑些碗盘，摆在一起，又吃又喝又叨菜。
　　 冬天里，办公室里有取暖的煤炉子，就买些生肉和生菜，炒个七荤八素。有时候，买些羊肉，炖一大锅，一人一碗，喝得热气腾腾，饭量大的，就喝个两三碗，管够。
　　 这时候，大家各尽其能，会炒菜的，做大厨师；会切菜的，打下手；最不济，择择菜，拉拉桌子，端端盘子。准备停当，围坐一圈，开始。
　　 比起其他组来，我们语文组打平伙有两大特点。
　　 一是爱搞些成语接龙、讲段子等比较有文气的行酒令，这跟我们的专业有关。
　　 干这个，头脑机灵，平时就嘴溜的人沾光。譬如周老师，平时就幽默风趣，妙语连珠，到这种场合，更是如鱼得水，总是过五关斩六将。
　　 有些平时寡言少语的，这时候，就有些被动。譬如我们的组长中奇老师，尽管课堂上侃侃而谈，极受学生欢迎，但是，课下却惜话如金。成语接龙时，每轮到他，总是嘿嘿一笑，说：“我喝一个呗！”然后，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一仰脖，喝了下去。
　　 其实，他酒量并不大，有时候，有些老师故意撺掇成语接龙，就是想让他多喝些酒，也有些小恶作剧的成分。他不可能不知道有些老师的这点心事，他偏偏就不点破，总是满脸微笑地听着其他老师接二连三的接龙，而轮到他，又总是乖乖喝酒。有的老师就问他，“你又不是不会说，为啥偏不说？”
　　 他依然嘿嘿笑着说：“不愿动那脑筋！”
　　 二是爱熬夜，大家戏谑为“十二点以后掀高潮”，其实，也就是借着酒摊儿拉呱，天南地北，扯东扯西，过嘴瘾。
　　 那时候，改革大潮刚刚兴起，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在语文组这个小天地也是如此，由于个人遭遇和意识的差异，闲扯中，就某一话题，大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不管扯什么，大家都胸无芥蒂，畅所欲言。即使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异，抬起杠来，那一会儿可能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是，过一会儿，便烟消云散。
　　 譬如，有一次，大家扯起对毛泽东的评价，有说功大于过的，有说过大于功的，又说功过相当的，而且，各有立论，也各有自己的论据。座中，有一个老师，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用现在的观点说，就是个典型的“五毛”，他最爱说的话，就是“没有毛主席，哪来新中国？哪来穷人翻身的解放？”只要听见有人说毛的一点儿不是，他就会气得脸庞涨红，嘴溅白沫，与人争论不休。
　　 而在座的大多数老教师，是文革的受难者，自然不会苟同，便你一句我一言，与他争论。即使争论，老教师们也不失风度，或者和风细雨，或者以幽默化解纠葛，例如，一个老教师说，“要是还坚持毛的那一套，我们这些五几年就当老师的人，今天怎么也没有资格与你在这抬杠了！”
　　 这一句，便使那位“五毛”顿时语塞。
　　 不过，过一会儿，大家又嘻嘻哈哈，举起杯来，相互敬酒。刚才的楚汉相争，很快就化干戈为玉帛。
　　 如今，在我们六人聚会之前，我和中奇老师曾就这个话题有过讨论。我说，“是在你这个组长带领下，咱们语文组人际关系和谐呗！”
　　 他当时就说，“可不是那回事儿。我从五几年就当语文组长，文革之前和文革中，语文组的人际关系可紧张了。有很长一段时间，组里分成两派，相互戒备，相互拆台。人与人之间，很少敞开了说话，总怕给对方留下把柄，做了对方打小报告的口实。”
　　 六人聚会中，岳汉老师提到，“反右的时候，我同宿舍里的另外一个老师是积极分子，他经常把其他的积极分子叫到宿舍里嘀嘀咕咕，神神秘秘地说到半夜。我就假装睡着，随他胡说八道，从来不介入。”
　　 周老师就对我说：“你上高中的时候，一个老师还硬把我拉到教室里，让学生批斗我呢！”
　　 我上高中，是1971年和1972年，那时候，周老师身上还带着“右倾”帽子，又加上他出身地主，所以，就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他所提到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其他班，我当时就听说了。
　　 回忆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些日子，大家依然心有余悸。而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便十分怀念。
　　 “那时候，咱们语文组的人际关系是最融洽的时候！”
　　 可不是嘛。那时，国家刚刚走出人整人人怕人人防人的荒诞不经的时光，斗争思维如同过街老鼠被人唾弃，大家终于不用再相互提防，终于可以在许多人面前放心大胆地自由说话，所以，便思想轻松，说话轻松，人际关系和谐。
　　 那之后不久，又开始评职称，涨工资，相互之间又有了物资利益的争执，人家关系慢慢又微妙起来。人与人的轻松自如和睦共处似乎有所消减。
　　 我说了一句，“嗨！那段时光，真是咱们语文组最轻松快乐的时光!”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