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历经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至此终于取得了胜利。60年后（2005年）的这一天，我在淘旧书时，偶然碰到了一些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契约，其中还有5张税单：一张耕地税凭证，四张田赋及借粮收据。这些在一般人眼中视同废纸的东西，在我却是极为难得的宝贝。
　　 这五张税单的主人均为云南省陆良县中区黑白窑村的岳忠和。耕地税凭证的全称为“云南省财政厅征收耕地税凭证”，竹纸油印，长19厘米，宽11.5厘米，加盖的编号为13749，缴纳的是民国29年（1940年）的耕地税。1934年5月陆良开始清丈土地，清丈后把土地分为三等（上中下）九则（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改旧田赋为耕地税。民国28年，云南省政府将耕地税提高一倍征收；民国29年，云南省政府命令：迫于全面抗日战争之需，本年度全省耕地税率，在上年度已按原征额提高一倍的基础上，再提高一点五倍征收。这张凭证中的土地为下上则，面积为2亩2分，合银6角6仙，每亩由原来的5仙提高到3角，翻了6倍。缴纳时间为民国30年1月17日，上面盖有两方公私印章，但不太清楚。
　　 四张田赋及借粮收据的全称为“XX县（市区）田赋管理处民国XX年下期及民国XX年上期田赋及借粮收据”，四张均为棉纸印刷，长19——21厘米，宽7——8厘米。
　　 由于货币不断贬值，从民国30年（1941年）起，田赋改征实物，每赋税一元，改征稻谷一点二公斗。民国31年征率改为一点五公斗，民国33年再改为一点七公斗。从民国31年起，随赋征购粮食，作价每石国币190元，付现款90元，搭给“美金储蓄券”100元（1元抵法币20元），民国32年，每石作价国币1400元，三分之一付现款，三分之二给“粮食库券”，5年后，库券再分5年来抵赋，1年预征10年粮。民国33年，政府财政深陷危机，征购又改为征借，也是5年后分期抵赋，农民卖了粮，换得一张纸。
　　 四张收据为两块地在不同时间缴纳后的收据，一次缴的是民国33年下期及民国34年上期，一次为民国34年下期及民国35年上期。第一块地第一次的赋额为6角6分，粮食化整为零2斗9升（其中包括县公粮1升3合）；第二次赋额为4角4分，粮食化整为零为1斗7升6合。同一块地，前后的赋额为何不一样？据《陆良县财政志》记载：由于清丈土地，不是根据土地肥瘦、光照和水利条件等因素订等则，而是看招待和送礼的丰盛差异为标准，把荒地等都丈量在内，面积扩大，等则过高，税额增加，民众负担过重，因此每年税银多数完不成，特别是改为征实，矛盾更为突出。民国31年（1942年）6月30日，陆良县章柏村陈国华、杜风章等27人联名呈报以“等则过高，税重难支，转呈上峰勘实，以活民命”的呈请中说：“清丈时不察土地肥硗，丈量人员对于购办食品多不随意（遂意），怀恨在心，而高列等级，将每年一季之田定为上等各则，数年一收之荞地，而定为中等各则，每年仅能完纳6成，纳税农户也是挑柴卖炭所得，现又行征实，水愈深，火愈熬，死期近矣。”国民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对群众的呼声，不闻不问，直到民国34年才批准调整山地等则，调减耕地税贰万六千六百七十一元一角八分。
　　 第二块地两次的赋额均为2元2角7分，但粮食合计第一次为9斗9升9合，第二次为9斗8合。收据上的内容较多，但多未填写，如征实、征借、征实征借及代征县、市公粮之种类标准、亩分等，只有一张上填了县公粮。如果当时能详细填上，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历史信息，如征借公粮的比例，它与田赋、等级、亩分的关系等，真是可惜！第一次的没有填单时间，第二次的填单时间分别为民国35年1月1日和1月4日，照此推测，第一次当为民国34年1月。由此可知田赋为每年年初征收，收的是上年半年及当年半年的。上面同样钤有公私印章，惜印油浸染，不甚清晰。
　　 上面还有值得注意的三条“注意事项”：
　　 1、该本户本年所交借粮，一律自民国38年起，分5年平均在应纳当年田赋项下抵还，不再发给粮食库券。
　　 2、如该户田产在38年田赋开征前，已有一部或全部售出，准仍由原主持同本收据及证明文件向本处查明，照原借数目分年偿还实物。
　　 3、前项申请偿还实物，应在38年开征以前，径向本处办理，逾期不负责任。
　　 在收据最下面还有一条说明：此联于收粮后截给粮户收执，如遇田产出售，凭此联发还借粮。
　　 这也许就是这些收据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想不到的是，还不到5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就土崩瓦解，向人民征借的粮食成为变相征收的高额田赋，这些收据成为国民党搜刮老百姓的罪证，但同时也是陆良人民为抗日战争做出极大牺牲的历史见证，也是所有大后方老百姓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见证，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让我们珍惜和平，永远铭记那段峥嵘的岁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