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的季节，儿子因腿上长了一个较大的非典型的血管瘤，需要开刀而住在上海一家的人民医院里，凡16天。我因工作原因未能全程陪护，但也从手术到后续的几日均在上海护理。上海半个多月，妻子的辛苦，儿子的过于担忧，医院里的点点滴滴，犹历历在目。
　　 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找工作又不断地换工作过程中探寻。上一年在省城找了一份辅警工作，但整日站在路边，风吹雨打，腿弯处长出了血管瘤，开始时瘤子不大，然几个月后竟越长越大，于是不得不中断工作而接受治疗。省城就医后，便很快被建议去上海作进一步诊断医治。4月下旬的一天，妻与儿子先行，乘高铁来到上海。由于儿子事先在网络上查阅几家旅馆，当下火车再转两次地铁后即顺利地找到了旅馆，最后住在了上海黄蒲区一家格林豪泰的连锁酒店里，每晚290元。酒店虽小，但尚较干净，最主要是离医院近，徒步走约有一两站的路程。当夜无语。第二天，母子二人便来到医院门诊部，准备找事先约好的专家。门诊部人头攒动，当他们好不容易地排对被叫上号时，已近中午。专家是一位精干的中年人，是医院里排位属于二号的专家。他或许是疲劳了，或许其它原因，那位专家简单地诊断后，一时也无法准确判断儿子腿上的瘤是良性或恶性的，典型的或非典型的，只建议做手术。但问及什么时候可以手术时，专家说要等三个月后方可住院，因为床位非常紧张等等。自然，这样的门诊结果，让他们母子大失所望。三个月过后，儿子腿上的瘤还不知又发展成什么样的了，因为据省城的医生说，这种血管瘤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耽搁不起的呵。可专家说了，床位紧张，又能怎么样呢？儿子本也不希望动手术，只想打几针硬化剂对付一下，但妻子却非常发愁，这个病不能拖呀。但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好准备回省城等待。
　　 儿子由于初次来上海，既然一时不能住院手术，迟一两天回家也无碍，反正也不在乎这一两天了。于是，母子二人又滞留了一天，熟悉一下旅馆及医院周边的环境，也顺便看看上海的景观。当第三早上他们正准备回家时，儿子在网络突然发现那家人民医院的一号专家今天坐诊。妻对儿子说，何不去看看一号专家，碰碰运气吧。于是，儿子很快来到医院门诊部，乘清晨人少排对时好取号。还好，母子二人整整站了近一个多小时的队总算排到了一号专家的号。看病的人仍然多，专家门诊更是被里外围得水泄不通。看看时间，又是快到中午了，母子二人终于排到一号专家面前。一号专家，一名微胖的中年人，戴着眼镜，个子不高，一看便是敦厚踏实的北人形象。很明显，一号专家无疑是这家医院里最好的医生了，也是国内相关领域里最出色的专家。当妻与儿子来到一号专家面前时，他还在与上一位病人正叮嘱着什么，也没怎么理会他们。母子二人心里怦怦直跳，心想这下完了。然而，当一号专家坐定后，妻便把随身携带的片子取出来，简单介绍病情后，一号专家拿起胶片看了看，惊讶道：“这是你们省城二附院拍的片子吧，我曾经在那儿工作过呢”妻见一号专家如此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心想今天遇到贵人了。于是，母子二人与一号专家竟聊了几句，气氛一下子变得随和温暖起来。不过，一号专家也严厉说，儿子的病一刻也不能耽误了，必须尽快做切除手术。但妻子担心床位问题，只好唯唯诺诺，不知所云，倒是儿子说出了心里担心的事情来。不料一号专家说，根据这个的病情，他会尽力安排床位，要他们第二天等候通知。呵，今天天上真的掉下了大饼了么？当妻与儿子走出门诊大厅的时候，不禁感喟不已，仍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确实是真的，他们真的是遇到了好人了。要知道，在大上海看病，又没有熟人关照，能看上专家号并得到较好地关心而又有希望得到床位，实在是不容易的！
　　 过了一天，儿子终于接到医院护士打来的电话，说在住院部的走廊边安排了加床。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呵，这也就是说儿子可以住院了。妻子当然高兴，毕竟有了床位，这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妻子心想，他们与一号专家非亲非故，或只是沾了点老乡的光就能得到如此帮助与关照，实在是太感谢了。于是母子二人立即动身去了住院部，办好住院手续，然后进行前期各项检查，化验，等待安排手术了。时间飞快，已经到月底了，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我已收到儿子住院的消息，便决定在单位请几天公休假，即刻赶往上海，与他们母子二人会面。经与妻联系，经过一些准备后终于在月底的最后一天来到上海。妻在地铁口等候，我很快来到酒店，一家人在上海团聚了，儿子也很高兴我的到来。但儿子的病情似乎越来越不好了，时不时地疼痛，心情也有些坏了起来。他本打算来上海打几针硬化剂就可以回家的，但却被告知在不能准确判断下硬化剂是不能注射的，一号专家说那后果可能直接导致死亡，不得不做手术了。当然，儿子长这么大，上手术台还是第一次，换作其它任何人，担心害怕总是会有的，也是情理之中的吧。然而无论如何，动手术是无法避免的了，况且这次来上海能遇到这么好的主任医师，又有这么好的技术条件与及时入院，最难最担心的也是要上手术台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儿子仍住在医院走廊里的加床上，护士长对儿子的加床处理好象有点漠然，似乎这一加床并不存在似的，不管不问，这让我与妻大为困惑。还有一问题，也是一直让我与妻迟疑不决，那就是到底要不要给一号专家，也即儿子现在的床头医生送红包？妻与其它病友或其家属人员私下交谈时，他们都说上海是大地方，而这家人民医院更是正规，医生是从不收红包的。有一位病人的家属说，他曾经悄悄地去一号专家办公室送红包，但被“踢”了出来，十分地尴尬。可是，一号专家对我们这般关照，倘不能对他有所表示，于心何忍！但倘若贸然送礼而同样被“踢”了出来，岂不把本来好的事情办砸了？自然，儿子出于对一号的感激外还担心手术的问题，于是坚决要给一号专家送红包，我与妻也只好应付着，见机行事吧。可是，机会根本没有。一次，我在走道里见到了一号专家，我虽是第一次见到他，但他仍是那么和蔼可亲，正派凛然，一如既往地关照着我们，你很难把他与红包联系在一起的。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们每天见一批批病人推向手术室，仍不禁心焦烦躁，儿子同时也更加地担忧起来。不过还好，我们很快也被告知在五一小长假结束的第三天，即星期五上午手术。由于儿子的病情较特殊，手术是要做全身麻醉的，而一号专家的一名助手则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全身麻醉有一定的风险的——虽然这是他的职责告知，但儿子却害怕起来，唯恐全身麻醉后就此而去了，因而迟迟没有签字。我们只好谈而化之，助理也说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小等，儿子最后终于签字。但害怕的心理似乎并没有随儿子的术前签字而消失，反而一丝丝地增长着，到了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儿子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担心与害怕，竟然离开医院并宣称不做手术了，回家算了。我与妻大为恐慌，费尽了许多口舌但仍不能劝说儿子回医院，倘真的任由儿子胡来，我们所有的努力与机会全白费了。怎么办？此时，妻弟从老家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们实话实说，于是妻弟决定立即动身来上海。儿子从小还是尊敬他舅舅的，有什么难事也先总喜欢与舅舅说说。这次动手术的难度除了医院方面外，其实妻弟早就对儿子的害怕心情有所理解与准备的。当妻弟夜里近10点钟时来到酒店时，儿子正在酒店房间里洗好澡。见了舅舅，除强调自己的担心外，估计仍是有点害怕。妻弟毕竟是做单位书记的政工干部，经他的劝说与开导，儿子终于又答应去手术了。这点，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与妻不禁从心里暗暗感激舅舅，默默祈祷上帝眷顾我们，保佑明天的手术顺利进行。
　　 第二天清晨，上海的初夏气温适宜，微风吹拂，阳光明媚。由于妻弟来到上海，儿子的心情好多了，早晨他很听话地随舅舅重返住院部，准备上午的手术。儿子的床位已在前一天由走廊挪到病房。但这并非是由护士的安排，而是一号专家来查房时见儿子仍住在加床，且儿子也提出能否到病房里时，一号专家便立即对护士长说，要儿子的加床立即搬到已经空了一位的病房里。护士长立即吩咐其它护士及护工把儿子的加床正式挪到病房，并对我们也客客气气地起来，但她也许心里并不大以为然甚至反感着呢。这也难怪，她在这个病区已经有好多年了，一些不遵守她们的潜规则病人或家属，她们是有办法的。果然，儿子的病床虽然挪到病房，但床单污黑，且盖被似乎是儿童用的！同时，给的病号服也是极小极瘦的。妻子找了她们，她们表面应付，但就是不换，最后只把病号服换了一个大一些的。我十分地不解，这家医院医生如此之好而护士则不敢苟同了，何以有如此差别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观察了几天，很快发现护士们特别是护士长仍要收好处的，显然我们是违反了这个潜规则的了。于是，我与妻商量，是否给护士长好处，但妻却不要理会她们，说看她们能怎么样。可是，妻子错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已到上午近十一点了，手术室终于推来移动病床，告知可以手术了。儿子就要被推向手术台了！我与妻不忍看到儿子的表情，难过而又担心地离开病房，远远地藏在门后观察着，只有妻弟陪护着儿子直至手术室门口。儿子是好样的，他那时的心理比我们强多了。术后问儿子那时的心情，儿子说那时他反而不担心害怕了，反正也签字了，一切交给医生了。是呵，最害怕、最担心也没有用了，要相信医院、相信医生。但手术过程中，我们还是反而比之前更担心起来，尤其是我自己，害怕地腿直发抖，唯恐那全身麻醉的风险发生，唯恐手术的不顺，唯恐……几乎每一秒近乎过了一年似的，而空气也仿佛如窒息了一般。要知道，虽然这家医院特别是主刀医生的技术是第一流的，但任何手术均是有风险的呵。我们在手术室外焦躁不安地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手术室里传来一位护士小姐极细小的声音：“谁是25床的病人家属？”——25床即儿子的病床号，“我们就是。”妻声音颤抖地回答，并紧张地盯着护士。见护士手里捧着一小把红红的东西，还滴着血，说这是医生刚才从病人腿上取出的瘤子！并还说这个东西仍要做医学分析，届时写进报告里。天呵，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心的东西，正是它时时让儿子的腿疼痛难忍，这下终于被切除了！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儿子被推出手术室并推进麻醉清醒室，等麻醉完全过了才能推向病房。快下午三点了，儿子终于出来了，虽躺在病床上，但眼睛转动着头脑也清醒。我们立即迎了上去，激动得说不出一句来，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儿子见了我们也列嘴微笑了一下，似是安慰我们。还是妻弟说，“看看，我说没事吧，这下好了。”是的，手术成功了，儿子的病就要好了！更主要的，我们此次来上海求医治病，把住了机会，总算没有白来，而且我们还遇到了那么好的医生，我们怎能不感慨万端呀。
　　 接下来，就是精心护理了。手术后的第一天只能躺着，吃喝拉撒全在病床上。家里有护理人员当然全部由家里人进行，没有人或虽有人但不想自己动手的，便请医院里的义工，付点费用也可。儿子所在的医院也有义工，但她们好象是固定的长期地被聘用在医院里，因此千方百计地收点小费成了她们或他们的最大兴趣。由于我们人较多，因此也不需要义工，但由此引起义工们的不满，她们会想办法搞点小动作似乎才快慰的。儿子术后的当天夜里，我们几个人轮流护理，但到子夜后期，瞌睡无法抵挡，加之几天来的跑上跑下，困倦疲劳时时袭来不能自主。我们见旁边有一空床，便上去想打个盹，不料竟一时睡了过去。可是，有一个女义工半夜里却悄无声息地推开房门，贼头贼脑地检查起来，然后一声不响地向值班护士汇报情况。值班护士得此信息，大约更是如获至宝，兴师问罪地来到病房，指责我们违反了医院陪护制度，不能用空病床等等。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陪护制度，入院时也没有任何护士的告知。后来一位病友吐露了真象：你们没有租借义工或护士准备的折叠床，一晚上100元呢，她们当然不高兴啦。呵呵，原来如此，真可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呀。医院除了有义工服务外，还供应病人三餐伙食的，儿子一日三餐均吃医院供应的饭菜，好在伙食尚能说得过去，只是那一日三餐送饭菜的义工态度极为恶劣，让人大有受嗟来之食的感觉。
　　 然而，无论怎样，儿子由于手术颇为成功，又加上精心护理，很快能下床活动了，但也很快被通知出院。也许这家医院等待做手术的人特别多，不能长期占用病床，通常术后的三五天即要出院。于是，匆匆忙忙地准备出院，办理相关手续。由于我请的假期已到，只好提前一天回了省城，留妻子及妻弟陪护儿子第二天乘高铁也回到离别半个多月家里。
　　 至此，儿子在上海看病住院总算告一段落，然而这段经历实在是令人难忘的，是以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