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又到了端午了，我想起了那一年我家包粽子的事情了。
　　 哪一年？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也许是1976年，也许是1977年，总之是大姐出嫁之后的第二年，我家包了一次粽子，这也是记忆中，我家唯一的一次包粽子。
　　 既然决定了要包粽子，当然是为了过端午节。过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无须多言。但往年过端午节我家是不包粽子的，运气好的时候，会有邻居或亲戚送来两三个粽子，全家人每人只能尝一点。那个时候，粽子是稀罕的东西，难得一见更是难得吃到了。端午节多数的时候，是没有粽子吃的，母亲就会在节日的前一天泡一点黄软米，到第二天早上加上几个红枣，和馒头一起放在锅里蒸一碗甑糕，出锅后加一点白糖，也是全家每人尝一点点，这就算是过节了。
　　 那一次包粽子，应该是为了大姐的缘故。因为在我的家乡合阳，一直以来就有这样一种风俗：女儿出嫁后的第一年，作为娘家，有几个节日是要给女儿送节的。端午节的时候，娘家人就要为刚出嫁的女儿送粽子。在端午节当天，娘家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伯父大娘叔叔婶婶等，带上香喷喷的粽子，高高兴兴地送到已经出嫁了的女儿家，希望女儿在婆家生活幸福，孝敬公婆，早生贵子，多子多福。婆家这一方，在这一天当然要准备好吃好喝，热情地招待媳妇娘家人。除了端午节送粽子，还有重阳节送年糕，正月十五的“大看小”，都是出嫁女儿的娘家人带上不同时节的礼品，去婆婆家看女儿，礼数和端午节都差不多。
　　 至于为什么要给刚出嫁的女儿一年几次的送节呢？农村的说法比较多，有人说，那时的社会还比较封建，女儿出嫁以后不能随便回娘家，一开始在婆婆家生活不习惯，娘家人找各种机会去看看女儿，劝劝女儿在婆婆家安心过日子；也有人说，自己家的女儿嫁到别人家，害怕公公婆婆大伯子小叔子小姑子对自己女儿不好，娘家父母等亲人不放心，借此机会去女儿家看看；也有人说，这是娘家人向婆婆家的人示威，我家女儿我们是很心疼很在乎的人，我们娘家人多势众，暗示婆婆家的人不能小看她，更不能随便欺负她，所以，送节的时候，娘家亲近的人能去的都去，越多越好。
　　 总之，那一年我家是决定要包一次粽子了。首先，要准备材料：黄软米、红枣、芦苇叶、包粽子用的细绳子等等。然后做好准备工作，提前泡好软米，把芦苇叶子和红枣洗干净。红枣倒是好洗，但芦苇叶子要洗好就很麻烦。新摘下来的芦苇叶子，先把它放在锅里蒸四五个小时，拿出来之后再一遍一遍地清洗，大概清洗五六次，看到洗出来的水不再发黑才干净了，然后，把芦苇叶根据叶片的大小，或两片或三片折叠起来，包的时候才能方便一点。
　　 到了包粽子的那天下午，母亲把包粽子用的东西摆在院子里（厨房太小，在院子里人多方便），专门请来了邻居包粽子的能手长益娘。小时候左邻右舍有很多大娘，我们小孩子是不能直呼其名，称呼是大娘娘家村子的名字加上娘或婆，如三池娘、如意娘、同家庄婆，长益娘就是她的娘家在长益村嫁到我们村的；至于大人之间称呼，则是她孩子的名字加上妈妈，如小芳妈妈、小龙妈妈，至于大娘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一般情况我们小孩子是不知道的，直到现在，我小时候的年长的几位大娘的姓名还是不知道。
　　 这位长益娘，长得白白净净，平时干活说话和多数人差不多，看不出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说起包粽子，我们那一条巷子却是无人能及。芦苇叶子在她手里，好像也活起来了跳起来了，只见她先拿起两三片芦苇叶，把叶子圈起来变成一个漏斗形，接着把软米装进去，再把红枣埋进米里，然后再把口封住，粽叶不知道怎么在手上缠绕几下，最后用细绳子把它紧紧地绑住，一个粽子很快就包好了。那天下午，我有幸见识了长益娘包粽子的高超手艺，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人不可貌相”的含义。那天下午，我家院子里很热闹，有来看包粽子的，也有来聊天的，还有小孩子来凑热闹的。长益娘飞快地包着粽子，母亲和姐姐给她当下手，也有人想跟着她学包粽子，可惜都没有学会。
　　 粽子煮好了，母亲就派我给平时来往较多的几户人家送粽子，一家只能送两三个，长益娘那里是要多送几个，然后先挑出四十个，装在走亲戚专门用的篮子里放好，剩下的也没有几个了，全家每人吃一点。
　　 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母亲、二姐、弟弟和我，换上了走亲戚才能穿的比较新一点的衣服，提着准备好的粽子出发了。大姐家比较远，大概有七八公里吧，那时村子里普遍穷，没有几部自行车，我们家当然也没有，所以只能走路去，还得提着那一篮子粽子。一开始还好，刚吃过饭，大家还比较精神，天气也凉快，也不觉得累，但是，当行程大概过了一半的时候，天气也越来越热，走得就越来越慢了。一路上主要是二姐负责提篮子，后来她累了，母亲就和二姐轮换着提，我和弟弟是空手跟着走的。走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母亲不断地催促着要走快点。
　　 弟弟那时只有五六岁吧，一开始他还听母亲的话，和大家一起走，可是走得路多了，他就不愿意走了，后来好说歹说，他同意跟着走，可是他说现在肚子饿了，要吃粽子。这下子麻烦了，装粽子的时候是数好四十个整数的，没有多准备一两个，母亲和二姐都不同意给弟弟吃，哄他说马上到了，到了大姐家就可以吃粽子了，再走几步就到了。弟弟无奈，跟着走了一阵子，才发现似乎离大姐家还很远，他坐在地上坚决不走了，说是真的饿了，不吃东西走不动了。
　　 终于，母亲也不忍心了，对二姐说：“给他吃一个吧，孩子饿了。”
　　 二姐则坚持不肯，说：“数好了正好四十个，到了那里，怎么好意思说路上吃了一个？还是说我们数错了，少数了一个？”
　　 弟弟看到母亲让步了，坐在地上更不肯起来了，母亲和二姐僵持着。
　　 后来，二姐可能觉得这样的坚持解决不了问题，就极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拿出一个粽子给弟弟吃了，弟弟吃着粽子，二姐还在旁边数落着：“真是丢人，你就不能再忍一下？让我们在新亲戚面前丢人！叫新亲戚在背后笑话我们！”
　　 弟弟吃过了粽子，我们继续赶路。路途也真是太远，到了大姐家已经差不多是中午了。
　　 到了大姐家，大姐家那位身材高大、说话嗓门也大的婆婆，站在大门口迎接我们的到来，无非是见面客气一番，路上辛苦等。寒暄之后，母亲很不好意思地向大姐的婆婆道歉说：“本来带了四十个粽子，路上孩子饿了，吃了一个，真是不好意思。”“吃就吃了，小孩子嘛，有啥关系。从家里走来路也太远了，天气又热，太阳又毒，”那婆婆爽朗地笑了：“饭做好了，赶快坐下吃饭吧。”一边说，一边客气地礼让着。二姐呢，我看到她回头盯着弟弟看了一眼，拿手指头在脸上比划着羞羞的动作。至于那天在大姐家吃了什么饭，下午怎样走回家，在我的记忆中都淡忘了。
　　 这就是那一年我家包粽子的那些事。事情过去大概四十年了，但那包粽子时的满心的期待，到大姐家送粽子时路途的遥远，母亲为子女操劳、对子女的宽容等等，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让我在“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的节日里，再一次想起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