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最美好、最纯净、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简约如画的童年。儿时的记忆，有点模糊，有点清晰，却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在脑海，出现在梦里。
　　 曾记地用刚抽芽的柳枝做成柳哨儿，用小草和叫不出名的野花编成草帽儿，用新麦秸做成漂亮的戒指儿。还记地几个小伙伴从家里偷偷拿了火柴，把干了的蓖麻叶挖个坑埋起来，上面留个孔，点着了，再用粗粗的蓖麻秆“抽大烟”，你一口，我一口，呛得满眼是泪，一个个小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美滋滋地过着“烟瘾”……
　　 我家门前曾有很多树，榆树、槐树、枣树、杨树……还有一棵芙蓉树。春天，我们捋榆钱，摘槐花；秋天我们吃半红的青枣儿，用长长的线串起枯黄的杨叶。夏天我们粘树上的知了；冬天我们在树下捉迷藏。
　　 我特别喜欢那唯一的芙蓉树，当春风吹过天空，那些长长的枝干上，就会长出细嫩的叶片，每一片叶子都是由许多小叶片组成的，像小鸭子的脚掌一样一瓣一瓣的，很好看。有趣的是，那些叶子居然也是随着花开花谢而晨展暮合——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又都合拢。母亲说：芙蓉树就像人一样，白天“工作”，晚上“睡觉”。芙蓉树开出的花儿极美，清晨初开的花朵呈乳白色或粉红色，傍晚变为深红色。每每看到那么美的花凋零，在风中飘落，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捡起来，呆呆地看好久……那时不懂得伤感，只是感觉有些惋惜，不明白花儿为什么最终都要离开生它养它的大树？
　　 我上小学时还是公社，农忙时，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到生产队出工，最难忘地就是拾麦穗，收工时过秤，按份量记工分。麦收时分，骄阳似火，炎炎烈日，烤地人直冒油。小队长给我们分好任务，一人三行，别人只拾大麦穗，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不行，非得把所有的麦穗，不管大小都拾到自己的篮子里，总怕落下一个，因此总是被落得好远，最后还没有多少份量。我从小就是一个认真到有强迫症的人，别人说我做什么都像是绣花，不过，有时也在伙伴们的教唆下学着“搞鬼”，偷偷在麦穗下面放上一块半头砖，负责过秤的大人很多时候都发现了，只是笑笑，不和我们这些小鬼头一般见识。
　　 每到夏天，我就跟在哥哥姐姐的屁股后面，去粘树枝上叫起来没完没了的知了，先是把麦子嚼成面筋，裹在长长的杆子上，只要粘上，知了就跑不了。到了傍晚，大人孩子都去树下找蝉的蛹，我们那儿叫“爬扯牛”“老鼠猴”，还有叫“龟”的。那时树多，一晚上能找十几个，几十个，甚至更多。有人说，一个这玩意儿的营养能顶一个鸡蛋，但人们更多地也许只是在乎寻找过程中的那种乐趣吧。
　　 冬闲时，母亲偶尔会带着我去小姨所在的农场做临时工，看着小姨拿着饭票，打回香喷喷的小米饭和白面馒头，叫我好生羡慕，心里暗暗对自己说：长大了我也要用饭票打饭！如今真到自己可以打饭吃了，却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年的那种感觉。
　　 小时候，母亲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就像个小铃铛儿。记得吃饭时，小姨每次把菜里的肉夹给母亲，总是一转眼就到了我的碗里，小姨撇撇嘴，斜着眼看我，不满地说：“她都成小胖墩了，你还总给她吃！”母亲什么也不说，只是笑着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是的，小时候，我的外号叫“小胖子”，两只眼睛就像黑葡萄，眯溜圆儿，镶嵌在圆圆的脸蛋儿上，像胶皮娃娃一样，满手的“豆窝”。大姐说我小时候，一把抓不到骨头，全是肉，谁见了都想抱一抱。
　　 那时候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很少见，人们的娱乐方式就是到处看露天电影，有时跑出几里地。我常常是没看多久就迷糊着了，醒来时，基本就在母亲、小姨或者小姨同事的背上，我也不吭声，眯着眼睛，任由她们轮流背着。即使把我放在地上，换另一个人背，我也浑身软绵绵的，就像真睡着一样。听她们说电影里的情节，有时还说：这小家伙，睡得真沉，像小猪一样，真沉呢。我这时就会自个儿偷偷地笑，为自己的“恶作剧”得逞而沾沾自喜。
　　 也许是老小的缘故，儿时的我，常常依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不偎在母亲身边就睡不着，并且非要母亲面朝着我，否则就嘟起小嘴不高兴。母亲累了要翻身，我就跟着爬到另一面，紧紧偎在她的怀里，一种温暖，一种安全。记得有一次，我也就4、5岁的样子，很多女人在村东头的磨房里推碾，磨面。有些人坐在屋外休息，我看到一个发式、背影和母亲很像的人，就跑过去，一头扎在那人怀里，一声“娘”还没叫出口，就听到一阵大笑，“看，这小妮儿认错娘了！”一抬头，见母亲在屋里正看着我笑，羞得我满脸绯红，挣脱开那人，跑到母亲身边用小拳头捶打着她。
　　 春节过后，还不到春耕，有时父母会带我们去看戏，那时，河北沧州的剧团每年都来，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揪着父亲的耳朵，比谁都高。有时也不只为看戏，更为了戏台旁那馋人的各种小吃。当然也看了好多经典戏曲，至今依然记地像京剧《四郎探母》，评剧《秦香莲》，吕剧《姊妹易嫁》……而母亲最喜欢看的是曲剧《卷席筒》，喜欢那小辫儿朝天的曹苍娃儿。母亲还曾给我讲过有关后娘的故事：一个小男孩，亲娘死了，父亲给他找了个后娘，还带来个小弟弟。那个春节，天寒地冻，外出做生意父亲回到家，看到自己的亲儿子穿着厚厚的棉袄却冻得哆哆嗦嗦，而小儿子的棉衣很薄，却头上冒汗。后娘说了他一大堆的不是，父亲很生气，就用鞭子抽他，结果棉衣破了，露出的全是柳絮，芦苇絮，黑透了的破棉絮，再去翻看小儿子的棉袄，全是崭新的白棉花。父亲明白了真相，休了后娘，再也没娶。至今我还记得：后娘絮肩亲娘絮背（絮肩只是看着厚，絮背护着前心后背暖和），每次给儿子做棉衣，絮了一层又一层，大冬天，儿子总是汗津津的。也许是受这些故事的影响，母亲去世后，四十岁的父亲，坚持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几人拉扯大。
　　 姐姐是个爱唱爱跳的人，模仿力极强，小小年纪就跟大人学着唱。不管是吕剧、豫剧、曲剧，还有当时流行的样板戏，姐姐都学得有模有样的。至今还记得：“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回想起俺娘家，二老双亲……”还有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等等，印象最深地却还是那首：“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姐姐手臂一挥边唱边表演，颇有《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的味道，多少年后说起来都是经典。
　　 临近元宵节，父亲或哥哥就忙着为我们扎花车，糊灯笼，用高粱秆做支架，用木线轴做车轮，糊上白纸，再贴上红色的剪纸，里面放上蜡烛，我或拉着车，或打着灯笼，满大街乱跑，和别人比谁的好看，还要围着自家的枣树正转三圈，反转三圈，据说这样，来年结的枣多。有些大人惹小孩：“快看，你的灯笼下面有蝎子！”小孩子心眼实，真就反过来看，灯笼就着了，孩子哇哇大哭，大人哈哈大笑。据说谁烧了灯笼，谁就一年好运，所以，正月十六那天，都把灯笼引着了，来年再做新的。
　　 一家人穷也好，苦也好，在一起就是幸福的。为了让我们兄弟姊妹填饱肚子，为了供我们上学，父亲和母亲辛苦劳作。每到春节，我们都会穿上母亲为我们缝制的新棉衣，尽管是飞针走线，甚至很多时候母亲忙地顾不上钉扣子，年初一早上，父亲就挨个排队儿帮我们用针缝上，那份温暖终生难忘。
　　 儿时总是无忧无虑的，儿时的回忆也总是充满欢乐，多少次梦中回味童年，难忘那段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