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57年，与鹤壁市同龄，正好是一个甲子60周岁。听我父亲讲，那时的鹤壁刚刚建市，市中心鹤壁集连条像样的大马路都没有。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行驶的，几乎全是大马车、牛车、毛驴车和人拉平车、独轮车，偶尔能见到一辆“解放牌”卡车，拉着煤炭或工业器材颠簸地驶向远方。
　　 六十年代中期，是我的少年时代，市中心已迁至大胡。那时候的鹤壁市很贫穷，在主要街区修了几条石子公路，取名“红旗街、长凤路、春雷路”。那时候因为汽车少，小孩一看见马路上驶来一辆大汽车，就在后面追着跑。
　　 当时我家住在老区汤河桥西矿务局机修厂工人村，邻居有个叫“合生”的小男孩，大约六、七岁的样子。他爸爸是机修厂的汽车司机，经常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到工人村的小马路上，于是，工人村里的孩子们便蜂涌而上。有的爬到车厢里，有的蹬在踏板上，有的钻进驾驶室内，将方向盘上的汽车喇叭按得山响，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我触摸汽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当时我望着驾驶室内的方向盘和各种仪表盘出神，由衷地认为：“啊，当一名汽车司机真了不起。”
　　 因这一辆“解放”牌卡车，合生在工人村孩子们的心目中树起了绝对威望，成了“领导”。只要他一吼，爬在汽车上的孩子们就得乖乖下来。平时在工人村嬉闹玩耍的孩子们，因合生的爸爸是个汽车司机，格外对他敬畏。那时候的大卡车，不是谁想坐就能坐的，尤其是“司机楼”，只有单位里有头有脸的人或与单位领导关系密切的人，才能坐在“司机楼”里。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坐汽车是“文革”时期，那时我有十岁左右。当时的卡车车厢外贴满了标语，汽车上插满了红旗，我是戴着“红小兵”的袖章登上卡车的。举着稚嫩的臂膀，同大家一起呼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造反有理”的战斗口号，随着车流一起到红旗街、长风路等地游行。再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我17岁，又是坐着披红挂彩的卡车，背着行李，同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被敲锣打鼓地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七十年代末期，在鹤壁市的街头出现了舒适豪华型的轿车，但能坐上轿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政府官员和其他有身份的人。鹤壁的老百姓，管黑色小轿车叫“鳖盖车”，一来大家认为小轿车的弧型车顶确实象个“老鳖盖”，二来群众对个别坐在轿车里的、官僚气十足的长官有意见。“三中全会”以后，各种型号的轿车越来越多，鹤壁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坐上轿车兜兜风了，“鳖盖车”的称呼也渐渐从人们的口中消失。
　　 进入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给鹤壁人民带来了富裕和实惠，“面的”、“轿的”在鹤壁城区、农村公路上大量出现。鹤壁的经济腾飞给老百姓带来了尊严和梦想，鹤壁人的腰包也慢慢地鼓起来了，许多人做起了“购车梦”。
　　 从1957年鹤壁建市到今天，已整整60周年了。这六十年里，鹤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私家车越来越多地开进了普通百姓之家。如今，在鹤壁的各个生活小区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车，个个漂亮无比，车位变得异常拥挤。2015年，我家也买了一辆“雪佛兰”轿车，我爱人与女儿都考取了驾照。啊，买车，过去鹤壁人想也不敢想的事，如今都变成了现实。
　　 建市60年来，在鹤壁原野上奔跑的汽车，昭示着鹤壁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