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文革期间，在邳县县城，只要提及武装部的刘参谋，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公认的一句话就是“不饶人的钢嘴铁舌”。这就是我一生所敬畏的铁舌父亲——刘啓中。
　　 为什么社会上给我父亲起了这个绰号呢？这还要追溯到六十年代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听长辈们讲，我父亲年轻时是个当兵的，在邳县武装部工作的职务是参谋、军衔中尉。听说，当时在武装部里，仅“参谋”就有10几个，唯独没有明确“参谋长”。然而，我父亲在10多个“参谋”中是位佼佼者。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源于我父亲的文才、口才和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赢得了时任武装部政委徐建华的认可，并且委以重任。
　　 当时在武装部里流传一句顺口溜：“刘啓中打伞，徐建华不远。”可想而知他们俩相处到何种亲密程度。只因文革期间本人年龄小，理不清楚时事政治，后来听老人讲，当时文革期间运河分两大派系：支派和踢派。我的父亲和徐建华政委都属于踢派。那个时期，两派之争，经常发生文斗和武斗，因我父亲极力支持徐政委，每逢支派到武装部围攻徐政委时，我父亲都会挺身而出，极力为徐政委争辩，被对立面支派定为最大的保皇派。我父亲口才出众、字字似箭，又能熟练掌握时事政治的方向，所以每次他都能将围攻者辩得哑口无言、恢恢而去。听我奶奶说过，有时我父亲一个人要同他们十几个人辩论，每次对方都是以失败告终。由此积怨，支派对我父亲既气又恨，放话说要好好教训我父亲一下。
　　 听我母亲说，某一天下午大概在6时左右吧，我父亲外出办点事情。当他刚走到现在的邳州新华书店附近时，不知突然从什么地方窜出五六个人来，不容分说就把我父亲捆起来，装进已经准备好的麻袋里。在路上，我父亲听外边人说：“今天晚上就把他扔到大运河里，除掉他，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也许是我父亲命大吧，不知踢派那帮人怎么知道我父亲被绑架的，他们就组织一些人，快速赶到现在的邳州市港务局附近，把我父亲给救了下来，否则，从那天起，我就要永远失去了敬畏的父亲。
　　 我的父亲一生就是越挫越硬的性格，他没有被对立面的恐吓和迫害所吓倒，而是越战越勇，绝不向对立面屈服。就这样他们使出种种办法，也拿我父亲没有办法，他们在社会上散布说我父亲的嘴又臭又硬、钢嘴铁舌，软硬不吃，如同钢铁工厂。一传十，十传百，钢嘴铁舌的刘啓中，在社会上慢慢就流传开啦！
　　 至于文革期间两派相斗谁对谁错，我能不妄加评论，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评判。经过一段时间的你争我斗，最终支派占居了上风，我父亲因受派性影响站错了队伍，于1970年带着我们全家离开部队，下放到官湖公社。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在新华一大队第八生产队落户，我父亲被安排到官湖机械厂工作，从此过上了15年的农村生活。
　　 从我刚记事时开始，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位非常严肃、做事认真、口齿伶俐、特别注意外表形象的人。父亲在我心目中，始终都让我敬畏。听我奶和我母亲给我说，父亲一生出力都非常少，因为我奶奶非常疼爱我父亲，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父亲非常听老的话，从不和老的顶嘴。在这里我多说一句，我父亲哥妹四人，我一个大爷一个叔父还有一个姑姑，说实在的我一生非常敬佩我父亲哥妹四个，他们在各自岗位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大爷刘啟湘在家务农，解放初期他在部队当兵任少校军衔，叔父刘啟和在法院工作，是刑庭庭长，姑姑刘爱珍在徐州市统战部任科长，他们特别让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们哥妹四人的口舌，说出话来“字字入骨，口口掉毛”。
　　 我小时听我奶奶说，我父亲上学非常聪明，他六年级没上就直接调升到初中，只因当时我们家贫穷，没有钱供我父亲上学，就因为学费的事，我奶奶和我父亲在家里打滚哭一天，奶奶给我讲后我终身难忘。我知道父亲从小就没有干过农家活，可是80年代，分田到户我家劳力少，父亲为了给我母亲减轻家庭负担，每一到农忙季节，我父亲都一马当先。在我记忆最深时，一次麦收季节，我父亲两手都磨出血泡，为了给母亲减轻负担，不埋怨一句，一天一夜坚持在麦地劳动，夜里是拔麦茬。当时我也很为父亲难过，没办法，此时我也无能为力，当时只能暗下决心，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学习找一个好的工作，为父母分忧解难。可以说我们姐弟四人，没有一个不怕父亲的。其实，父亲平时也不打骂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惹父亲很生气时，就让我们跪下反省。
　　 在我们姐弟四人中，我父亲最疼爱的那就是我啦，因为我排行老三，我上面是两个姐姐，我是个男孩。我哇哇坠地时，父亲就倍加喜爱。听我母亲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两个姐姐抱我玩，只因她们争夺东西吃，一不小心把我掉在地上，我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大发雷霆，罚我两个姐姐跪了大半天呢。还有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1986年秋天，我骑着单位摩托车送我表哥顾遵亚，当我们俩行走到邳苍公路往陈楼镇拐弯处时，迎面开来一辆手扶拖拉机与我开的摩托相撞，把我们表兄弟俩差一点撞到大桥下面的河水里。不知我父亲听谁说我出车祸了，吓得我父亲连夜骑自行车带着我母亲从运河回到家里，当父亲见到我后，又疼又气，眼含泪水叫我跪下反省。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眼泪啊，第一次是给我奶奶送老殡。其实，我们姐弟四人都知道，父亲非常疼爱我们，只是我父亲从不表现在嘴上，却表现在行动上。父亲每次因公出差回家，都给我们带回漂亮的衣服，或者是好吃的食品，没有一次空手回家。
　　 听母亲说，父亲刚从部队下放到官湖后，有一段时间思想情绪非常低落。我父亲是一位非常要强的人，一时思想情绪调整不过来，自己总是想不通所犯错误在哪里呢。而我父亲又是一位随遇而安的人，面对遇到的挫折，不长时间就自己调整过来，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工作上。
　　 我父亲对待工作认真的态度和出众的才华，在社会上得到了公认。当父亲在官湖机械厂工作1年多后，于1972年被政府重新借调使用，安排到官湖公社水利指挥部，从事公社境内的水利建设工作。我父亲从事水利工作是个门外汉，可是他有一股做事不认输的个性。为了尽快了解和熟悉水利业务知识，父亲每天晚上都加班学习水利方面的业务知识，遇到不明白的问题，第二天到单位就向职工不耻下问。在我父亲的努力下，官湖的水利建设工作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很大成绩。1972年至1973年在全县水利建设评比中，官湖连年排名第一，得到县人民政府的嘉奖。我父亲在水利建设工作中成绩优秀，1974年，县政府领导又把他调到县水利指挥部，安排负责指挥部后勤科工作。从事邳苍分洪道的开挖以及邳苍公路主干道上刚河桥的重建时，我父亲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做的好坏，是决定工程进度快慢的主要因素。每一次工程尚未开工之前，他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不留漏洞和遗憾。水利指挥部后勤科全体工作人员，人人都认真配合工程建设，确保每次工程都能按施工标准要求圆满地完成任务。尤其是1976年冬徐洪河拓宽疏浚工程开工，邳、睢、铜三县出动民工20余万人，规定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完成工程施工任务。为了保证工程进度，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父亲没有回家一次，吃住在工地，后来听我父亲的同事说，因为操心过度，大病一场，高烧竟达39度。而我父亲硬是坚持着没有到医院住院。本次工程圆满结束后，我父亲的突出表现，受到县政府领导的肯定和表彰。
　　 1976年底，文革“十年浩劫”结束，遭到迫害的逐一平反昭雪。1980年初，我父亲也得到平反，经过县组织部实地考察，得知我父亲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文化知识出众，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我父亲安排到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冶炼厂担任党委书记。那是想让我父亲充分发挥余热和聪明才智呢。父亲没有一点怨言，欣然接受，并向组织部领导保证，绝不辜负领导的信任。上任后，经过对该厂摸底调查，父亲得知这个厂不仅部分员工思想素质差，而且还负债累累，光是外欠债就达500多万。然而，困难没有吓倒我的父亲。我父亲发誓，不把这个厂落后面貌扭转过来绝不罢休。我父亲首先从抓职工思想素质开始。这个厂流传一句口头语是：“林子不大，洋鸟不少。”由此可见这个厂的人员思想复杂程度。
　　 摸清厂里所存情况后，首先对厂领导层不称职干部进行调整，处理思想消极只拿工资不想出力的职工，还开除2名吃里扒外不干工作，在厂里造成不良影响的职工。某一天下午，被我父亲开除的有一位职工，因为他吃不下这口气，便带着八九个人到厂里围攻我父亲，说要给我父亲一点颜色看看，我父亲没有被眼前威胁所吓倒，却顶住各方面打击，不向歪门邪道屈服。
　　 这个厂的主要供货渠道来自内蒙古和甘肃，只因多年来欠人家债务太多，供货单位便不给冶炼厂供货。我父亲带着领导班子部分成员几下内蒙和甘肃，屈下身子向供货商赔礼道歉，说明厂里存在困难，求得他们的谅解，可是供货商根本不理会，把他们拒之门外。我父亲就吃着自带的干粮，一整天坐在那个单位的门口等领导。真诚守信打动了供货商，终于同意继续和厂里合作。
　　 两年时间，全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厂的经济效益直线上升。1982年，邳县二轻局年终评比，冶炼厂荣获先进单位，从此甩掉了以往落后的帽子。直到1986年我父亲退到二线，该厂每年都是二轻局的先进单位。
　　 只因不辞劳苦地工作，最终积劳成疾，我父亲于1988年查出肝癌，确诊为晚期。我所敬畏的老父亲于1988年10月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悲痛我思念，在我父亲离我而去的多少个日日夜夜，始终磨灭不去！
　　
　　 2017年5月24日凌晨4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