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杜拉斯出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的越南西贡/胡志明市）。父亲是数学教师，母亲是当地小学的教师。她有两个哥哥。15岁半那年，她在那里遇见一个中国男人，他成为了她的第一个情人。
　　 五十多年后，杜拉斯将这段深埋在心中的往事，写下来，视为《情人》。在中国，《情人》最受欢迎和好评的是王道乾的译本。翻开《情人》，一开头，我们就深深迷醉其中了：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侯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的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就是杜拉斯。她用独属于她的深沉的感情、细腻的心思、妖娆的文笔，一下子就捕捉了你。你只能跟着她，爱她，别无他法。
　　 杜拉斯写，写在码头的初次相遇，写那个羸弱的中国少爷，写母亲、可怕的大哥、可怜的二哥，写他们夏天不曾停歇的做爱，写贫穷、自尊。她写了一切，我们也看到了一切。她像她活着那样去写。不写，她可能早就死了。
　　 杜拉斯后来写：身处于一个洞穴之中，身处于一个洞穴之底，身处于几乎完全的孤独之中，这时，你会发现写作会拯救你。
　　 所以，在杜拉斯那样激烈、叛逆的生活之外，其实是写作拯救了她。她的孤独谁人懂呢？只有写下来。写下来，就逝去了。懂不懂已经无所谓了。
　　 然而回忆一直都在。那是情窦初开、初知情欲的年纪，那是15岁半的杜拉斯。那时，她身上穿着磨损得几乎快透明了的真丝的衣衫，穿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高跟鞋。头上戴的帽子，是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就是那样一个形象，在一个没有四季之分，一直炎热的国土上，她遇见了那个风度翩翩的中国情人。
　　 他向她打招呼，用他的车送她回学校。后来又去学校接她，把她带到他的房间里。那是城内南部市区的一个单间房间。在那个房间里，他要了她，或者说，她要了他。
　　 “他一面哭，一面做着那件事。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
　　 他们就这样痛苦着，也就这样快乐着。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
　　 后来他们又要了许多。两个人都为着一些东西，在要着，在爱着。那是不堪贫穷，不堪孤独，不堪单调。彼此需要，只能如此。
　　 然而不能在一起，两人之间有太多不一样，太多隔阂。都明白，这样的爱是无望的。而且，到底是不是爱呢？
　　 到了最后，她要离开西贡了。她在船上，看着他那黑色长长大大的汽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穿白制服的司机。车子离法国邮船公司专用停车场稍远一点，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车子的那些特征她是熟知的。他一向坐在后面，他那模样依稀可见，一动不动，沮丧颓唐。
　　 船开走了，直到她再也看不到他。那辆车也看不到了。
　　 后来，黑夜开始的时候，甲板上有人奏起了肖邦圆舞曲。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听着，后来，她哭了。她在想，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远了。一切，都远了。
　　 杜拉斯如此把少女往事写了出来。那样年轻，又那样迷离，那样无奈，又那样世俗。她怀着真诚在写，我们怀着真诚在读，我们都为之叹息，为之伤怀。
　　 正是这本《情人》，让杜拉斯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使她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语作家。一九九一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又成功地把这部名噪一时的自传体小说搬上银幕，又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我们或许应该幸运，因为《情人》是杜拉斯掩埋珍藏了五十多年的感情。杜拉斯没有在她十几岁二十几岁渴望成为作家的时候把她写出来，没有在她中年已经出了书之后写出来，而是一直到了七十岁。那时候，回忆起来的，都是最珍贵的，写出来的，都是最深情的。
　　 那时候，千山暮雪，都是诗。
　　 而我们，作为读者，或多或少地，都醉在了她的回忆里，醉在了她的文字里。她是那个，也只能是那个，我们永恒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