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人类社会有着比自然界复杂得多的层层关系,人既要适应这些关系,又要“直”,谈何容易,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文学亦然。
　　 然而,“站直了,别趴下”,这似乎又是文学摆脱遮蔽,抵达真善美的自身生命运动永恒的要求。趴下去的文学之花已离凋萎不远,那是不可能导引国民精神前途的。“不废江河万古流”文学,真正的文学,它的根基和生命力在民间,在千千万万的人民中间,这是文学之火永不熄灭、文学之树永远长青的根的原因所在。
　　 因为文学是人学,人的感情学,要求真，这样一想就与权力形成二律背反。
　　 所以权力最不喜欢的是文学。一部文学史就是文学艺术遭受权力折磨摧残以及文学艺术奋力求生的记录。
　　 中国和西方同样如此。
　　 真,靠的是风骨。文学的风骨也就是真,就是文学的灵魂,文学的生命。
　　 一个正直而学识渊博的诗人屈原一部《离骚》,真实而无顾忌地倾诉出他满腹的忧愤感情。真善美齐备,成为千古绝唱!可他却被放逐后投江而死。
　　 文学巨匠司马迁,咬着牙活下去,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历史巨著《史记》,却遭受到了权力的折磨,被汉武帝上了腐刑,成了不男不女的太监冤死狱中。
　　 建安文学魁首曹植,被卷进权力斗争漩涡中,以致遭受魏文帝和魏明帝两朝皇叔的百般迫害,忧愤终生,郁郁而死.
　　 建安七子,孔融、王粲、刘桢、陈琳、肋禹、徐干、应踢，为首的孔融,被曹操借故杀掉，其余六位作家依附曹操，趴下充当帮闲文人,出卖人格,战兢兢的得以善终。
　　 魏晋文坛因屈于权力的压迫用玄学来表达痛苦的呻吟。诗人阮籍,装疯得以保全了性命；散文家嵇康思想新颖,孤傲愤世,指斥时弊,最终被司马昭所杀；田园诗人陶渊明面对腐朽、黑暗、残暴的专制统治扬言“不原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归隐田园，他在散文《桃花园记》中勾划出一个有权力的乌托帮社会,表达了他对专制权力的公开藐视,最后贫病交加,含恨而死。
　　 大文豪苏轼一生都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遭受着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守旧派两方面的轮番打击,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到了海南岛。
　　 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曾看到——一些反映真实的文学艺术遭到批判。那些有风骨的作家却被打倒、批斗,有的致死，而趴倒在政治淫威下的文学,充当打手和工具制造出许多多瞒和骗的假大空,高大全的文学作品为专制权力卖命绞杀禁锢人民的思想,压制毒害人民,使中国文学陷入呻吟和挣扎的绝境中。
　　 而今天,则又发现不少趴倒在权力和经济诱惑下的文学,令人警醒的文学太少。无风骨的创作助于无风骨的批评,两者相互适应、配合，此消彼长,恶性循环。环绕各种形象工程,受权力的唆使,胡编乱造。大把大把金钱周围的奴颜媚骨,污染和威胁着文学的灵魂和生命，也夭折了我们时代的文学大师。
　　 中外皆知,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文学家最可宝贵的品格。
　　 他的风骨首先是一种大智,他表现在对美与真理的思考和发现，因此他才能有独创性的真知灼见，决不人云亦云,违心从上从众,更不自欺欺人。其次是一种大勇,它表现为对邪恶与谬误的批判与决不合作，因此他才能坚持真理,眉冷对千夫指,忧国忧民不妥协。不论对创作还是批评,这种风骨都是浩然正气,支撑着艺术的生命力。
　　 而现实中,“面对皇帝的新衣”总是喝彩的多,沉潜思考的少,直言道破的更少,争当说假话,吹捧之士的人不少。
　　 然而时光是公正的,尽管某些无骨、软骨、脆骨、奴骨的文坛市侩,趋炎附势,上下钻营，不靠诚实辛勤劳动的创造性劳动，也能红紫一时,但终究与真善美无缘。一时热闹,长久寂寞。而文学史总是愿为文学风骨立碑,真善美的的大门常为大智大勇者敞开。
　　 作家不幸文学幸,置于边缘而后生，相反被权力排斥迫害的文学和文学家倒是光华灿烂,成为千古传颂的佳作和伟人，因为真正的艺术特别需要世俗坎坷的滋养。
　　 古今中外的大作家,决不是权力制造出来的昙花一现的人物，从高尔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李白、杜甫到曹学芹、鲁迅……都是遭受迫害,身处逆境，他们的作品才有生命力，流传千古,震惊中外，所以,大痛苦才逼得出大升华,大绝境才逼得出大艺术,大苦难才逼得出大崇高，具有大智大勇文学风骨的文学才是雄视百代的鸿篇华章,才能成为震撼人心,响彻历史的大音绝唱。
　　 当今正处于新旧转型的多元化时代。文坛不能官场化和商场化,文学需要独立思考,需要一些直立风骨来挡住风沙,与其苦苦寻觅当代文学大师,不如大声疾呼文学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