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党的阳光哺育下，救苦救难的“肿病医院”在庄严的《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诞生了。
　　 我的母亲光荣地跨进了“肿病医院”，接受治疗。医院坐落在青仁村对面的大院里。大厅正中高挂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可亲的画像，两边张贴的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我们最最最敬爱的他那“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关心群众生活。”
　　 母亲因长期吃水芹菜在病人中肿得名列前茅，所以理所当然享受列了“惠民政策”的最高待遇。每天供应她一斤大米加青菜煮熟的“菜稀饭”和五九年的“科研”产品：用大脚板米糠加麦麸子再加少许黄糖搓制而成的“红发丸”一包(约一斤)。
　　 每天只要一放学，我就直朝肿病医院冲。与其说是看望母亲，不如说是去吃“红发丸”、“菜稀饭”。
　　 有一天，三肿三消的母亲背靠床头，把两脚撑成“金字塔”，两端放着她盼望着心爱的儿子早些来吃的“红发丸”和“菜稀饭”。
　　 来到床边，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抓起就啃，端起就喝，不懂事的我哪里知道母亲一口没吞，一砣未吃，现在想起真是愧疚万分，心痛欲裂。
　　 每天供应她一斤，可院长叔叔给她提留了三两，司务长伯伯又挖了二两，炊事员爷爷倒去二两，剩下的由护士阿姨端送给她就只有大半碗了－－因护士阿姨端起一路走一路喝，到母亲床前。这大半碗再由我这不听话的“短命鬼”一口喝干。
　　 可怜善良的母亲骗他的儿子说：“我早吃了。”有天听说母亲要出院了，我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母亲出院后要上山，给我挖“蕨基根”做馍馍了。气恼的是我再也吃不到“红发丸”、“菜稀饭”了。因家里天天吃糠馍馍，屙“算盘子”屎，有时屙不出，痛得直叫唤。就是倒背三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都排不出，只有用女人别头发的“夹夹针”对着肛门钩“算盘子”，有时还钩出了血，好痛啊。
　　 国庆节那天，我去接母亲，喝完了最后一碗“菜稀饭”。
　　 我刚把母亲扶出门，她突然甩开我的手大声说：“快去把‘红发丸’拿来！”
　　 我一口气跑到母亲睡过的病床前，天哪！我心中最红最红的伟大的“红发丸”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
　　 这时只见对面被盖不断抖动，我一把揭开，一个肿得象“氢气球”似的老太婆双手捧着我给母亲那张“向空中要粮”的报纸包着的“红发丸”一边大口地吞，一边朝上面吐口水。完了，我的妈，不说她不还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敢吃了……
　　 从那天起，离开“肿病医院”至今已快五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肿病医院”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在那儿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深深地烙在我每一条记忆的神经线上。